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使用者2006.07.15 00:00 回答

朱熹 朱熹（1130－1200），字元晦，號晦翁、晦庵，雲谷老人、滄州遁叟等。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後居福建建陽。十九歲進士及第，仕至寶文閣待制。他是南宋著名理學家，世稱“朱子”。其秉性剛直，著述宏富。明陶宗儀《書史會要》：“朱子繼續道統，優入聖域，而於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筆即沉著典雅，雖片縑寸楮，人爭珍秘，不啻興圭壁。”書法初學漢魏崇尚晉唐，主張復古而不泥古，獨出已意，蕭散簡遠，古澹和平，非流俗所敢望，大有晉人風致。 南宋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僑寓建陽（今屬福建）崇安，後徙考亭。其父朱松，進士出身，歷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職，因反對秦檜妥協而出知饒州，未至而卒。此時朱熹14歲，遵父遺命，師事劉子□等人。 紹興十八年（1148），朱熹中進士，任泉州同安（今屬福建）主簿，聚徒講學，後罷歸，監潭州（今湖南長沙）南嶽廟。孝宗即位，朱熹上書反對議和。隆興元年（1163）被召見，復言主戰。朝廷雖屢任以官職，因與執政者政見不合，皆辭不就。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度為相，薦朱熹知南康軍（治所在今江西星子縣），屢辭不許，次年赴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請修復舊觀，訂立學規，從事講學。淳熙八年（1181），浙東大飢，朱熹被任命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次年，因屢次上疏彈劾台州太守唐仲友違法擾民，唐仲友為宰相王淮姻親，朱熹的奏章被扣壓，因憤而辭歸。淳熙十四年（1187），周必大為相，任朱熹提點江西刑獄。次年，升兵部郎官，以足疾為由請歸。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任為江東轉運副使，以病力辭，後改任漳州（今屬福建）知州。紹熙二年（1191）辭歸建陽，五年（1194）起任湖南安撫使，修復嶽麓書院，擴建學堂，廣納四方遊學之士。寧宗慶元元年（1195），為煥章閣待制、侍講，因得罪韓□胄而罷。次年，監察御史史繼祖劾其偽學欺人，革職罷官，歸建陽講學著述而終。 朱熹一生關心現實，對金人南侵、土地兼併、賦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現狀焦慮不安，要求選賢任能，修明軍政，愛養民力，實現統一。從中進士至死50多年間，雖為官僅9年，在朝廷任職僅40天，但在任上都能革除弊端，打擊貪吏，救災安民。 朱熹一生的主要精力傾注在講學和著述上。他在哲學上發展了二程（程顥、程頤）關於義理關係的學說，集理學之大成，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成為後來封建地主階級的正宗哲學，在思想領域中起了長期的消極作用。所撰《四書集註》，元代以後的科舉考試規定士人發揮題義必須以此書為依據，影響極大。 在文學觀點上，朱熹與二程相近。他倡導文道一貫之說，強調文道統一，認為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枝葉，二者不能分開，反對“文以貫道”：“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主張人們只要修道明理而力行不倦，文便能隨道的產生而產生，好的文章便是文道合一的產物。因而，他對唐宋古文大家們重視文的作用不滿，說他們是“棄本逐末”。與此相應，朱熹論詩重言“志”，即詩中要有道德修養，認為有此即自成佳作。他反對從格律、詞藻方面論工拙，強調質樸自然，因而形成他詩論中的復古主義觀點。但他在具體論文論詩中，卻有一些較公允的見解。如他認為學詩要從《詩經》、《離騷》開始；論古詩則重漢魏而薄齊梁；對陶淵明、李白、杜甫、陸游的詩和蘇洵、蘇軾的文都有較中肯的評價。同樣，他的《詩集傳》、《楚辭集註》，也常表現出尊重事實、重視文學反映現實和抒發情志的作用的求實精神。 