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ujie3251 2017-01-18

《史記》記載

夷王逝世後，兒子厲王胡繼位。厲王登位三十年，貪財好利，親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規諫厲王說：“王室恐怕要衰微了！那個榮公只喜歡獨佔財利，卻不懂得大禍難。財利，是從各種事物中產生出來的，是天地自然擁有的，而有誰想獨佔它，那危害就大了。天地間的萬物誰都應得到一份，哪能讓一個人獨佔呢？獨佔就會觸怒很多人，卻又不知防備大禍難。榮公用財利來引誘您，君王您難道能長久嗎？做人君的人，應該是開發各種財物分發給上下群臣百姓。使神、人、萬物都能得到所應得的一份，即使這樣，還要每日小心警惕，恐怕招來怨恨呢。所以《頌詩》說：‘我祖后稷有文德，功高能比天與地。種植五穀養萬民，無人不向你看齊。’《大雅》說：‘廣施恩澤開周業。’這不正是說要普施財利而且要警惕禍難來臨嗎？正是因為這樣，先王才能建立起周朝的事業一直到現在。而如今，君王您卻去學獨佔財利，這怎麼行呢？普通人獨佔財利，尚且被人稱為是強盜；您如果也這樣做，那歸服您的人就少啦。榮公如果被重用，周朝肯定要敗亡了。”厲王不聽勸諫，還是任用榮公做了卿士，掌管國事。

厲王暴虐無道，放縱驕傲，國人都公開議論他的過失。召公勸諫說：“人民忍受不了您的命令了！”厲王發怒，找來一個衛國的巫師，讓他來監視那些議論的人，發現了後就來報告，立即殺掉。這樣一來，議論的人少了，可是諸侯也不來朝拜了。三十四年，厲王更加嚴苛，國人沒有誰再敢開口說話，路上相見也只能互遞眼色示意而已。厲王見此非常高興，告訴召公說：“我能消除人們對我的議論了，他們都不敢說話了。”召公說：“這只是把他們的話堵回去了。堵住人們的嘴巴，要比堵住水流更厲害。水蓄積多了，一旦決口，傷害人一定會多；不讓民眾說話，道理也是一樣。所以，治水的人開通河道，使水流通暢，治理民眾的人，也應該放開他們，讓他們講話。所以天子治理國政，使公卿以下直到列士都要獻諷喻朝政得失的詩篇，盲人樂師要獻所映民情的樂曲，史官要獻可資借鑑的史書，樂師之長要獻箴戒之言，由一些盲樂師誦讀公卿列士所獻的詩，由另一些盲樂師誦讀箴戒之言，百官可以直接進諫言，平民則可以把意思輾轉上達天子，近臣要進行規諫，同宗親屬要補察過失，樂師、太史要負責教誨，師、傅等年長者要經常告誡，然後由天子斟酌而行，所以事情做起來很順當，沒有錯誤。民眾有嘴巴，就如同大地有山川，財貨器用都是從這裡生產出來；民眾有嘴巴，又好像大地有饒田沃野，衣服糧食也是從這裡生產出來的。民眾把話從嘴裡說出來了，政事哪些好哪些壞也就可以從這裡看出來了。好的就實行，壞的就防備這個道理，就跟大地出財物器用衣服糧食是一樣的。民眾心裡想什麼嘴裡就說什麼，心裡考慮好了就去做。如果堵住他們的嘴巴，那能維持多久呢！”厲王不聽勸阻。從此，國人都不敢說話，過了三年，大家就一起造反，襲擊厲王。厲王逃到彘。

厲王的王太子靜被藏在召公家裡，國人知道了，就把召公家包圍起來，召公說：“先前我多次勸諫君王，君王不聽，以至於遭到這樣的災難。如果現在王太子被人殺了，君王將會以為我對他們記仇而在怨恨君王吧？待奉國君的人，即使遇到危險也不該怨恨；即使怨恨也不該發怒，更何況待奉天子呢？”於是用自己的兒子代替了王太子，王太子終於免遭殺害。

召公、周公二輔相共理朝政，號稱“共和”（前841）。共和十四年（前828），厲王死在彘地。太子靜已在召公家長大成人，二輔相就一塊兒扶立他為王，這就是宣王。宣王登位之後，由二相輔佐，修明政事，師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遺風，諸侯又都尊奉周王室了。十二年（前816），魯武公前來朝拜天子。

