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shaochenmo 2006-12-09

司馬遷

（前145—前90）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說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於公元前90年，55歲終。

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約在漢武帝元光、元朔年間，向今文家董仲舒學《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國學《古文尚書》。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採集傳說。不久仕為郎中，成為漢武帝的侍衛和扈從，多次隨駕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曆法及皇家圖籍，因而得讀史官所藏圖書。太初元年（前104），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曆》，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歷》，新曆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

此後，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腐刑。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完成了史記的撰寫。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史記語言生動，形象鮮明，也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歷代傳頌。

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史學家“他因直言進諫而遭宮刑，卻因此更加發憤著書，創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學臣著史記，為中國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

一、繼父志，任史官

司馬遷，宇子長，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於龍門山下（在今天的陝西省韓城縣）。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父親司馬談的遺志，當上了太史令，開始從皇家藏書館中整理選錄歷史典籍。司馬遷的祖先並不十分顯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職。但是司馬遷和他的父親都以此為榮，在他們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項崇高的事業。他們為此奉獻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馬談一直準備寫一部貫通古今的史書。在父親的直接教導下，司馬遷十歲時便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他又跟著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司馬遷學習刻苦，進步非常快，極有鑽研精神。

司馬遷的父親病危時，拉著兒子的手，流著眼淚對他說：”……我死了以後，你一定要接著做太史，千萬不要忘記我一生希望寫出一部通史的願望。你一定要繼承我的事業，不要忘記啊！“這一番諄諄囑託極大地震動了司馬遷，他看到了父親作為一名史學家難得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也知道父親將自己畢生未竟的事業寄託在自己的身上。司馬遷低著頭，流著淚，悲痛而堅定地應允道：”兒子我雖然沒有什麼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願。“

司馬遷做了太史令以後，就有了閱讀外面看不到的書籍和重要資料的機會。這為他以後著史記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可是，資料整理工作非常繁複。由於當時的那些藏書和國家檔案都雜亂無序，連一個可以查考的目錄也沒有，司馬遷必須從一大堆的木簡和絹書中找線索，去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幾年如一日，絞盡腦汁，費盡心血，幾乎天天都埋著頭整理和考證史料。

司馬遷一直記得父親的遺志，他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一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在主持曆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手寫他的偉大著作史記

二、直言受宮刑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廣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于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鬥，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結果彈盡糧絕，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訊息傳到長安後，武帝本希望他能戰死，後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讚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範。司馬遷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們如今見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誇大其罪名。他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於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於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諷刺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李廣利，於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覆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據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錢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麼多錢贖罪。腐刑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當然不願意忍受這樣的刑罰，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後來他想到，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自己如果就這樣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無價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孫臏等人，想到了他們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驕人成果。司馬遷頓時覺得自己渾身充滿了力氣，他毅然選擇了腐刑。面對最殘酷的刑罰，司馬遷痛苦到了極點，但他此時沒有怨恨，也沒有害怕。他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記寫完，”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正因為還沒有完成史記，他才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三、 發憤著 史記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為太史令後開始閱讀、整理史料，準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劃，共經過十六年。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並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著光輝的偉大著作。

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 ”書“，共五個部分，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宇。

1、力求真實

司馬遷撰寫史記，態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都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對史實反覆作了核對。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蹟，瞭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鐵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開擴了眼界，擴大了胸襟。漢朝的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也就是說，他的文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

司馬遷要堅持”實錄“精神，就必須面對現實、記錄現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忌諱“的問題。可是他在給人物作傳記時，並不為傳統歷史記載的成規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對歷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再到地方長官等等，司馬遷當然不會抹殺他們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腐朽、醜惡以及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尤其揭露了漢代統治階級的罪惡。他雖是漢武帝的臣子，但對於他的過失，司馬遷絲毫沒有加以隱瞞，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封禪祭祖、祈求神仙活動的虛妄。在《封禪書》中，他把漢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計祈求不死之藥的荒謬無聊行為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出來。