在道學家中，朱熹的詩歌藝術性最高；在南宋文壇上，他的文章也很有特點。 朱熹的父親朱松和老師劉子□，都是著名詩人，朱熹受他們的薰陶，也能寫詩。他重古詩而輕律詩。五古學漢魏，學陶淵明，學唐人中詩風古樸的一派，往往即景即事，言志述懷，以表現其“雍容俯仰”的氣象和“中和沖淡”的胸襟。篇幅較短，語言自然，不用典故，長於用白描手法寫自然景色。《對雨》、《六月十五日詣水公庵雨作》、《臥龍庵武侯祠》、《康王谷水簾》等，都是代表作，《秋日告病齋居奉懷黃子厚劉平父及山間諸兄友》中的“況復逢旱魃，農畝無餘收；赤子亦何辜，黃屋勞深憂。而我忝朝寄，政荒積愆尤。懷□臥空閣，惻愴增綢繆”，則反映了迫切的現實問題，抒發了憂國憂民的心情。 朱熹認為自律詩出而講究用韻、屬對、比事、遣詞，“益巧益密”，有害於詩的“言志之功”。但他自己還是寫了不少律詩，有些篇章也值得一讀。五律如《登定王臺》，舊時選本多入選。《拜張魏公墓下》6首，透過對愛國宿將張浚的讚頌哀悼，暴露了朝政的昏暗。“公謀適不用，拱手遷南荒”，“中原尚腥□，人類幾豺狼！”悲痛、憤激情見乎詞。他的七律也有佳作，如《和劉叔通懷遊子蒙之韻》：“扣角聽君悲復悲，壯心未已欲何！交遊半落丘山外，離別偏傷老大時。尚喜淵潛容賈誼，不須日飲教袁絲。病餘我更無□賴，勉為同懷一賦詩。”這是晚年被貶逐之後寫的。報國無門的悲憤，出之以蒼涼委婉之詞，彌覺沉痛。 朱熹的七絕清新明麗之作較多。《水口行舟二首》、《入瑞巖道間得四絕句》、《武夷□歌十首》一類詩，都情景交融，很有韻味。 道學家用詩講道理，寫出的不過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朱熹集中也有這一類“詩”，但比例較小。同時，有些詩儘管也講道理，卻不是抽象地講，而是用比興手法寫客觀景物，給人以啟發。如《春日》：“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觀書有感二首》：“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鉅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寓議論於寫景，富於哲理性而不乏詩味。至如七律《鵝湖寺和陸子壽》中的“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直接說理，但說得親切，至今為人們所引用。 朱熹文章長於說理，風格近似曾鞏。如《庚子應詔封事》力陳“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結構謹嚴，邏輯周密，語言平實，很能代表其文章風格。他的一些記事、寫景的短文，頗有文藝性。如《記孫覿事》（《文集》卷七十一），寥寥200字，透過孫覿寫降表“一揮而就”的情態及其“順天者存”的議論，刻畫出投降者的形象並給予辛辣的諷刺。《百丈山記》（《文集》卷七十八），寫澗水、瀑布、遠山、日光和雲濤變滅，細緻準確，宛然在目。《送郭拱辰序》（《文集》卷七十六），先寫郭君為他畫像表現出“麋鹿之姿，林野之性”，後寫他將出遊，欲畫隱君子之形以歸，而以郭君不能從行為憾。其國土日蹙、賢人在野、朝政昏暗之意，都見於言外，是歷來傳誦的名篇。 朱熹的《朱子語類》140卷，涉及面很廣，是宋代以後新的語錄體奠基之作。這種講經傳道、品評是非的口語化的文體，其特點是質樸無華，平易近人。如他論陶潛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語類》卷一百四十）論黃庭堅詩：“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憑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卻自是不好。”（《語類》卷一百三十九）這些話語，大都是他平時語言的忠實記錄，講述者的情感和語氣宛然，很有感染力。 所著《朱文公文集》100卷，有《四部叢刊》影明刻本。又有《續集》11卷，《別集》10卷，與《文集》合刊為《朱子大全》，有《四部備要》本。另有《朱子詩集》單行，共12卷，明程璩編，有正德十六年（1521）刻本。《朱子語類》140卷，有成化九年（1473）陳煒刊本、石門呂氏刊本。《詩集傳》、《楚辭集註》均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