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質為什麼會愛上綁匪?

作者：由匿名使用者發表于娛樂
2021-08-13

匿名使用者推薦於2017-11-29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爾摩效應，又稱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或者稱為人質情結或人質綜合症，是指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個情感造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人。

西方心理學家這樣解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他們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裡，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他們與劫持者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於是，他們採取了“我們反對他們”的態度，把當局者當成了敵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由來1973年8月23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 Jan Erik Olsson與Clark Olofsson，在意圖搶劫瑞典斯德哥爾摩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後，挾持了四位銀行職員，在警方與歹徒僵持了130個小時之後，因歹徒放棄而結束。然而這起事件發生後幾個月，這四名遭受挾持的銀行職員，仍然對綁架他們的人顯露出憐憫的情感。這兩名搶匪劫持人質達六天之久，在這期間他們威脅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時也表現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錯綜轉變下，這四名人質抗拒政府最終營救他們的努力。研究者發現到這種綜合症的例子見諸於各種不同的經驗中，從集中營的囚犯、戰俘、受虐婦女與亂倫的受害者，都可能發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經驗。1973年8月23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Jan Erik Olsson與Clark Olofsson，在意圖搶劫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後，挾持了四位銀行職員，在警方與歹徒僵持了130個小時之後，因歹徒放棄而結束。然而這起事件發生後幾個月，這四名遭受挾持的銀行職員，仍然對綁架他們的人顯露出憐憫的情感，他們拒絕在法院指控這些綁匪，甚至還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他們都表明並不痛恨歹徒，並表達他們對歹徒非但沒有傷害他們卻對他們照顧的感激，並對警察採取敵對態度。更甚者，人質中一名女職員Christian竟然還愛上劫匪Olsson，並與他在服刑期間訂婚。

這兩名搶匪劫持人質達六天之久，在這期間他們威脅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時也表現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錯綜轉變下，這四名人質抗拒政府最終營救他們的努力。這件事激發了社會科學家，他們想要了解在擄人者與遭挾持者之間的這份感情結合，到底是發生在這起斯德哥爾摩銀行搶案的一宗特例，還是這種情感結合代表了一種普遍的心理反應。而後來的研究顯示，這起研究學者稱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驚訝的普遍。研究者發現到這種症候群的例子見諸於各種不同的經驗中，從集中營的囚犯、戰俘、受虐婦女與亂倫的受害者，都可能發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經驗。以人質為例，如果符合下列條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第1，是要你切實感覺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脅，讓你感覺到，至於是不是要發生不一定。然後相信這個施暴的人隨時會這麼做，是毫不猶豫。

第2，這個施暴的人一定會給你施以小恩小惠，最關鍵的條件。如在你各種絕望的情況下給你水喝。

第3，除了他給所控制的資訊和思想，任何其它資訊都不讓你得到，完全隔離了。

第4，讓你感到無路可逃。

有了這4個條件下，人們就會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警方找來心理學家：三個人質為甚麼在最後的性命關頭都幫匪徒逃命呢？專家深入研究，結論是：人效能承受的恐懼有一條脆弱的底線。當人遇上了一個兇狂的殺手，殺手不講理，隨時要取他的命，人質就會把生命權漸漸付託給這個兇徒。時間拖久了，人質吃一口飯、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會覺得是恐怖份子對他的寬忍和慈悲。對於綁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懼，會先轉化為對他的感激，然後變為一種崇拜，最後人質也下意識地以為兇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這種屈服於暴虐的弱點，就叫“斯德哥爾摩精神症候群”。一九七四年，美國報業大王赫斯的千金被美國的“新人民軍”綁架，最後自己也穿上了軍裝，參加搶劫銀行，感謝恐怖份子。對一個長久的施暴者不殺的恩威，覺得是一種慈悲，不止一兩個人質，在地球上，還有長久匍伏在暴政之下的一些古老的民族。他們的苦難太長久，他們已經放棄了自由的希望，不要怪他們為什麼甘心自我作賤，他們患了“斯德哥爾摩心理症”。

匿名使用者 2013-08-30

2006年，失蹤八年之久的奧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成功獲救。奧地利警方8月25日對她進行了DNA檢測，並公佈了她在綁架者寓所的悲慘生活。早在1998年3月2日，時年十歲的娜塔莎在上學途中失蹤，奧地利警方由此展開大規模搜救活動，但毫無結果。因此，娜塔莎的突然回來震驚了整個奧地利。然而，和其他許多綁架案一樣，當事人在綁架過程中出現的特殊心理同樣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酸葡萄”與“甜檸檬”在重獲自由後的首份公開信中，娜塔莎披露自己遭綁架八年期間的生活內幕。不可思議的是，在她看來，遭綁架不全是“壞事”。當然，娜塔莎的這個邏輯我們在許多場合都可以遇到。譬如說，那些因為歷史或政治原因被蹉跎了歲月的人，會隨著時間的流逝最後喊出“青春無悔”的口號。娜塔莎的具體理由是：“每天的生活都有精心安排很充實，雖然總是伴隨著因孤獨而產生的恐懼感。總的來說，我的童年是和別人的不一樣，可是我覺得我沒有錯過任何東西。遭綁架也不完全是壞事，我避開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沒學會吸菸和酗酒，也沒有交上壞朋友……從某種角度來說，他對我非常關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為他感到悲傷。”據稱，被綁架後不久，娜塔莎和沃爾夫岡一起佈置了那個地下室，裡面有床、錄影機、收音機和書架，還有她喜歡的英國喜劇片錄影帶。娜塔莎稱：“我將這裡當作自己的家，裡面有一切我所需要的東西。”娜塔莎的邏輯漏洞百出。其所謂“沒有交到壞朋友”的背後，是她被剝奪了交朋友的權利。否則，天底下的文盲都應該為自己不識字慶幸，因為不識字可以讓他們不至於讀到“壞小說”與“壞思想”。地下室內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在地下室裡，娜塔莎接受的是一個自己別無選擇的純潔世界——“沒有壞朋友”。然而，儘管這裡“應有盡有”，足夠“純潔”，仍不過是座“天鵝絨監獄”，因為娜塔莎別無選擇、缺少自由。充足的食物與令人捧腹的喜劇片不過是綁匪為她提供的“麵包和馬戲”。心理研究表明，面對生活中的挫折，人的心理會有一個自動保護機制在起作用，即將不良刺激轉化為良性刺激，藉此度過難關。常見的心理防禦機制有合理化、壓抑、選擇性遺忘、幽默、昇華等等。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中，體現更多的則是合理化。這種傾向主要分兩類：一是“酸葡萄”，二是“甜檸檬”。如果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是酸的，如果只能得到檸檬，就說檸檬是甜的，於是不為此感到苦惱。娜塔莎同時選擇了二者。一方面，既然沒有在外面生活，外面也沒有什麼好羨慕的，因為外面有“惡習”，也有“壞朋友”；另一方面，既然已被綁架了，如果在認知中更多地強化悲慘境遇的觀念，無疑會加深自己的痛苦。如果把被綁架的事實理解為沒那麼糟甚至還不錯，會降低內心焦慮和恐懼等負性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