司馬遷想為封建統治者提供歷史的借鑑作用，反映的是真實的歷史，這是非常可貴的。本著實錄的精神，司馬遷在選取人物時，並不是根據其官職或社會地位，而是以其實際行為表現為標準。比如，他寫了許多諸如遊俠、商人、醫生、倡優等下層人物的傳記。在司馬遷心目中，這些人都有可取之處。司馬遷首創了以人載事，始終敘述一個人生平事蹟的寫法。著重寫其”為人“，並注意其”為人“的複雜性，是司馬遷的筆法。他在作傳時，把自己的看法寓於客觀的事實敘述之中，來表示自己對人物的愛憎態度。比如項羽這個人物，司馬遷同情他，以非常飽滿的熱情來寫這位失敗英雄。他既稱讚項羽的驍勇，又對他的胸無大志、殘暴自恃作出批評。可是，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並沒有發議論，但是他對項羽的愛憎態度卻於敘事之中明顯地表現了出來。這便是司馬遷作傳的最大特點，即真實性和傾向性的統一。

2、愛憎分明

司馬遷愛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記當中表現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評價了秦末農民大起義。陳涉出身貧農，是農民起義的領導者，可司馬遷卻將他和諸侯並列，放在”世家“當中來敘述。對於一個封建史學家來說，能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將陳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湯和周武王相提並論，同時明確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無道，人民就有權利起來推翻他。陳涉領導的這支農民軍雖然沒有取得成功，但卻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秦末農民戰爭，最後終於推翻了秦朝的無道統治。對陳涉首先起義、推翻秦朝的歷史功績，司烏遷是完全持肯定態度的。

對於歷史上許多忠於祖國、熱愛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馬遷也大加讚賞。他當年遊歷時，曾到過湖南長沙北面的汨羅江，並在江畔憑弔了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這次憑弔極大地影響了司馬遷，他的心靈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詩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給屈原作傳時，他認為屈原可以同日月爭輝，並憤怒地譴責了楚國貴族統治者不辨忠奸的醜惡行徑。當年，司馬遷還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對舜的事蹟作了實地考查。後來在寫史記時，他便把舜的事情寫在《五帝本紀》裡，讚揚他憂國憂民的高貴品質。司馬遷也非常推崇”完璧歸趙“和”將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藺相如和廉頗，對他們的愛國行為大加讚賞。

在史記中，司馬遷還歌頌了那些為了反抗強暴，置自身性命於不顧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難、見義勇為的遊俠。比如”鳳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返“的荊軻，為報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隻身刺秦王，最終血濺秦廷。司馬遷對這些人物進行大膽的歌頌，實際上便是對勞動人民的同情，讚賞人民反抗強暴的願望。司馬遷對名醫扁鵲、諄於意等有益於人民的人，用很長的篇幅記錄了他們的生動事蹟和醫學理論。這些人在當時都沒有社會地位，可在司馬遷的心目中，他們遠比某些王侯將相高貴。

對封建統治者的醜惡面貌，司馬遷也有比較深刻的認識，並無情地揭露了統治階級的罪惡。比如《酷吏列傳》一共為十個殘暴冷酷的官吏作傳，其中漢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漢武帝當時重用張湯，而”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王屬交私“。所謂”乾沒“，即空手得到的意思。這裡描寫的是張湯為小吏時好用計謀以制服人的情況。張湯得勢後，與趙禹一起制定了各種殘的法令，其中有一條叫”腹誹之法“，即不管有罪與否，只要被指控為對朝廷心存不滿，就可以據此治罪。張湯不僅善於巧立法令名目，而且還會迎合漢武帝的心意去處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個案件會使無數人家受到牽連，以致殺人如麻，視人命如草芥。這些人的罪惡活動都被司馬遷記錄了下來，他便是透過這些對漢武帝時期專制統治的殘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訴的。

司馬遷的進步歷史觀和敢於揭露帝王過失的大膽作風值得肯定。對於歷史的演進過程，他的思想也比較完整。他在給予歷史正確的評價後，又充分肯定了歷史是不斷髮展進化的這一結論。

3、史家絕唱

魯迅先生曾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也就是說，作為一部規模宏大、體制完備的中國通史的史記，同時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作品。

在司馬遷的筆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動地刻畫出一個歷史事件或一個歷史人物。例如，對《田單列傳》中田單防守即墨城的描寫。田單用了六條妙計大勝燕國，使齊國得以恢復。”火牛陣“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計策。晚上，田單將紫紅色的帶有龍紋的布帛披在一千多頭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綁上鋒利的刀劍，用油浸透它們的尾巴，再用火點著。於是，一千多頭牛帶著熊熊火焰，像怪獸一樣衝進了燕兵的陣地。而齊國士兵也拿著武器衝向了敵人，還有一些人敲鑼打鼓，高聲喊叫，以壯聲勢。摸不著頭腦的燕兵嚇得爭相而逃，結果被殺得丟盔棄甲，燕兵的屍體遍佈於戰場上，齊國大獲全勝。司馬遷雖著墨不多，可”火牛陣“就如一幅圖畫一般出現於讀者的腦海中。

