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書科技 2019-04-14

孔子重視美育教育陶冶，表現在他要求弟子們嚮往、追求美好的事物，如說君子要“成人之美”（《顏淵》），要“尊五美”（《堯曰》）。“五美”指“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以“五美”之一的“威而不猛”為例，孔子的解釋是：“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就是說，衣冠整潔，舉止莊重，使人產生敬重之心而又不以勢壓人。孔子所注重的美育，包括“文”與“質”兩個方面，就是他所說的“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文采和樸實配合適當，這才是個君子。這是因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樸實多於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於樸實，又未免虛浮。衛國大夫棘成子不明白這個道理，於是問道：“君子只要有好的本質便夠了，要那些文采（指儀節、形式）幹什麼？”子貢回答他說：“本質和文采是同等重要的。假若把虎豹和犬羊兩類獸皮拔去有文采的毛，那這兩類皮革就很少區別了。”（《顏淵》）可見，所謂的“文”與“質”，具體指的是禮樂修養的外在美和內在美，孔子關於美的標準則是“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他稱讚《韶》樂“盡美矣，又盡善也”（《八佾》），是因為這種音樂表現了虞舜謙讓平和的美德，可以薰陶人的性情。例如他的詩教是結合語言美的，他倡導的“尊五美”是指行為美的，他提出的“智、仁、勇”是結合心靈美的，他主張的“席不正不坐”是結合環境美的。孔子把美育教育貫穿於全部的教學過程之中，使他的教學內容豐富多彩生動活潑，培養出有道德、有文化、體格健壯全面發展的人才。

孔子根據“‘有教無類”辦學方針招收學生，是出身各異、年齡不等、文化水平參差不齊，求學目的也不盡相同。孔子的培養目標即透過加強道德修養，豐富文化知識，注重體育鍛煉，陶冶美好情操等全面發展的教學內容，把弟子們個個都培養成為治世的能人——君子。孔子心目中的君子，除少數地方外，多指居家處國和社會交往中表現出高尚德行的人。《論語》一書言及“君子”者多達107次可見孔子對君子人格的重視。孔子認為具備以下道德品質的人才能成為君子：

一，修己以安百姓。有一次子路問老師怎樣才算得上君子。孔子說：“修養自己，使自己對待工作嚴肅認真。”子路道：“這樣就夠了嗎？”孔子說：“修養自己，使一些人生活安樂。”子路道：“這樣就夠了嗎？”孔子說：“修養自己，使所有的老百姓都安樂。修養自己來使所有的老百姓都安樂，堯舜大概還沒有完全做到哩！”（見《論語·憲問》）孔子所說的君子，要具備內外兩方面的因素。對內，要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對外，要為百姓做貢獻、謀利益。為了突出君子這一高尚品格，孔子在談話中，常常把君子與小人相比，藉以說明兩者之間的巨大差別。君子是有道德修養的人，小人則是缺乏道德修養的人。如說：“君子懷念道德，小人懷念田土；君子關心法度，小人關心恩惠。”（《里仁》）“君子懂得的是義，小人懂得的是利。”（同上）“君子通達於仁義，小人通達於財利。”（《憲問》）“君子要求自己，小人要求別人。”（《衛靈公》）君子關心的是道德、法度，小人關心的是田土、物質利益。君子懂得道義，小人只懂利害。君子向上通往仁義，小人向下通往財利。君子嚴格要求自己，小人苛刻要求別人。除此以外，君子小人還有一系列差別，如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慼慼。”（《述兩》）就是說，君子無憂無懼，胸懷開朗，充滿必勝的信心和勇氣，而小人則經常侷促憂愁，萎靡不振。說明君子與小人在道德上截然不同。孔子諄諄告誡弟子：“女（汝）為君子儒，勿為小人儒。”（《雍也》）

