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斯佩里尼歲月 2015-04-18

達芬奇的痛

“雞姦者”的指控是達芬奇一生的隱痛。1476年，他被控與17歲的男模特發生關係，在兩次聽證會後，這案子因為證據不足而不了了之。這次審判無疑給達芬奇帶來了巨大的心靈創傷，之後的歲月裡，他竭盡所能保護自己的私生活，甚至用倒寫法隱藏真實思想。所以，一切關於他是同性戀的猜想都停留在捕風捉影的階段。

但不論如何，這仍是人們最津津樂道的話題。許多歷史學家指出達芬奇傾向於男性，他一生從未與任何女人有過親密關係，他的畫作也證明了他對男性美的迷戀。他的素描基本上只針對男性裸體，對性器官的描繪尤其引人注意，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很少畫到女人脖子以下的部分，即便畫了，性器官也非常模糊甚至扭曲。

另外，達芬奇筆記本里的許多註釋暗示了他與男學生Gian Giacomo de‘ Caprotti的曖昧關係，據說這關係持續了20年。達芬奇去世前不久完成的畫作《施洗聖約翰》美麗卻妖冶，畫中那男女莫辨的聖約翰原型就是Caprotti。

1910年，弗洛伊德利用達芬奇的筆記作為原材料對其性取向進行了深入研究。他認為，達芬奇將他的性慾表達在作品中，許多未完成的作品便是一種性挫敗的象徵。

米開朗基羅：卡瓦切裡的囚徒

米開朗基羅終身未娶，不少人據此推斷他喜歡男人，恰好達芬奇也有此傾向。說米氏是同性戀者並非空穴來風，他確實不怎麼愛女人，甚至無法在有女人的屋裡多停留。他的雕繪中也有女性內容，卻從未涉足過嬌媚的少女題材，繪製的都是豐腴、成熟的女體，呈現出接近男性的力度，據說米氏即便在繪畫女體時，用的也是男性模特。

他與多個男模特有過情感糾葛，為他們寫下了眾多詩篇。比如他曾花去整整一年時間在早夭、漂亮的布拉奇之墓上刻下詩句：“我卑微的塵軀不再享有，/你的迷人的臉龐與美麗的雙眼，/但任何力量都抹不掉你我共枕相擁時，/兩個靈魂相融所迸發的火焰。”而最得他傾慕的無疑是羅馬貴族托馬索·卡瓦切裡。

1532年秋天，23歲的卡瓦切裡在聖安傑洛與米開朗基羅初次見面。他翩翩的風度、高貴的姿容立即吸引了米氏——米氏對男體的敏感與熱愛近乎痴狂，這也令我們有幸看到《大衛》、《摩西》、《奴隸》組像、《創世紀》等一系列驚人之作。

見到卡瓦切裡的幾個月內，米開朗基羅畫出了他最好的幾幅素描，其內容全部來自希臘神話，有駕駛金車馬的法厄同，有被禿鷲不斷啄食肝臟的提圖斯，有為宙斯斟酒的美少年伽尼墨得斯。為美第奇禮拜堂製作朱理亞諾公爵雕像時，米氏所雕的面部是卡瓦切裡的臉孔，他對他的眷戀，由此可見一斑。詩歌中，米氏更將對方的名字比做他賴以生存的食物，接著又寫道：“不……食物只營養我的身體，你的名字卻滋潤我的身體和靈魂，使它們充滿快樂，只要有你在我心中，我不再感到悲哀，也不懼怕亡。”

英俊的卡瓦切裡也沒有背叛藝術大師深切的情感付出，他始終是他忠誠的讚賞者。直到米氏彌留之際，卡瓦切裡仍守在他床前。

馬勒、托馬斯·曼、維斯康蒂： 三個人的《魂斷威尼斯》

一天，馬勒無意間推開著名男中音西奧多·萊希曼的門，發現他正和一個合唱隊的男生廝混。萊希曼立刻被掃地出門，幾個月後便心碎而。馬勒一向同情少數派，何以這次如此絕情？於是大家注意到那些試圖勾引他而屢屢失敗的女高音們的猜測——馬勒此舉是為了自保，如果萊希曼的醜事被別人發現，他多少有瓜田李下之嫌。

在馬勒去世之年，托馬斯·曼以馬勒為原型創作了一部經典同性戀小說《魂斷威尼斯》，講述作家阿申巴赫在威尼斯邂逅了一位美少年，於是留連在霍亂籠罩的城市。馬勒到底是不是同性戀，誰也說不清，但托馬斯·曼在聽了第八交響曲後，激動地發現了其中的同性戀傾向，感到“自己黑暗的激情突然明亮了”。《魂斷威尼斯》其實是托馬斯·曼的自傳，在他後公佈的日記中，人們終於發現了那看似甜蜜的家庭生活背後的真正秘密，他的愛情物件從來不是妻子，而是一位年輕的提琴手、畫家保羅·恩伯格。

六十年後，大導演維斯康蒂在風燭殘年將《魂斷威尼斯》搬上了銀幕。大概只有這部作品才能表達他初見美少年伯格時的傾慕之情。那一年，他五十八歲，伯格二十四歲。之後的十年中，伯格成為他電影中的主角，亦是他生活的伴侶。《魂斷威尼斯》中美少年達齊奧的扮演者是從三千名少年中精選而出，憂鬱而纖弱，簡直是至美的化身，從他身上我們可以想見伯格在維斯康蒂心目中的地位。這一次，阿申巴赫從托馬斯·曼的代言，變成了維斯康蒂的代言。在托馬斯·曼的筆下，阿申巴赫得疲倦，而在維斯康蒂的鏡頭中，美少年在海灘上嬉戲，而阿申巴赫遠遠地望著他，在霍亂的折磨中伸出手去想要抓住那瞬間的美景，卻嚥了氣。背景音樂是馬勒第五交響曲，據說後來很多同志愛人選擇去威尼斯殉情，必要聽這首交響曲。