司馬遷還栩栩如生地刻畫了不同型別的歷史人物。他對西楚霸王項羽的描寫非常精彩。鉅鹿戰役中，項羽率領大軍渡河，然後沉掉所有的船隻，並下令只允許帶三天的糧食，這便形象而又具體地刻畫了項羽破釜沉舟、與秦軍決一死戰的決心和氣概。項羽的軍隊一個抵十個，消滅了數量上遠遠超過自己的秦軍，在推翻強秦統治的戰爭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項羽在戰鬥結束之後，召見各路將領，當他們進入項羽的轅門時，沒有一個人敢抬起頭走路。這是對項羽威風的描寫。對項羽被圍的場景，司馬遷描繪得更是感人。項羽慷慨而歌：”力撥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司馬遷透過這歌聲，完全刻畫出了這位英雄在失敗以後時慷慨悲壯，而又無力挽回失敗命運的複雜心情。接下來，司馬遷又對項羽突圍後，在東城決戰時的勇猛作了描繪。當時項羽只剩下二十八個騎兵，當幾千名追兵迫近時，項羽圓睜雙目，怒喝一聲，把漢軍嚇得後退了好幾裡。看到這樣的描寫，不禁使人覺得這位失敗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馬遷描寫漢高祖入關時與民眾約法三章，充分表現出了一個政治家的風度。而漢高祖也具有好謾罵的流氓習氣和隨機應變的性格。有一回，韓信給漢高祖寫信，要求封自己為假齊王。漢高祖非常生氣，剛想發作，張良卻在一旁暗示他別發作，他立即轉過口風說：”大丈夫平定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麼假王呢？“這裡用字也不多，卻活靈活現地刻畫出了漢高祖善於隨機應變和玩弄權術的性格。

司馬遷在書中的敘述語言非常生動，人物形象鮮明。他廣泛採用口頭流傳的諺語、成語、歌謠，而且不迴避方言土語。他的語言是一種接近口語的”方言“，通常敘述和人物對話和諧一致，雖明快但含蓄，話外有音，值得玩味；繁複而簡潔，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為人物特徵的描寫服務。他刻畫人物說話口吻的描寫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現了人物的精神態度。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還常常適當地強調、誇張。比如，《高祖本紀》：”（五年）正月，諸侯及將相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這一段漢高祖讓帝位的話，是直接模擬當時的口語，生動形象地反映了漢高祖惺惺作態的樣子，讀完不禁覺得漢高祖說話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馬遷使用古史資料時，一般以當時通用語翻譯古語。如《五帝本紀》寫堯舜的事蹟，取材於今文《尚書·堯典》，把書中的”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允釐百工，庶績鹹熙“等語，翻譯為”百姓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信傷百官，眾功皆興“等，譯文與原文相比較，就會發現更容易讀懂。史記的人物傳記之所以這麼出色，是與司馬遷駕馭語言的高超能力分不開的。

一個人在遭到無辜的迫害以後，通常有兩種選擇： 要麼悲觀消沉，要麼發憤圖強。而司馬遷選擇了後一條路。他秉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將自己心中所有的”憤“全部傾注到史記的創作中去。司馬遷獨創了中國歷史著作的紀傳體裁，開創了史學方法上全新的體例。司馬遷以個人傳、紀為形式，以社會為中心記載歷史，為後人展示了一部規模宏大的社會變遷史。無論在歷史上還是文學上，司馬遷都取得了光輝的成就。

他那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崇高的人格將永遠閃耀著不朽的光芒。

古史雜識之 不可鄙薄司馬遷

葛劍雄先生《貨殖何罪》（《讀書》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縱橫恣肆，古今事例信手點化，可謂文理俱佳，令人獲益匪淺。但說“深感太史公的遠見卓識，不僅在一般學者之上，也比當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擬不當的意味。司馬遷何止比現在某些史家高明。關於為史一道，司馬遷無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識。再往寬泛處看，司馬遷身後還沒有任何學人能在對歷史、社會、人事諸多方面的綜合把握上可與之比肩，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馬遷說過：“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詔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向來將其著述之舉視為同《春秋》等量齊觀的事業，這一點應該說也做到了。恕筆者孤陋，似乎還沒看到什麼人對司馬遷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的自許說三道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司馬遷應該算是完成了聖人般的事業。既然司馬遷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過哪怕片刻，如同孔聖人般的社會崇敬呢？答案是，從來沒有。於是，司馬遷又給後人留下了一個沉重的命題：為何寫出過“聖人級”專著的作者，得不到聖人級的待遇？之所以要這樣說，是因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絕不會轉換成“才深感孔夫子的遠見卓識……也比當代的某些……高明”。而且從古至今，也沒有出現過類似的轉換句式。

