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8oMt 2013-11-30

老闆的話應該聽多少 前不久到長春開會，之前聽人說那裡的韓國烤肉很地道，我就說開完會我請大夥兒去吃韓國烤肉吧。於是，當地同仁很熱心地找了一家，結果卻讓我在尷尬之餘大失所望——其實，烤肉是三五好友邊烤邊燙著嘴下口才有意思，我們人多，一個房間兩個爐子根本不夠，只能請人在一旁烤好了弄上桌，結果把幾個服務員搞得手忙腳亂不說，肉還沒上桌就都冷了，感覺特沒勁。我想，那天要不開口，人說不定會帶我們去吃更有特色的大骨頭之類。看來，老闆真是不能亂出主意。 還有一次，工廠鬧鼠患，我隨口說了句要不要養貓，意思就是請廠務想法子滅鼠，沒想到有人真給弄了兩隻貓來，結果貓養得肥肥胖胖，跑都跑不動，就別說抓老鼠了。 老闆固然見多識廣，但往往也因站得太高，對現實情況掌握得不如一線人員。多年前我們公司參與一個投標，因為專案太重要了，我便親自介入，連報價都自己拍板，結果灰頭土臉打了敗仗。事後反省，可能是由於我的高度關注，讓一線同仁過於緊張，縱使有些想法，也因“老闆都發話了，只能聽他的了”而不敢表露意見，結果束手束腳，坐失商機。事實上， 打仗本就是動態的，戰場瞬息萬變，唯有前線臨敵的戰將才能掌握情況，拿捏分寸，及時反應 。當年曾國藩打太平天國，已經把南京包圍得像鐵桶一樣，自己卻始終坐鎮安徽，把前線攻城的任務交給九弟曾國荃。有人認為曾國藩是故意把功勞讓給幼弟，我卻認為他是基於對自己和九弟的認識，而刻意選擇不同的角色扮演。 曾國藩早年帶兵打仗是屢戰屢敗，甚至差點投水自盡。但他為人穩健慮深，善於制定大戰略、大方針。他制定了“欲拔根本，先剪枝葉”的作戰方針，逐一攻破城外據點，然後才合圍南京。曾國荃則善於帶兵攻堅，而且常有自己的想法。兩兄弟彷彿劉邦與韓信，一個是善於“將將”的戰略家，一個是善於“將兵”的戰術家。戰略上，韓信執行的是劉邦迂迴攻魏、趙、齊，再南下合圍項羽的戰略；但在作戰時，韓信則能獨立自主，充分發揮他的戰術天才，卒成大功。 不論曾國荃還是韓信，都能 在戰場上堅持自己的做法，並不全聽老闆的節制，是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有個日本人寫了一本書《你看！優秀的人這麼想》，書中是這麼說的：“ 上司的話只聽一半就好 聽政策、聽目標，至於具體的做法，則不妨自己拿捏。 這不是公然鼓勵“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嗎？其實不是，因為 企業經營本就應該兼顧大方向的一致和執行的靈活 。麥克阿瑟之所以被撤職，是因為他公然對抗總統的大戰略。否則，杜魯門也不至於沒有雅量，容忍不了這位不世出的軍事奇才。就基層員工和中層主管來說，要贏得上司和團隊的信任，最重要的不是緊抓著老闆的話頭當聖旨，把自己弱化成執行的工具，而是要不斷練習，把自己放在上司的立場上來思考：部門的方向在哪裡？目標是什麼？然後去設想方案和行動 。這樣，經常懷抱老闆意識，站在老闆的立場來看問題，那就不容易成為溫水中被煮的青蛙了。 就公司的最高管理階層而言，也要注意多培養 下屬的老闆意識 。理由是：凡未能站在老闆的立場來獨立思考，只是跟隨上司腳步唯唯諾諾的人，終難成為擔負重任的棟樑之才。 近兩年來，我們編年度預算時要先看“十年線”­——先回顧五年，再依據市場資料向後展望五年——結果比以前輕鬆多了。以往每年編預算，都需要由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來回修改許多次。因為業務單位總希望將銷售、利潤編得保守些，支出費用編得寬鬆些，於是不免要與總部來回討價還價。用上十年線的工具後，年度預算合理得多，大家也不太需要就“私房錢”來回攻防，效果令人鼓舞。 所以說，老闆其實真不是那麼好當的。現在一般都把老闆的“板”寫成“板”，好像老是板著個臉就行。但“板”字的繁體字“闆”是門裡三口人，也就是說， 編預算時能考慮到外在的環境壓力和內在的成長壓力，大家才會自我要求、深入探尋開拓之道，而不只是編一些數字來應付上級。如果各分支機構、業務部門的主管都能把自己當成老闆，除了關注收入、利潤、客戶需求外，還會考慮到資金（如應收款、存貨等）對經營活動的制約，從全域性的高度來提升經營管理的水平，那麼僅靠一次“自下而上”的行動來確立預算，也就不難了。因為，大家所想的，就是老闆所想的。 把自己當成老闆來想，那就對了。作者簡介：王其鑫先生1981年畢業於臺灣大學經濟系。 1986年在美國伊利諾大學（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獲企管碩士（MSBA）。曾擔任美商花旗銀行副理、臺灣第一信託副理、美商永信證券協理，以及臺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特別助理等職。1992年舉家遷至上海，負責組建上海中達-斯米克電器電子有限公司（2002年改名， 2003年改制，成為中達電通股份有限公司），並擔任董事總經理職務至今，全面負責公司的經營管理。在其領導下，中達電通在中國大陸設立了35個分支機構，憑藉綿密周到的服務網點和信實可靠的企業文化，得以在開展業務十七年來保持45%的年平均成長率。 2006年起，兼任臺達環境與教育基金會中國大陸首席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