方法

1

在政治上，厲王改變了周、召二公“世為卿士”的慣例，起用了在經濟、軍事上有專長的榮夷公和虢公長父。這一做法自然遭到了貴族們的強烈反對。被認為是召穆公哀傷周室大壞的詩《蕩》，就抗議厲王用“貪暴”之人而不用“舊章舊臣”。“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意思是：你（指周厲王）的品德不明，因此不知道誰做輔佐，不知誰做公卿。然後話鋒一轉，用訓誡的口吻講起了歷史：“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大意是：殷的滅亡不能怨上帝，是殷王不用舊臣的緣故。而“你”現在的做法可是有殷這個“典型”的。這類意見還見於《詩·大雅·板》中：“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意思是王族及世族的子弟才是國家的棟樑。詩中一再強調“大邦”、“大宗”， 意在不要打破舊的政治秩序。《詩序》說：“《板》，凡伯刺厲王也”，鄭箋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為卿士”。魏源還認為這個凡伯就是共伯和。無論其是否為共伯和，但其人為“周同姓”的大族是確定無疑的，而且曾一度入為王朝的卿士高官，顯見其本人在“大邦”、“大宗”之列。不過，其寫詩時大概是已經被厲王撤換了，其怨憤之情，排遣入詩。《詩·大雅·桑柔》：“告爾‘憂恤’，誨爾‘序爵’”。這是另一勳貴大臣芮良夫告誡厲王，讓他小心謹慎，讓他優待功臣宿舊，給他們以爵位。

在經濟上，厲王力圖振興殘破的王室經濟，他抓住了“專利”和農業這兩個主要環節。

《國語·周語》：“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這是芮良夫對周厲王所作的諫言。歷來認為是芮良夫“反對封建君主與貴族壟斷山林川澤的生產”。實則西周時代的山林川澤早巳為各級貴族所有，厲王的“專利”決不是“壟斷”的意思，更談不上“與民爭利”，倒是他從貴族佔有的山林川澤中規定了若干項向王室交納的“專項”物質財富，一一對此時人已有論述，本文不擬深論。芮良夫明確指出“今王學專利”，“學”就是講厲王要在貴族的山林川澤中規定專項的貢賦稅收之類的內容。胡寄窗先生說芮良夫“代表了自由小工商業者利益”，這是正確的評價。《逸周書·芮良夫篇》有相似的記載。（芮良夫）戒執政同僚說：“道（導）王不若（順），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又說：“今執政小子惟以貪諛事王，不勤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力單竭，手足靡措，弗堪載上，不其亂而？” “今爾執政小子不圖大□，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知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術，惟曰哀哉！”芮良夫稱同僚為“執政小子”，說明執政者為中年以下的人，在厲王時代的“執政小於”很可能就是榮夷公。從語氣上看顯然是以勳舊宿臣的口吻訓誡後進的，指責的內容為“專利作威”、“以貪諛事王”。這主要是針對榮夷公幫助厲王在經濟上採取了打擊貴族經濟以加強王室經濟的改革措施。而其中的“爵以賄成”則說明爵位的授予開始有了功利主義的傾向一一用金錢出賣爵位以解決王室經濟的困難了。

2

重視農業是厲王改革的又一項重大措施。《詩·大雅·桑柔》：“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惟寶，代食維好”，大意是：你厲王只知道抓農業，以“稼穡”為國寶。正是厲王發展農業的有力佐證。

在軍事上，厲王力圖改變周邊少數族屢次入侵的狀況，解決積弱之弊。他派虢公長父在南方作戰：“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 《古本竹書紀年》 ）。這是厲王即位三年時的情況：淮夷已進逼到洛邑，已為周王朝的大患，但由於國力不強，故虢公長父不能取勝。經過幾年的振作之後，大概是取得了一些軍事勝利的，然而史書無載，此不好斷言。不過從《史記·楚世家》中可以透露一些訊息：“當週夷王之時，王室微，……熊渠甚很江漢間民和，……乃立其長子康為句宣王，中子紅為鄂王，……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這就告訴我們，在江漢間強大的熊渠，在夷王時即已稱王。但到周厲王改革後，周王朝強大震攝四方。絕非即位初期連一個淮夷都不能制伏的狀況了。不然，僅因為他的“暴虐”，面對實際上積貧積弱的周王室，熊渠怎麼能“畏其伐楚”而自動取消王號？熊渠必不怕紙老虎的。而且“亦去其王”的“亦”字，說明楚去王號前一定有好些諸侯在強大的中央軍事勢力下被擊敗，退而臣服，熊渠見了自然畏懼。