其實，司馬遷留下的這個命題，他自己已先行破解過，他說：“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自古而恥之。”（《報任安書》）原來大質已虧的刑餘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資格。所以，司馬遷又說：“雖累百世，垢彌甚耳。”看來司馬遷椎心疾首還不僅僅是因為塵世間的屈辱以腐刑為最，更重要的是經此一創，其人其書再也不會被後人視為聖人聖物。果不其然，不僅後世學人每每發出“史遷不察”之類的詞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覺地將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馬遷這杆大秤掂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司馬遷的偉大不僅在於能打理前史，也在於其能預見其身後之事。當人們為司馬遷驚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噓不已的同時，又免不了墮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後仍延綿不去的世俗觀念中去，從而不會以虔誠的崇敬面對司馬遷。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司馬遷已先行預見了兩千年之後的世態，但也無法料定自己的命運。或許會有人說，司馬遷受宮刑是咎由自取。這種認識無疑是指責司馬遷燒糊過洗腳水，完全是厚顏無恥地替統治者的殘暴張目。且不說司馬遷受刑時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實，兩國交兵，叛來降去，在漢代也是尋常之事，至少在司馬遷時代還不是當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衛將軍驃騎列傳》裡就記有一個趙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聞失侯奪爵。所以對司馬遷的受刑原由還應當遵從他本人的說法，即“上以為僕沮貳師”，也就是蒙受了莫須有的腹誹罪。因此，可以斷言，兩千年前司馬遷蒙受的冤屈，是。的罪過。

當然，葛先生絲毫沒有認為司馬遷是罪有應得。這可以從文章處處表現出來的對。統治的厭惡及對司馬遷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結論。但葛先生的無意識還是受了世俗觀念的影響，以至於他把自己不以為然的人和現象與司馬遷扯到了一起。須知，不論對什麼人來說，只要能與司馬遷放在一處較高下，都是一種抬舉，而不是相反。另外，有關貨殖問題，胡適先生曾有過與葛先生類似的結論，這就是所謂的英雄所見略同。

啄B木W鳥 2006-12-09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10歲開始讀古書，學習十分認真，遇到疑難問題，總是反覆思考，直到弄明白為止。20歲那年，司馬遷從長安出發，到各地遊歷。後來回到長安，做了郎中。郎中守衛宮殿門戶，管理車騎，隨從皇帝出行。他幾次同漢武帝出外巡遊，到過很多地方。35歲那年，漢武帝派他出使雲南、四川、貴州等地。他了解到那裡的一些少數民族的風土、人情。他父親司馬談死後，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馬遷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與天文學家唐都等人共訂“太初曆”。同年，開始動手編《史記》。公元前99年（天漢二年），李陵出擊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大怒。司馬遷為李陵辯護，觸怒了漢武帝，被捕下獄，做了中書令。他按照漢朝法令的規定出錢贖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獲赦出獄，做了中書令，掌握皇帝的文書機要。他發憤著書，全力寫作《史記》，大約在55歲那年最後完成了全書的撰寫和修改工作。除《史記》外，司馬遷還作賦8篇，均已散失，唯《藝文類聚》卷30引徵《悲士不遇賦》的片段。又作《報任安書》，記述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發憤修史的抱負。

司馬遷卒年及其死因真相

我國曆史上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司馬遷，生長在西漢武帝時代，曾任太史令，因為李陵降匈奴事辯護而觸犯武帝忌諱，遭受腐刑。被刑後，他懷著極大的悲憤和憎恨的心情，堅持完成了五十萬言的歷史鉅著——《史記》。魯迅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展示了從傳說中的黃帝到西漢武帝時代的三千年的歷史畫卷。《史記》問世以後，歷代都有專門研究《史記》和研究司馬遷的學者，國外也不斷湧現研究《史記》的專家，可是對於司馬遷的卒年和死因這個問題，由於史料的缺乏，始終未能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

