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4年，在康德出版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三年（1781年，第一版）之後，在當時的《柏林月刊》雜誌第四卷第12期發表了應徵文章《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運動）”？》，而在同卷第9期，該雜誌已經發表了一位猶太哲學家默西-門德爾松的同類文章《關於“什麼叫啟蒙（運動）”？》，按後來康德在發表自己文章時加的小注說，他如果當時已讀到這篇文章，就會扣發他自己的文章，“現在本文就只在於檢驗一下偶然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帶來兩個人的思想一致”［1］。

二百年後，我們再來閱讀兩位先哲為回答同一題目的文章，固然也會像福科（Michel Foucault）那樣注意到在當是德國社會背景下，猶太哲學思想，如何融入進德國哲學思想的大趨勢之中［2］，但也會感到這兩位哲學家在對於“啟蒙”成熟性問題的取向上有所不同。

相比之下，門德爾松的文章在行文上似乎比康德的更加清楚明白，這也許是當時月刊編者更加傾向於門德爾松的答卷的原因。

門德爾松的文章一開始就將“啟蒙－Aufklaerung”、“文化－Kultur”、“教養－Bildung”作了區分，認為“啟蒙”重在“理論”，“文化”重在“實踐”，而“教養”是二者的綜合。門德爾松這種“理論”與“實踐”的區分，也許真的表明了猶太思想接受從古代希臘哲學到當是德國哲學進一步深化的這個大的哲學背景，康德哲學正是建立在這種“理論”與“實踐”相分立又結合的哲學思路上的，而自此以後，費希特、謝林直至黑格爾，莫不在這樣一種思路的框架之中。也許，正是在這樣一個基本點上，康德覺得門德爾松與自己的哲學有相同之處；不過我們將會看到，在文章的結尾處，門德爾松提出了一個康德“啟蒙”文章中未曾涉及的一個方面，而門德爾松明確指出，這種觀念乃來自於猶太作家的教導，即，任何高尚事物愈趨完善，腐敗後就愈加醜陋［3］，殘花醜於朽木，同樣為“屍體”，“獸屍”不若“人屍”可惡［4］。這個問題，的確如門德爾松自己說的，需要另作討論了。

而我們覺得，康德關於“啟蒙”的觀念，不是孤立地對一個問題的見解，而是和他的整個哲學的觀念密切不可分的。一篇很短的論文，緊密地和他的整個“批判哲學”思想聯絡在一起，就會顯得太精煉，太概括而不容易讀懂，這也許就連當時那《柏林月刊》的編者也不能例外。

一、何謂“啟蒙”，何謂“成熟”？

因為是問題回答，所以康德論文第一句就是：“啟蒙（運動）就是人們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那麼何謂“不成熟狀態”？緊接著第二句話就是：“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5］

“啟蒙”作為一種思想潮流或運動，它的旗幟上寫著“理性”。這是歐洲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之後進入的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文藝復興為人的感性慾求爭取合法地位。這同時意味著，中世紀教會也曾以“理性”的名義行使著自己的權威，托馬斯 阿奎那的哲學說明了這一點。18世紀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藉助路德宗教改革反對外在教條權威的思路，展示了“理性”的新的面貌。“理性”與外在權威的決裂，形成自身的內在權威，亦即，“理性”與“自由”同一。

“自由”乃是“自己”。一切出於“自己”，又迴歸於“自己”。

“啟蒙”精神，乃是“理性”精神，“自己”精神，“自由”精神，乃是“擺脫”“外在”支配，“自己”當家作主的“自主”精神。所謂“外在”，乃是“它者”，包括了“人－他人”和“事－客觀世界”對“自己”的支配；“擺脫”一切羈絆，也是“自由”的基本意義。所以康德談論“啟蒙”，強調的是運用自己的理解力－理性之一種職能，來認知世界，而不是僅僅依靠“他者－他人”的指導。“啟蒙”精神是“擺脫－不需要”“他者”指導的獨立自主精神。

這樣，康德就把自己的“啟蒙”觀念和傳統的“啟蒙”口號——“敢於認知－sapere aude”聯絡起來。“敢於認知”就是敢於自己運用自己的“理智”去獨立地“認識”事物，而不依賴也不需要那些外在的“監護者－指導者－Vormuender”。康德很生動地揭示那些依靠它者指導過日子的懶漢，既然已有現成的食譜，何必再費自己腦子。所以康德認為，懶惰（Faulheit）和怯懦（Feigheit），乃是“啟蒙”、“成熟”之大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