匿名使用者 2014-02-22

最早的也是較重要的一篇是李南卓的《評曹禺的〈原野〉》。他認為“作者有一個一貫的優點，就是技巧的卓越。他的人物性格、對話，都同劇情一起一點一點地向前推移，進行，開展，直到它的大團圓”。 “但同時也就是因為作者太愛好技巧了，使得他的作品太像一篇戲劇”。同時，他指出： “作者有一個癖好，就是模仿前人的成作。《原野》很明顯同奧尼爾的《瓊斯皇帝》（ＴｈｅＥｍｐｅｒｏｒＪｏｎｅｓ）非常相像”。他說，如果說奧尼爾和曹禺都受希臘悲劇影響，都有一種“對莊嚴的氛圍的愛好，——不過這一點在《瓊斯皇帝》如果成功了，在《原野》卻是失敗了”。他還指出，仇虎去謀害焦大星一段，是脫胎於莎士比亞的《馬克白斯》，仇虎用故事的形式來暗示他同焦大星的關係，是模仿《八大錘》裡的《斷臂說書》。在他看來，這些都是不必要的。而《原野》的人物性格“因為過份分析，完全是理智的活動，以致人物卻有點機械，成了表解式的東西，沒有活躍的個性”。他說，《原野》的思想也“不大清晰”，“有點雜亂”；既有“虛無主義的傾向”，又有“集團的意識”；“好像是相信命運，又好像是喜歡一種氛圍”。總之，他認為這是作者的“一個嚴重的失敗”。① 南卓強調了《原野》因模仿而失敗是不公允的。《原野》和《瓊斯皇帝》不同，不但在主題、題材不同，即使在寫法上，他只是借鑑了奧尼爾。曹禺把心理刻畫和外部動作結合起來。後來唐皘指出曹禺的劇作也得力於傳統的文學和戲曲，像京劇和古典詩歌。唐皘說： “《原野》用過類似的手法，仇虎凝視閻王照片時，陰沉沉地從牙縫裡擠出來的仇恨的申訴，焦母摸著本人的輪廓時喃喃唸叨著惡毒的詛咒，都是獨白，都是直接描寫心理活動的自我剖析。”他說，這種以獨白抒寫思想感情的傳統，不僅在古典戲曲裡，在古典詩詞中也有，如屈原的《離騷》就是一篇偉大的獨白。“不過，《原野》藉以塑造人物性格的不僅僅是獨白，更主要的是那些反覆暗示的引人注目的行動——作家利用外部動作由表及裡地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在中國古典小說和古典戲曲裡，運用動作比運用語言更為普遍，《原野》寫抓金子的手，金子要仇虎撿花，很容易使人想起京劇摺子戲如《拾玉鐲》之類的某些場面”。①仔細體味《原野》同《瓊斯皇帝》的神韻、味道是頗不一樣的。 楊晦和呂熒對《原野》的批評，也是持否定意見的。楊晦在他的《曹禺論》中說， “《原野》是曹禺最失敗的一部作品”，“由《雷雨》的神秘象徵的氛圍裡，已經擺脫出來，寫出《日出》那樣現實的社會劇了，卻馬上轉回神秘的舊路”。作家“把那樣現實的問題，農民復仇的故事，寫得那麼玄秘，那麼抽象，那麼鬼氣森森，那麼遠離現實，那麼缺乏人間味。這簡直是一種奇怪現象”。②呂熒認為《原野》是“一個純觀念的劇”，它只是 “寫人與命運的抗爭”，“所要表現的是人類對於抽象的命運的抗爭——一個非科學的純觀念的主題”。③這些否定的意見，後來大多延續下來，甚至寫到教科書裡。 但是，歷史上也有另外一種見解，卻為文學史家忽略了。是一位名叫司徒珂寫的《評〈原野〉》。他說，《日出》體現著曹禺的創作發展到最高峰的路線，但“突然他轉變了努力的方向，從最黑暗罪惡虛偽的都市，轉向到不曾被人注意的而‘值得人的高貴的同情的’ 《原野》來。這個轉變不只曹禺先生作風的轉變，可以說中國文藝風格新轉變的一個契機”。其中值得重視的見解，以為“如以《日出》來和《原野》比較的話，《原野》該是一部更完美的作品，作者在原野中還表現著一個美麗的Ｉｄｅａ，這種Ｉｄｅａ頗值得深思回味”。這值得回味的地方，就是仇虎要金子跟他走，要去的那個“金子鋪的地，房子都會飛”的地方。還說，《原野》是“代表坦白、善良、真理而向黑暗、不公、罪惡來痛擊的”。① 如果說，《雷雨》、《日出》曹禺曾就它們寫過自我剖析和自我辯護的文字；那麼，面對《原野》的批評他沉默了。 其實一部作品，特別是一部有爭議的作品，只要它有著潛在的美學價值，它總是會為人發現出來的。《原野》也許就屬於這種情形，它等候著時間的考驗、藝術規律的抉擇。

匿名使用者 2014-02-22

曹禺的劇作《原野》透過一個復仇的命運悲劇故事，深刻地展示出作家對“人生困境”的困惑以及對神秘宇宙的哲學思考。為了戲劇化地傳達這種認識，《原野》借鑑了西方表現主義的藝術手段，並結合本民族的欣賞習慣，成功地對戲劇文字的敘述方式進行了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