正史中未載司馬遷卒年，有人認為這是司馬遷善終的證明，也有人認為這恰恰說明司馬遷死得不明不白大有疑問史記集解東漢學者衛宏漢舊儀注雲 ：“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葛洪西京雜記也有相類似的記載有 人據此認為司馬遷是因作報任安書而死的且死在作報任安書的當年據王國維考定報任安書作於太初四年郭沫 若認為司馬遷下獄的事世上必有流傳，故衛宏、葛洪均筆之於書。衛宏和葛洪都是當時頗有名望的大學問家不會無中生有歪曲事實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的贊中嘆息 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極刑指腐刑之後又不能自保其身這說明司馬遷不是自然之死桓寬鹽鐵論周秦篇文學讀書人 所言：一日下蠶室創未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祿食大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 憫鹽鐵會議召開於西漢昭帝始元六年離司馬遷生活年代相去不遠漢書載司馬遷被刑之後，又“尊寵任職”，為中書令（皇帝的御用秘書），可說是“載卿相之列。”郭沫若認為《鹽鐵論·周秦》篇中的既“下蠶室”而後又“就刀鋸”，就是暗指司馬遷的再度下獄致死之事。

對此，有的學者則提出異議。目前尚存有關衛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馬遷行事的記載，共有四條，經考證，至少有兩條不符合史實，故衛宏說司馬遷“下獄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證。古人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漢書》嘆司馬遷“既陷極刑”，不“能自保其身”，應當從古人的這種含義上來理解。《鹽鐵論·周秦》篇文學之言與司馬遷根本風馬牛不相及，“下蠶室”之後又“就刀鋸”，原意只是指一種刑罰所造成的社會不良風氣，乃證明漢武帝嚴峻之治的無效，不能解釋為司馬遷兩次下獄。

也有人認為司馬遷可能死於漢武帝晚年的“巫蠱之獄”。巫蠱案發於徵和元年，身為治巫蠱使者的江充與衛太子有怨，恐武帝晏駕後為太子所誅，遂大開殺戒以藉機剪除太子，太子殺江充後自殺，武帝窮治巫蠱之獄，轉而窮治太子死之獄，一直到徵和四年，前後死者達十幾萬，司馬遷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蠱之獄”的殉難者之一。這場災難，牽及到當時許多文武官員，司馬遷恐怕也難以倖免。又據《史記》記事內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徵和二年還有記事，徵和三年後無記事，司馬遷很可能是《漢書》所云“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的犧牲者。

還有人主張司馬遷死於武帝之後。西漢學者褚少孫曾說過“太史公記事，盡於孝武之事，”《史記》各篇裡有漢世宗的諡號“武帝”。“武帝”系漢世宗劉徹死後，後人所追封，如司馬遷死在武帝之前，怎麼會知道這諡號呢？有人考證司馬遷《報任安書》作於徵和二年十一月，距武帝駕崩僅四年，從《報任安書》的內容來看，知道當時《史記》尚未全部完成，此後必有修整補輯，故涉及到武帝的專訪，必稱諡號，則不足為奇了。

總之，司馬遷到底是“有怨言，下獄死”或是為“巫蠱之獄”所累及，還是平安地活到武帝之後，壽終正寢，目前尚無明文信史作據，有待於今後新史料的發現和人們的進一步研究。

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史學家”他因直言進諫而遭宮刑，卻因此更加發憤著書，創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學臣著《史記》，為中國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

一、繼父志，任史官

司馬遷，宇子長，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於龍門山下（在今天的陝西省韓城縣）。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父親司馬談的遺志，當上了太史令，開始從皇家藏書館中整理選錄歷史典籍。司馬遷的祖先並不十分顯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職。但是司馬遷和他的父親都以此為榮，在他們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項崇高的事業。他們為此奉獻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馬談一直準備寫一部貫通古今的史書。在父親的直接教導下，司馬遷十歲時便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他又跟著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司馬遷學習刻苦，進步非常快，極有鑽研精神。

司馬遷的父親病危時，拉著兒子的手，流著眼淚對他說：“……我死了以後，你一定要接著做太史，千萬不要忘記我一生希望寫出一部通史的願望。你一定要繼承我的事業，不要忘記啊！”這一番諄諄囑託極大地震動了司馬遷，他看到了父親作為一名史學家難得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也知道父親將自己畢生未竟的事業寄託在自己的身上。司馬遷低著頭，流著淚，悲痛而堅定地應允道：“兒子我雖然沒有什麼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願。”