在法律上，厲王採取加強法制的措施。這在先秦以來的儒家觀念中就是行“暴政”了。周厲王在宗法觀念極強的時候，為了保證經濟、政治上的改革，竟不惜使用了高壓手段：“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史記·周本紀》）。應注意的是：“以告則殺之”的標準是什麼？是無故濫殺嗎？顯然不是的。早在穆王時已制訂“五刑之屬”據說有三千種之多，厲王行法，不必草創：刑罰三千，量一“誹謗”之罪必有所本。厲王用法制來維護“革典”的進行，不會僅用衛巫一個人，很可能是以衛巫為首的一個執行法律的特別機構。因為明顯不過的是：衛巫一入能監視多少“謗者”？可以推斷：衛巫手下的人散在京城中監視在公眾場合發表議論的“國人”，而衛巫本人及其親信則可能留在宮廷周圍監視官吏中敢對新政提出不同意見的人。由此可見，厲王為了確保“革典”的進行，採用簡單、幼稚粗暴手段的，被反對派（不妨說是保守派）用來指責其行“暴政”，上下唾罵幾千年了。然而，厲王的“暴”不過是人們抽象出來的“以告則殺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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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厲王的功過是非

為了維護政權，任何一個統治者都會殺人，只是程度不同罷了，為什麼厲王則獨享此名？與歷史上的另幾位著名昏君比較一下，就會發現問題：

人們對桀、紂的結論是有具體內容的：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史記·夏本紀》）；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以酒為池，縣肉為林”（《史記·殷本紀》）。追求個人糜爛的生活，是一切昏暴帝王的共同點，然而對於厲王，《國語》只載其“虐”，沒有一種記載涉及到其個人生活的奢侈腐化、濫用民力的情況。到清代，魏源的說法更集中地概括了幽厲二王的情況， 《詩古微》說： “幽厲之惡，無大於親小人，而幽則豔妻、奄寺，皆傾惑柔惡之人；厲則疆御、掊克、皆爪牙剛惡之人”。古人稱西周昏王，向以幽厲並稱，而以幽居前，於貶損之中，尚稍有區別，因為幽王的罪惡比厲王具體得多。魏源說的“疆御”，指的是厲王的卿士、主管軍事征伐的虢公長父；所說的“掊克”，指的是厲王另一卿士、主管財政的榮夷公。稱二人為“爪牙剛惡之人”，倒說明了厲王的這兩個心腹在推行改革時的堅決態度。

由上所知，周厲王是一個面對“積重難返局面”的改革家，他在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方面都進行了改革。但他的對立面是強大的就貴族，加之他沒有經驗（因為是第一人，因此他不可能向前朝借鑑什麼），改革的牽涉到了過多人的利益，以至於貴族不滿，連“國人”也反對。他進行了一場失敗的改革，但他的經驗教訓對後代的改革者是大有益處的。

方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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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厲王改革何以夭折

中國歷史文獻記載最早的“改革家”應是周厲王，不過，他卻是以“反面人物”載入史冊的。周厲王是西周第十位王，在位37年。史家對周厲王的唯一好評是“中國最早的改革家”，卻因其“改革”導致身敗名裂，成為歷史上著名的“暴君”。

西周從昭王起就已“王道微缺”（《史記·周本紀》）了，到周夷王時，出現了“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史記·楚世家》）的局面。厲王面前只有兩條路——維持現狀不改革，等死！或者改革，拼死走出困境。

為了振興王室經濟，厲王繼夷王位不久，就起用“善於理財”，時稱“好利而不知大難”的榮夷公做“卿士”。榮夷公的經濟改革政策有三：一是下令將山林川澤收歸國有，不準平民採樵漁獵；二是出售爵位官職，從富人手裡取財；三是取締平民開墾的“私田”，並從平民原有份地上增加稅收。強行剝奪貴族經濟資源動搖王室的政治基礎，失去上層社會支援。賣官鬻爵出賣權力合法性和王朝權威，破壞吸納人才的正常渠道，降低了官員素質，敗壞吏治，中層成為腐朽的斷層。貪官行政必然破壞規則，扭曲政策，以權謀私，使改革失去正義性，喪失道義和人心。強行剝奪貧民資產，橫徵暴斂，民不聊生，底層成了民怨沸騰的火山。榮夷公目光短淺的經濟政策使王室單方面得到實惠，而普通貴族、平民均成了改革受害者，導致群起而攻之。如此改革，形同自殘。

