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篆書取得如此成績，非朝夕之事，而是“天時、地利、人和”諸因素促成的。首先，帝王對書法的重視和科舉制度的提倡，帶動了更多的人關注篆書，篆書的應用場合較前代亦有所增加。另有，古文經學的發展、碑誌風行，加之書家新的審美標準也為篆書的復興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機，為循規蹈矩的篆書提供了發展空間。唐代經濟等的繁榮亦為篆書的發展提供了沃土，為書家才華施展提供了物質保障，現具體分析如下：

帝王對書法的重視與科舉的提倡

唐代帝王與公卿大臣，大都重視書法且善書，並多有書跡傳世。唐太宗尤酷愛書法藝術，他大量購置歷代書法書跡，徐浩《古蹟記》雲：“太宗皇帝肇開帝業，大購圖書，寶於內庫。鍾繇、張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書四百卷，及漢、魏、晉、宋、梁雜跡三百卷。貞觀十六年十二日，裝成部帙，以‘貞觀’字印印縫。”可見其對書法的重視，《書後品》雲：“錢毅，小篆飛白，寬博敏麗，太宗貴之。”《宣和書譜》著錄善書帝王有肅宗、代宗、德宗、宣宗、昭宗。他們都能繼承太宗崇尚書學的遺風，示範天下，引領好書之風。所謂上有所好，下必效焉。馬克思曾說過：“統冶者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佔統冶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佔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唐代帝王之中玄宗、肅宗、代宗等都習篆書，如《碑帖敘錄》載：“《代國長公主碑》唐玄宗李隆基篆額。”《金石錄》載：“《唐工部尚書來曜碑》肅宗篆額。”另有，《石臺孝經碑》篆額，天寶四年（公元七四五年立），由唐玄宗李隆基親自作序、註解並書寫，李亨篆額。結體工整，字跡清新，秀美多姿。據《金石録》載：“《唐慈恩寺常住莊地碑》，大曆六年代宗篆額。”他們不僅躬身實踐，而且還大力倡導，推動了書法藝術的繁榮與發展。此外，帝王亦注重學校、教育、科舉制度的推行，唐代中央官學有“六學二館”。《唐六典》卷二十一載：“國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焉：一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六學中專設一門書學，足以體現書法的重要性以及官學對書法的重視。書學作為唐代學府中六門學科之一，要求應試者必須是“楷書遒美”，銓選人才則以“身、言、書、判”為標準，同時，唐代還沿襲前朝例制，設定了專門培養書法人才的弘文館機構。李世民曾下詔京師五品以上的官員必須到弘文館學習書法，並委任當時的書法名家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為弘文館書學博士，教授書法。從書法教育教學內容看，以《孝經》和《論語》為必修課，以《石經》、《說文》和《字林》為專修課。《新唐書．選舉志上》卷四十四載；“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兩歲，《字林》一歲。”《石經》即魏正始三體石經，以古文、篆文、隸書三體寫成，或稱三字石經。《說文》即東漢許慎著《說文解字》，包括篆文和古文。《字林》為晉呂忱著，體例同《說文》，補入《說文》若干未收之字，今已亡佚。此書學學業完成後，參加國子監考試，合格者經祭酒審定，參加省試。登科後經吏部銓選，即以九品下階銓敘官職。唐朝設立科舉，使得大批不用賜姓的進士可以進入上層社會。所謂科舉，又稱“科第”或“科選”。科舉有常科和制科之分。唐代的常科考試科目繁多。據《新唐書·選舉志上》載：“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明字亦稱明書，即書學。關於明書科的考試內容，《冊府元龜》中載：“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口試無嘗限，皆通者為第。”《唐六典》載：“凡明書，試《說文》、《字林》，取通訓詁兼會雜體者為通。《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兼口試，不限條款。”《新唐書·選舉志上》載：“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為第。”初唐書家，由隋入唐者，如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都是科第出身，其後的很多有名書家也由科第出身，如中進士的賀知章、顏真卿、薛稷、柳公權，由明經入選的徐浩，亦有李陽冰、唐元度不能斷明出身者。科舉制度保證了書法的發展，尤其對於《說文》、《字林》的廣泛涉及，更使篆書的地位得以提高與加強。進而促進了篆書的發展和繁榮。