司馬遷做了太史令以後，就有了閱讀外面看不到的書籍和重要資料的機會。這為他以後著《史記》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可是，資料整理工作非常繁複。由於當時的那些藏書和國家檔案都雜亂無序，連一個可以查考的目錄也沒有，司馬遷必須從一大堆的木簡和絹書中找線索，去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幾年如一日，絞盡腦汁，費盡心血，幾乎天天都埋著頭整理和考證史料。

司馬遷一直記得父親的遺志，他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一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在主持曆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手寫他的偉大著作《史記》。

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說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約在漢武帝元光、元朔年間，向今文家董仲舒學《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國學《古文尚書》。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採集傳說。不久仕為郎中，成為漢武帝的侍衛和扈從，多次隨駕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曆法及皇家圖籍，因而得讀史官所藏圖書。太初元年（前104），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曆》，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歷》，新曆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此後，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腐刑。

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完成了《史記》的撰寫。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史記》語言生動，形象鮮明，也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歷代傳頌。

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史學家“他因直言進諫而遭宮刑，卻因此更加發憤著書，創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學臣著《史記》，為中國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 一、繼父志，任史官

司馬遷，宇子長，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於龍門山下（在今天的陝西省韓城縣）。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父親司馬談的遺志，當上了太史令，開始從皇家藏書館中整理選錄歷史典籍。司馬遷的祖先並不十分顯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職。但是司馬遷和他的父親都以此為榮，在他們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項崇高的事業。他們為此奉獻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馬談一直準備寫一部貫通古今的史書。在父親的直接教導下，司馬遷十歲時便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他又跟著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司馬遷學習刻苦，進步非常快，極有鑽研精神。

司馬遷的父親病危時，拉著兒子的手，流著眼淚對他說：”……我死了以後，你一定要接著做太史，千萬不要忘記我一生希望寫出一部通史的願望。你一定要繼承我的事業，不要忘記啊！“這一番諄諄囑託極大地震動了司馬遷，他看到了父親作為一名史學家難得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也知道父親將自己畢生未竟的事業寄託在自己的身上。司馬遷低著頭，流著淚，悲痛而堅定地應允道：”兒子我雖然沒有什麼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願。“

司馬遷做了太史令以後，就有了閱讀外面看不到的書籍和重要資料的機會。這為他以後著《史記》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可是，資料整理工作非常繁複。由於當時的那些藏書和國家檔案都雜亂無序，連一個可以查考的目錄也沒有，司馬遷必須從一大堆的木簡和絹書中找線索，去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幾年如一日，絞盡腦汁，費盡心血，幾乎天天都埋著頭整理和考證史料。

司馬遷一直記得父親的遺志，他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一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在主持曆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手寫他的偉大著作《史記》 top

二、直言受宮刑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廣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于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鬥，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結果彈盡糧絕，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訊息傳到長安後，武帝本希望他能戰死，後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讚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鳳範。司馬遷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們如今見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誇大其罪名。他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於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於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諷刺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李廣利，於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覆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據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錢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麼多錢贖罪。腐刑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當然不願意忍受這樣的刑罰，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後來他想到，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自己如果就這樣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無價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孫臏等人，想到了他們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驕人成果。司馬遷頓時覺得自己渾身充滿了力氣，他毅然選擇了腐刑。面對最殘酷的刑罰，司馬遷痛苦到了極點，但他此時沒有怨恨，也沒有害怕。他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記》寫完，”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正因為還沒有完成《史記》，他才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三、 發憤著 《史記》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為太史令後開始閱讀、整理史料，準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劃，共經過十六年。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並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著光輝的偉大著作。

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 ”書“，共五個部分，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宇。

網友655ce3f 2006-12-09

司馬遷

（前145或前135～？）

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說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約在漢武帝元光、元朔年間，向今文家董仲舒學《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國學《古文尚書》。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採集傳說。不久仕為郎中，成為漢武帝的侍衛和扈從，多次隨駕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曆法及皇家圖籍，因而得讀史官所藏圖書。太初元年（前104），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曆》，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歷》，新曆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此後，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腐刑。

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完成了《史記》的撰寫。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史記》語言生動，形象鮮明，也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歷代傳頌。