在軍事上，厲王力圖武力解決以楚為首的稱王稱霸諸侯，重振王室的主導地位，改變周邊少數民族屢次入侵的狀況，解決積弱之弊，為此，他派虢公長父在南方作戰。改革需要長期和平，相對穩定的內外環境。周厲王在經濟實力不足，內政不穩，遇到重重阻力的情況下發動對諸侯和部落的戰爭，不但加劇了財政困難，而且進一步惡化了內外環境。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優先實現中原地區和平崛起，綜合運用政治協商、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解決諸侯問題，用外交手段解決周邊紛爭，透過區域性戰爭消除最主要的軍事威脅。厲王內外樹敵，如玩火自焚。

厲王為了確保“革典”的進行，採用粗暴手段對付反對派（保守派），“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史記·周本紀》）。衛巫手下的人散在京城中監視在公眾場合發表議論的“國人”，衛巫本人及其親信則在宮廷周圍監視官吏中敢對新政提出不同意見的人。高壓手段取得短期效果，國人敢怒不敢言，“道路以目”。周厲王十分得意，自以為“吾能彌謗矣”。召公看到普遍積怨潛在的政治危機，勸告厲王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必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國語·周語上》）周厲王不聽，繼續倒行逆施，終於引起“國人暴動”。厲王的簡單、幼稚、粗暴的做法無異於自殺。

社會改革涉及社會各個層面，沒有普遍共識的改革很難成功。利益格局調整勢必引起不平衡，不滿意，“謗王”是貴族、官吏和民眾對“革典”的正常反應。理智的做法應該立足於解放思想，微調漸進，先易後難，順勢而為。不同意見未必都是錯誤的，對“謗王”應該虛心聽取，分類疏導，化解怨恨，以高壓對待勢必導致群情激憤。厲王充當朝野公敵，簡直就是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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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厲王改革的“死穴”在於沒有認識到“王室一統”與“諸侯自治”積累的深層次矛盾。武王克商以後，對廣大的東南地區實行“分封親戚、以藩屏周”的政策，建立諸侯國。統一的國家必須軍權集中，諸侯地方軍先變成諸侯爭霸的工具，最後成為威脅中央的刀具。在分封制下，諸侯的政治身份存在邏輯矛盾。在中央王朝看來，諸侯的權力來自王朝，國相由朝廷委派，諸侯應是朝廷的派出機構，諸侯必須聽從王命，朝貢納稅。在諸侯看來，我是自治地方，我的地盤我做主。諸侯王的家族特權、個人權力與王朝權威之間存在倫理矛盾。諸侯家族的自治權系成王所封，世襲罔替，諸侯後代繼承父輩權力，並非朝廷任命。諸侯王位世襲制架空朝廷分封的“派出”性質。權力只為其來源負責，世襲諸侯王對成王之後周王的政治感情、忠誠度和責任心逐代衰減，諸侯逐漸離心離德，藐上，抗上，直至犯上作亂。

各級政府事權應與財權對應。實際上，周王室與諸侯的事權與財權關係不清，諸侯的財權沒有限度，對上義務不明確。諸侯向本地百姓徵稅，周王朝分配給諸侯的賦稅任務又被諸侯分攤給百姓，結果是百姓沒少繳，中央沒多得。諸侯經濟惡性膨脹，個別野心勃勃的諸侯王暗中擴充軍隊，尾大不掉。強勢諸侯的軍事經濟擴張迫使其他諸侯為自強自保而擴張軍力，中央王朝無力制止諸侯之間的武力爭霸，弱勢諸侯得不到王室保護，被迫結盟互保，王室失去權威，必然衰微。

厲王改革的首要任務是政治體制改革，適時“削藩”，實行中央集權制，或者中原地區與諸侯國“一國兩制”，或者實行軍事外交集權，人事、財政、法制縱向分權的“聯盟制”。厲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粗淺改革沒有兼顧王朝與諸侯、平民三方面的利益，以中央王朝利益和需要為宗旨的單方面改革政策很難行得通。

“王道微缺”，周厲王不願等死，本想拼死殺出一條血路，走出困境，結果決策不當，拼死成了找死，一場“國人暴動”結束了他的改革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