本來，君子指統治者，小人指被統治者。孔子把這兩個概念加以改造，以君子代表有道德修養的人，以小人代表沒有道德修養的人。

孔子把“修己以安百姓”這種加強主觀修養和實現改造客觀世界為目的的做法比作射箭，說：“射有似君子，失清正鵠（靶心），反求諸其身。”（《學而》）射箭沒有射中目標，應該回頭檢查主觀方面的原因。言外之意是，找出主觀原因後，便要糾正失誤，為的是射中目標。孔子對內的道德修養的目的就完全體現為對外的經世致用、治國安民了。他賦予君子的正是這樣一種品行，說：“君子學道則愛人。”（《陽貨》）以愛人為懷的君子，就是要學習正道，以天下為己任，匡世救民。

二，慎言敏行。孔子認為君子要說到做到，言行統一。他說：

君子言語要謹慎遲鈍，工作要勤勞敏捷。（《里仁》）

（君子）對工作要勤勞敏捷，說話卻要謹慎。（《學而》）

（君子）說的話，一定要行得通。（《子路》）

（君子）對要說的話，先實行了，再說出來。（《為政》）

君子以說得多做得少為恥。（《憲問》）

都表現了孔子要求君子要具有重行、務實、謙謹的作風。

三，通權達變。孔子認為君子在道德上既應具有原則性，又應具有靈活性，這是君子與一般人的重要區別。他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子罕》）學、適道、立、權代表道德修養的四種不同境界。其他人因為缺乏仁的觀念，只能屬於有所立但不能權的境界，而君子具備智仁勇三達德，便屬於既有所立且能權的境界。“權”指的是靈活性。權的本義是秤錘。秤錘必須隨時移動，然後才能與所稱量的物品重量相平衡。光懂得原則性，不懂得靈活性，是處理不好事情的。實際上，懂得權就是懂得辯證法，不僵死硬化。孔子所讚揚的衛國大夫蘧伯玉就是一個懂得權的君子。在孔子看來，“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微子》）。就是說，為了行義，君子本應出來做官。但究竟是否出來做官，要依據政治形勢，靈活掌握。《論語·衛靈公》載孔子說：“好一個剛直不屈的史魚！政治清明像箭一樣直，政治黑暗也像箭一樣直。好一個君子遽伯王！政治清明就出來做官，政治黑暗就可以把自己的本領收藏起來。”史魚，是衛國的大夫，他為人耿直，曾多次勸告衛靈公進用蘧伯玉，斥退佞臣彌子暇。衛靈公卻置若罔聞。史魚臨死時囑咐他的兒子，不要“治喪正室”，以此勸告衛靈公應舉賢任能而貶退不肖之徒，古人稱這種做法為“尸諫”（見《韓詩外傳》卷七）。儘管如此，但在孔子看來，史魚只能算是一個“剛直”的人，而還算不上一個真正的君子，因為他不懂得通權達變，而只有像遽伯王那樣，“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才稱得上是君子。

孔子主張事君交友講究忠信，這是原則，但是具體做起來，要視情況而定。孔子說對朋友要“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顏淵》）。子游說：“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里仁》）這都是說，規勸君主或朋友要適可而止，不可過繁，不然就要事與願違，適得其反。總之，既要堅持原則，又要通權達變，使道德行義恰到好處，方為君子。