脩雅曦Crlva 2012-04-23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漢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龍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黃河、龍門之間。當地名勝古蹟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說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於公元前87年，48歲終。現司馬遷墓祠，在韓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鎮南門外，位於黃河西岸的梁山東麓，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 ^_^ ）/~~拜拜

oooO ↘┏━┓ ↙ Oooo

（ 踩）→┃你┃ ←（死 ）

\ （ →┃√┃ ← ） /

\_）↗┗━┛ ↖（_/

shenchuanyang 2006-12-09

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生於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親司馬談在武帝即位後，任太史令達三十年之久。司馬談博學，精通天文、《易》學和黃老之學。司馬遷十歲起誦讀「古文」，並接受其父的啟蒙教育。淵源久長的家學對他後來治學道路有深刻的影響。後隨父去長安，同當時著名經學大師孔安國、董仲舒學習《古文尚書》和《春秋》。十九歲為補博士子弟。二十歲隨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開始了他的遊歷生活。他的足跡到達會稽，訪問夏禹的遺蹟；到過姑蘇，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達淮陰，訪求韓信的故事；到過豐沛，訪問劉邦、蕭何的故鄉；到過大梁，訪問夷門，並考察秦軍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過楚，訪問春申君的宮殿遺址；到過薛地，考察孟嘗君的封邑；到過鄒魯，拜仰孔孟的家鄉。此外，他還北過涿鹿，登長城，南遊沅湘，西至崆峒。壯遊使他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回到長安後，武帝對這個廣聞博識、學問豐富的年輕人十分重視，命他為郎中，讓他帶著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達今天昆明一帶大西南地區。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奠定了司馬遷以後著書立說的厚實基礎。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封泰山，司馬談以職任太史公而不能從行，憤懋而死。臨終前他難過地對司馬遷說：「我死以後，你必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遺願。今大漢興盛，海內一統，上有明主賢君，下有忠臣義士。我身為太史，而未能記載，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業！」司馬談死後，司馬遷繼任父職為太史令，使他有機會讀遍皇家藏書處石室金櫃收藏的文史經籍，諸子百家，及各種檔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孫卿、壺遂及歷官鄧平、落下閎、天文學家唐都等二十餘人，改革曆法。經這批專家通力合作，反覆計算、選擇，終於在這年五月造成新曆，這就是著名的《太初曆》。《太初曆》改以正月為一歲之首（秦歷以十月為一歲之始），一月的日數為二十九點五三天，一歲一年一的日數是三百六十五點二五天，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歷法，也是甲國曆法史上進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後，他秉父遺志看手準備編寫《太史公記》（《史記》）。