介於帝王的特殊地位，使得古代書跡無論在收藏儲存，還是在複製、傳拓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就。帝王將收集而來的名跡，命人審定、裝裱，於民間幾乎不會被如此保護。唐代重要文教機構都設有專職紙匠、裝潢匠，例如：門下省給事中掌奏抄，下面管轄“修補制敕匠五人，裝潢一人”；弘文館校書郎下管轄“熟紙裝潢匠八人”；中書舍人下管轄“裝制敕匠一人，修補制敕匠五人”；集賢院有“裝書直十四人”，“拓書六人”；秘書省直管轄“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十人”。朝廷組織專家，對優秀書跡進行復制，使得法書得以在一定範圍內流傳。這不僅使得當時的知名人士有機會從名跡中學習，而且，大大增加了名作在史上流傳的機會。其中各種書體都得到了相應的發展和普及，唐代篆書雖不能與楷、行、草相抗衡，但卻具有不可磨滅的影響和發展潛力，使得更多的書家潛心鑽研，爭風學習。所有這些因素都為篆書的發展與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進而，在高宗、武后年間，社會上已經出現了一批於篆書、隸書頗有造詣的書家，如盧藏用等。篆書、隸書有了一定的社會基礎，在開元、天寶及以後，出現了更多以篆書、隸書聞名於世的書家，如韓擇木、梁升卿、李潮、李陽冰、瞿令問、徐浩等，篆書碑刻數量亦與日俱增，對此，於《金石錄》中可以得到印證。該時期的篆書書跡，已頗具法度，且藝術性較強，逐漸擺脫了漢末以來多體混雜、篆書衰微的局面。與秦漢先前的篆書相較，儘管還存在柔軟姿媚的弊病，但也屬難得之復興。唐代不僅要求世人研習書法，對深處內宮的宮人也設定內教博士教習書法，有楷書二人、篆書一人、飛白書一人負責之。可見篆書在唐代的普及與重視。在唐代的書學教育中，“小學”佔據了重要的地位，“小學”教育的推行，使古文字得到廣泛推廣。而其中的文字學，對篆書等古體的掌握尤為重要，在客觀上使文士們對篆書有了全面及深入的瞭解，進而促進了篆書的復興。另外，經濟的發展也為篆書的復興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

古文經學

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是西漢末年形成的經學研究中的兩個派別。所謂“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兩種字型。“今文”指的是漢代通行的隸書，“古文”是指戰國時的六國文字，與漢代通行的隸書不同。自西漢晚期開始，劉歆校理秘籍，並建議朝廷設定《古文尚書》、《毛詩》、《逸禮》、《春秋左氏傳》博士，遭諸儒反對，劉歆便寫了《移讓太常博士》一文，從此開始今古文經學之爭。今古文學之爭雖始於西漢末年，但其爭鬥的高峰卻在東漢。在這場鬥爭中，古文經學日益抬頭，在民間流傳甚廣，並逐漸佔據優勢。王莽篡漢建立新朝後，劉歆為國師，號“嘉新公”，古文經學得立於學官。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爭論於唐代出現了兩個代表人物，孔穎達和賈公彥。唐太宗詔使國子祭酒孔穎達統一異說紛紜的南北經說，撰定《五經正義》一百八十卷，使明經取學者屏棄今古文的門戶之見，自出新意。賈公彥的代表作品是《周禮註疏》、《儀禮註疏》。這些作品最大的特點為混合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的論述與論據，把二者的矛盾加以調和。