四，德行全面。有一次弟子子張問道：“楚國的令尹子文三次做令尹的官，不露喜色；三次被罷官，不露怨色。每次都把自己的政令告訴新令尹。這個人怎麼樣？”孔子答道：“可算盡忠國家了。”子張問道：“算不算仁呢？”孔子說：“不曉得；這怎麼能算仁呢？”子張又問：“崔杼無理地殺掉齊莊公，陳文子有40匹馬，捨棄不要，離開齊國。到了另一個國家，說道：‘這裡的執政者與我們齊國的大夫崔子差不多。’於是又離開。這個人怎麼樣？”孔子答道：“清白得很。”子張問道：“算不算仁呢？”孔子道：“不曉得；這怎麼能算仁呢？”（《公冶長》）在這裡，孔子只是稱讚了楚令尹子文的“忠”和陳文子的“清”的德行，沒有許他們以君子的稱號，原因是他們的德行還不夠全面，沒有達到仁的境界。有一種人具有較高的德行，孔子只稱他們為“成人”，不許之以君子的稱號。有一次，子路問怎樣才算得上成人。孔子回答說：“智慧像臧武仲，清心寡慾像孟公綽，勇敢像卞莊子，多才多藝像冉求，再用禮樂來薰陶他們，可以說是成人了。’“現在的成人哪裡一定要這樣？看見利益便能想起該得不該得，遇到危險便肯付出生命，經過長久的窮困日子都不忘平日的諾言，也可以說是成人了，”（《憲問》）可見，即使是具備智慧、寡慾、勇敢、多才多藝綜合在一起的美德，也還不能算是一個君子，只能稱為成人，因為他缺少仁這種最重要的德行，成人的品質仍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君子與上述各種人不同之處的關鍵在於他具有仁的觀念，始終不渝地堅持仁道。孔子說：“君子沒有吃完一餐飯的時間離開仁德，就是在倉促匆忙的時候一定和仁德同在，就是在顛沛流離的時候一定和仁德同在。”（《里仁》）對於他人，能做到“己欲立而立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對於自己，願意為仁而犧牲自己的生命，“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正因為君子有仁德作為思想基礎，所以能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恪守道德規範，比成人更為盡善盡美。

孔子把“文質彬彬”的君子當作培養學生道德修養的目標，引導弟子們在道德上以仁為核心實行全面發展，成為道德完人，這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君子這一稱號，也確實吸引了歷代無數的志士仁人為達到它而砥礪一生。中國歷史上許多民族英雄，正派的政治家、學問家、思想家都受了孔子這一學說的鼓舞，胸懷成仁之志，做出了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孔子所樹立的君子的形象，作為有理想、有道德、有學問、有才能，同時對百姓有高度同情心的時代先行者，對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孔子在教學過程中，要求學生認真學習，認為要學習一些東西，從來就不是一蹴而就的，應該“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只有經過反覆的練習和複習，才能使自己學到的東西得以鞏固。同樣的道理，教師教起學生來，也不能一遍成功，而是要耐心、細心。這就是孔子所說的“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述而》）。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教好和學好的目的。他謙虛地說：“講到聖和仁，我怎麼敢當？不過是學習和工作總不厭倦，教誨弟子總不疲倦，就是如此罷了。”弟子公西華聽後說：“這正是我們學不到的。”（《述而》）這是對老師孔子“誨人不倦”教學態度的高度讚揚。

孔子那時還不是班級授課制，教師不是向大量學生一起講授，而是一個個地耳提面命，個別教育。因為每個學生的出身、經歷、年齡、水平、特點等各不相同。但當學生向他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時，孔子從來也沒表示過厭煩，總是耐心地予以回答。這樣一來，工作量自然加大了，孔子有“誨人不倦”的精神，學生們照樣能從老師那裡學到豐富的知識。孔子曾向學生們說：“你們這些學生以為我有所隱瞞嗎？我對你們是沒有隱瞞的。我沒有一點不向你們公開，這就是我孔丘的為人。”（《述而》）即向學生明確地表示自己一定毫無隱瞞地有什麼教什麼，有多大本領拿出多大本領來。孔子這一“誨人不倦”的教學態度，深深地感動了弟子們，顏淵曾談過他在孔子座前受教育時的親身感受，說：“老師之道，越抬頭看，越覺得高；越用力鑽研，越覺得深。看看，似乎在前面，忽然又到後面去了。雖然這樣高深和不容易捉摸，可是老師善於有步驟地誘導我們，用各種文獻來豐富我們的知識，又用一定的禮節來約束我們的行為，使我們想停止學習都不可能。”（《子罕》）這番發自肺腑的語言，表達了弟子對孔子的崇敬與感激之情，是對他的“誨人不倦”精神的最好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