天漢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時被圍，在矢盡糧絕的情況下投降匈奴。訊息傳到長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罵李陵投降可恥。司馬遷不作聲。武帝問他有什麼意見，書生氣十足的司馬遷百言不諱地說：「李陵轉戰千里，矢盡道窮，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他雖投降，尚屬情有可原。臣以為只要他不死，他還是會效忠漢朝的。」盛怒中的漢武帝聽了司馬遷這番話，認為他是為李陵辯解，是在故意貶低當時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順利的李廣利，於是命令把司馬遷判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漢武帝時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錢五十萬減死一等。但家境並不富裕的司馬遷拿不出這一筆錢，只能受「腐刑」（宮刑）來選擇「偷生」這條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馬遷精神受到極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殺，但他想起了父親的遺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孫子、韓非等在逆境中發憤有為鼓勵自己，終於以驚人的意志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身心備受摧殘、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馬遷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他決心以殘燭之年，完成父親要他完成的史書。經過六年的囚禁生活，徵和元年（前93）終於出獄。武帝對司馬遷的才能還是愛惜的，任命他為中書令。從此他埋首奮發著述，終於完成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中家之言」的鉅著——《史記》。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又稱《太史公記》、《太史記》，至東漢末年才百稱為《史記》。司馬遷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漢宣帝時，司馬遷外孫楊惲把它公之於世。其時已有少量缺篇，為後人褚少孫等補足。 《史記》是中國史學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開創了紀傳體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記》有本紀十二，列傳七十，此外還有世家三十、表十、書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五千六百字，記載了從黃帝至漢武帝約三千年間史事。 「本紀」是全書的總綱，以編年為體，記載歷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遠的以朝代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實際當權者為主。「本紀」實質上是全國編年大事記，起提綱摯領的作用。 「世家」亦以編年為體，記述王侯封國、開國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響的人物。其事或許並非牽涉全國，然於某一封國或全國社會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響，多數可視為「國別史」，諸如「晉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陳涉世家」等。 「列傳」所佔篇幅最多，可分兩大類：一類是人物傳記，有一人一傳的專傳，有兩人或數人的合傳，按人物性質排列立傳。所記人物範圍極廣，涉及貴族、官僚、政治家、經濟家、軍事家、哲學家、文學家、經學家、策士、隱士、說客、刺客、遊俠、醫士、占卜者、俳優等社會各個階層。另一類是對外國或國內少數民族的記載，涉及中外關係史和國內民族關係史。前一類列傳有「伯夷列傳」，「孫子吳起列傳」、「刺客列傳」、「儒林列傳」等；後一類有「匈奴列傳」、「南越列傳」、「西南夷列傳」、「朝鮮列傳」等。「列傳」對「本紀」起了充實和具體化的作用。 「表」，以譜列帝王、諸侯、貴族、將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簡要政績，以年代遠近、史事繁簡而別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觀之，也可分為大事表和人物表兩類，諸如「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觀，便於觀覽，可補「本紀」、「世家」、「列傳」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記載免於繁冗。 「書」，分門別類記述歷代曆法、禮樂、封禪、水利、經濟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史記》很重要的部分，諸如「禮書」、「樂書」、「曆書」、「河渠書」、「平準書」等等。其中尤以「平準書」最為精彩，記社會經濟狀況，特別是漢朝經濟政策的演變，開後代正史「食貨志」之先河。 歷來人們稱《史記》是紀傳體史書，強調本紀和列傳的重要性。其實，作為全書的組成部分，表、書、世家都有紀、傳不能代替的獨立的價值，嚴格地說，它應是紀傳志書體，是一種綜合體史書。 司馬遷在《史記》裡不僅記載了大量史實，並且要「考其行事，綜其始終，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要從錯綜複雜的歷史事實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來。因此，他不只是一個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即探究天人關係、疏通古今變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馬遷歷史哲學的精髓。 「究天人之際」，司馬遷首先強調天人相分，即認為天道與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傳》裡，他以伯夷、叔齊和顏淵為例，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說法進行批評，說「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專犯忌諱的人，卻「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反之，公正發憤的人，常「遇災禍者，不可勝數也」。由此，他深沉地寫道：「餘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他對項羽英雄一世但從不自察，臨死之前還一再說「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持嚴肅批判的態度，說是「豈不謬哉！」他對漢武帝大肆揮霍搞封禪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動，予以深刻的揭露，認為這種活動毒害了社會風氣，「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強烈的諷刺。而在寫到人的活動時，刻意寫出人事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裡說，三十世家，是要寫出「輔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傳，是要寫出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人們的活動。這在中國史學發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動放到如此重要的歷史位置上來看待。他還把人的活動與國家興亡聯絡起來，認為：「君子用而小人退」，這是「國之將興」的徵兆；而「賢人隱，亂臣貴」則是「國之將亡」的跡象。進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後論一他還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國家強盛太平，「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匈奴列傳》後論） 「通古今之變」，包含了司馬遷歷史哲學的豐富內容。首先，他對歷史演進的過程提出了比較完整的看法，這從《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紀》至《高祖本紀》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際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見其大概。五帝、三代因歷史太久遠，無法「論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諸侯專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國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歷史特點是「陪臣執政」，「海內爭於戰功」，「務在強兵並敵，謀詐用而縱橫短長之說起」。《秦楚之際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對這段歷史，司馬遷寫道：「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這四表不僅首尾相銜，貫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個歷史時代的特點，反映出司馬遷對於歷史程序的卓越見解。 其次，在敘述歷史變化過程中還闡揚他的歷史進化觀。他的這種見解，在「八書」中貫徹得尤為突出。 第三，提出了「物盛則衰，時極而轉」的歷史命題。《太史公自序》在講到撰述「本紀」時，提出對於歷代帝王業績要「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詳察其何以終；於其極盛時要看到它日漸衰落的跡象。在司馬遷的歷史哲學中，歷史總在變化：要麼由盛變衰，要麼由衰轉盛。他就是用這樣的歷史哲學去觀察歷史，「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 除《史記》外，司馬遷還作賦八篇，均已散夫，唯《藝文類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賦》片段。 他的《報任安（少卿）書》，是一篇著名的論說散文。文中敘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宮刑的過程；抒發了忠而見疑、無辜受刑的悲憤，暴露了漢武帝的專橫殘忍及當時的酷吏政治；最後，表達了自已發憤著書、創作《史記》的決心。 司馬遷的學術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記》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