古文經傳重通小學，明詁訓，古文經學者對文字、音韻、訓詁作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學術觀點，撰為著述，如揚雄著《方言》，許慎著《說文解字》等，皆有相當程度的科學性。古文經學的發展促進了小學的建立，由於古文經學重文字、訓詁的研究，漢以後，小學又稱訓詁之學。古文經學興盛，成為魏﹑晉﹑六朝﹑隋﹑唐研究經學的主流。進而小學在六朝隋唐時代也隨之發展。另外，唐代書法兼及小學，很多書家都兼善篆書。李陽冰以小學著名，有“倉頡後身”之譽。舒元輿《玉箸篆志》所謂“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相（李斯）有倍”者，堪稱有唐一代之“字寶”。另有唐元度精小學，能作古文、大篆、小篆等十體書。唐元度，《宣和書譜》卷二載：“精於小學，動不離規矩；至於推原字畫，使有指歸，橫斜曲直，偏旁上下，必就楷則。考其用意精深，非特記姓名而已。真可列於六藝，施之後學，得以模仿。故作《九經字樣》，辯證謬誤。又為十體，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薤葉、曰垂針、曰垂露、曰鳥書、曰連珠，網羅古今繩墨，蓋亦無遺。然責其疏放縱逸，則非所長。太宗時待詔翰林，論書最詳。惜其出於法中，而不能遺法以見意，是以議者譏其太膠雲。今御書所藏書四：篆書《千文》，正書《論書》，《十體書》二。”唐代不乏精研小學之人，對小學的精研，同時也加深了對篆書的瞭解和學習，致使篆書在相當範圍內得以普及。正是古文經學以及小學的發展，使得唐代篆書在衰微已久的情況下煥發新的生機。另外還有魏《石經三體》對唐篆的影響，其碑文用古文、小篆和漢隸三種字型寫刻，石經刻有部分《尚書》、《春秋》和部分《左傳》，均為古文經學研究範圍。其中三體石經中的篆書用史籀、李斯、胡毋敬的書體，堪稱一絕，成為後代學習臨摹的物件，直至唐代，唐人仍以《三體石經》為拓本，進行學習。

碑誌風行

碑，廣而言之，乃所有文字刻石之總稱，囊括刻石、摩崖和墓碑等數種形制。最初石碑上並無文字，不具紀念意義。後來人死入葬時，於墓坑旁樹立石碑，並鑿孔於碑上，用以繫繩徐徐下棺。自東漢起，人物碑銘的鐫刻開始出現，“立碑述德”開始出現並與日俱增。上自皇室，下至庶民，紛紛樹碑，以之留名。對此，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記載說：“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兩漢時期墓前立碑已成習俗，碑文多鴻篇鉅製。東漢末年，曹操曾嚴令禁碑，東漢時立碑奢靡鋪張，人們競相立碑留名，且互相標榜，掩蓋了真正的高風亮節，且此風巨甚，隱患多多。其後魏晉兩代亦因循此令，故而世間墓碑日漸缺稀。《宋書·禮志二》載：“漢以後，天下送死屠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晉之際廢厚葬、禁立碑，於是地上之碑轉入地下，促使了墓誌的迅速發展。至北魏時，方形墓誌成為定製。定型後形制為兩塊等大之正方形石版，上下重疊。刻有銘文者在下，為底，刻碑額內容者在上，為蓋，刻有標題，即某朝某官墓誌，有些尚飾有花紋、神像，蓋文多為篆書，故又叫“篆蓋”。

南北朝時期埋志之風，成為社會習尚，墓誌完成了轉化而走向成熟。禁碑之令廢除後，此風仍不改，從而造成墓碑矗於地上，而墓誌藏於地下之格局，隋唐之際是碑和墓誌的高峰期。唐碑多用楷書、隸書、行書書寫，亦有用篆書書寫之碑，如《美原神泉詩碑》，而碑額多用篆書、隸書書寫，據筆者統計唐代篆書碑額作品乃至整碑篆書作品共計約兩百七十餘件，遠遠多於前朝。但與唐代墓誌相較，還在少數。墓誌在唐代最為繁盛，數量遠勝六朝，至今見於著錄者即有兩千餘種，僅張鍅的《千唐志齋書畫石刻集》所錄即達1250種，均雕刻精細，言辭華美，書法精妙，墓主身份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商賈庶民，故而墓誌銘文成為重要的文獻資料。墓誌流行中，墓誌書法與時代書風同步，反映了時代書法的演變軌跡，為我們研究書法的歷史提供了豐富而寶貴的資料。唐代墓誌是唐代民間書法興盛的體現。墓誌書法涉及楷書、隸書、行書、篆書四體。書體以楷書為多，也有隸書和行書，而志蓋多用篆書。據筆者統計唐代篆書志蓋的作品就有一千餘件，在後面附以詳細的表格，便於對唐代篆書有更全面、深入的瞭解。唐代書法的繁榮並非區域性，而是全方位的，從書法創作的數量、質量及規模，書法風格表現以及書法理論研究等諸多方面均呈現出繁榮的景象。

書家的努力

唐朝結束了分裂和內戰，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均至鼎盛時期。國力強盛，安定團結，南北交流，互取所長，中外貿易發達，產生了中外文化的大交流和大融合，打破陳規舊俗，造就了盛唐之際的社會氛圍。國家的強大成為士人昂揚的精神支柱，書法創作愈加活躍，名家輩出，名跡不絕於縷。唐代篆書有兩種型別：一是銘石大字，碑、碑額、墓誌蓋、摩崖均有，以玉箸法最為普遍。玉箸，指小篆線條渾圓、粗細勻一者，李陽冰擅長。二是小字墨跡，垂畫出鋒，狀若懸針。後代名家寫各體《千字文》，亦或用此法。

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專攻篆書，取法李斯，創“玉箸篆”，“玉箸篆”，篆書的一種。筆畫勻稱、纖細，結構端整、字形略長，其書寫線條形如玉筯（筷子），其自秦代始，唐代齊已《謝曇城大師玉筋篆書》詩稱：“玉筋真文久不興，李斯傳到李陽冰。”後人論書，將用筆圓渾遒勁的其他字型亦稱為“玉筋”。李陽冰在玉箸篆基礎上另有創新，較之更瘦更長，形如鐵線，稱為“鐵線篆”。“鐵線篆”用筆姿媚，筆畫首尾粗細圓勻，因筆畫纖細如線，挺勁如鐵絲，被人們稱為“鐵線篆”。“鐵線篆”取勝於筆法，李陽冰小篆兩頭齊，並非切出來的，而是中鋒所致，李陽冰用硬毫中鋒，於筆尖處下墨，墨色不勻，才能看出筆法。懷素《自述帖》引首李東陽篆書與李陽冰篆書完全不同，其寫篆，墨色均勻，用的不是中鋒，一定是篤筆。李陽冰篆書筆法精到，呂總評其書謂：“若古釵倚物，力有萬鈞，李斯之後，一人而已。”，李陽冰一出，唐代學篆者更多，很多書家甚至學篆不先前代人入手，而直接學習本朝名家。陳槱《負暄野錄》雲：“小篆，自李斯之後，惟陽冰獨擅其妙。常見真跡，其字畫其止處，皆微露鋒鍔。映日觀之，中心一縷之墨倍濃。蓋其用筆有力，且直下不敧，故鋒常在畫中。此蓋其造妙處。江南徐鉉書亦悉爾，其源自彼而得其精微者。”

另有史惟則、瞿令問、袁滋等知名篆書家。史惟則、瞿令問繼李陽冰“鐵線篆”後，又作新體，所出於曹喜“懸針篆”，使唐代篆書更加豐富。“懸針篆”，南朝宋王惜音《文字志》載：“懸針，小篆體也，字必垂畫細末，細末纖直如懸針。”相傳，漢代曹喜工篆隸，善懸針垂露之法，均曹喜所制。史惟則《管元惠碑額》為典型的懸針篆，此碑額篆書，幾乎不以古樸雄厚見稱，而以華美見長，裝飾性強，反映一種新的審美風尚。另有瞿令問的《峿臺銘》亦為懸針篆之風，此篆書細弱飛動，筆端飄逸，與玉箸篆迥然不同。黃庭堅《遊愚溪》詩云：“下入朝陽巖，次山有銘鐫。

鮮石破篆文，不辨瞿、李、袁”，瞿令問、李陽冰、袁滋，三人並稱，瞿令問、袁滋的篆書，與李陽冰相比肩，為世所重。正是這些主流書家的帶動和影響，使得更多的人學習篆書。使得唐代篆書發展迅速、成績顯著。此二人雖繼承李陽冰，卻自有創意，且成果顯著，實屬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