現在，馬勒本人是不是同性戀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音樂為同志藝術家帶來了無窮無盡的靈感，而其最權威的演繹者亦都是同志，比如伯恩斯坦，比如米特羅普洛斯，比如MTT。也許，只有有了同志間細膩、惆悵、不同尋常的感情經歷，才能體會馬勒那神經質的奇妙藝術，他對美、愛與的迷惘之情。

音樂家布里頓和皮爾斯：求你讓我早走一步

同樣為《魂斷威尼斯》所吸引的還有一對同志戀人——作曲家布里頓和他的愛人、男高音皮爾斯。

1930年，布里頓的合唱作品《一個男孩的出生》入選BBC歌手的演出作品，在演播室裡，他遇見了歌手皮爾斯。六年後兩人正式相戀，他們的羅曼史持續了四十年，直到布里頓去世。事實上，這正是布里頓所願，他曾無限深情地對他的“大天使”皮爾斯說：“你一定要讓我先，求求你，讓我早走一步。沒有你，我無法生活。”

皮爾斯音色絕美，布里頓為他度身創作了一系列聲樂作品，包括令他一舉成名的《彼得·格蘭姆》。1946年該劇在美國檀格塢音樂節上首次亮相，指揮是伯恩斯坦。同年，兩人共同成立了英國歌劇協會，並在薩弗克的一個小漁村愛爾堡安了家。之後，他們發起了愛爾堡音樂節，延續至今。1972年，他們共同創辦了布里頓-皮爾斯音樂學校。

1974年，皮爾斯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首演了布里頓譜曲的《魂斷威尼斯》，這也是布里頓最後一部歌劇作品。當時布里頓剛做完心臟手術，但為了參加首演，他居然奇蹟般地恢復過來。曾有人評價，皮爾斯演唱的阿申巴赫有一種奇特的幸福感，而這幸福感，來自於遲暮的愛人。1976年布里頓因心力衰竭去世，在愛爾堡家裡皮爾斯的臂彎中。十年後，皮爾斯在愛爾堡去世，按照遺囑，他被葬在愛侶布里頓身邊。

指揮家：狄米特里·米特羅普洛斯、伯恩斯坦、MTT

邁克·提爾森·托馬斯（Michael Tilson Thomas）——人稱MTT——大概是第一位無需掩飾自己同性戀身份而獲得巨大成功的指揮家。

MTT從不在公開場合談論自己的性傾向，但卻以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對同性戀音樂的貢獻。在1995年就任舊金山交響樂團音樂總監後，他不僅用天才的指揮藝術、獨特的音樂感受征服了聽眾，而且致力於演奏同性戀作曲家的作品，他希望透過古典音樂這一媒介來表現同志生活以及同性戀的歷史。為了讓人們思考同志創作與古典音樂的關係，他在2000年6月組織了一次“美國少數派音樂節”，主打Lou Harrison、Lukas Foss、Earle Brown、Steve Reich、David Del Tredici等同志作曲家的作品。2001年5月，他又指揮首演了Del Tredici的系列作品《同志生活》，這部音樂作品以艾倫·金斯堡、湯姆·崗恩、保羅·蒙尼特的詩歌為基礎，探究了美國同志面臨的處境以及他們與艾滋病鬥爭的經歷。

MTT幸運地紅在了政治正確的時代，而在上世紀的美國，如果同志想在古典音樂圈裡混飯吃，最好還是別說出來。狄米特里·米特羅普洛斯（Dimitri Mitropoulos）便是這樣一個悲劇。有一次，這位天才希臘指揮家口無遮攔地將自己與紐約愛樂樂團的排練比作做愛，而演出則是他們孕育的“嬰兒”。這個比喻出自一個同性戀之口，讓整個樂團無地自容。不久，報紙上登出整版批評文章，大標題是《紐約愛樂到底怎麼了？為什麼？》，矛頭直指米特羅普洛斯。希臘人最終不得不黯然離開，不久就因為心臟病發作在了舞臺上，前正在排練的是馬勒第三交響曲。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米特羅普洛斯離開紐約愛樂時，提名了一位充滿陽剛之氣、英俊瀟灑的繼任指揮——伯恩斯坦，大家都以為他是異性戀。可惜，這位萬人迷在年輕時代就已經明確了自己的性向，大學裡他曾寫過同性愛情的論文，質問“為什麼如此美好的情感要受到反常之說的玷汙”。伯恩斯坦比他的前任聰明之處在於，當年準備提攜他的恩師庫塞維茨基問他是否同性戀時，他矢口否認，於是成功地當上了紐約愛樂的助理指揮。他甚至與一位豔麗無雙的女演員結婚，子孫滿堂。一次晚餐時，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瑪麗亞·卡拉絲出其不意地問道：“告訴我，萊尼（伯恩斯坦的暱稱），你是同性戀嗎？”伯恩斯坦沉默。卡拉絲不無遺憾地說：“為什麼漂亮男人都是同性戀？”

福柯：同性戀是一種令人嚮往的東西

當代德國思想大師哈貝馬斯曾說：“在我這一代對我們的時代進行診斷的哲學家圈子裡，福柯是對時代精神影響最持久的。”

1984年6月25日，法蘭西學院院士米歇爾·福柯於艾滋病，舉世震驚。權力機構有意掩蓋，醫院為保護名人聲譽，始終對病因嚴加保密。直到訊息悄悄流傳出來後，崇拜者們仍不敢置信。美國學者James Miller是一個典型。據他自己描述，這一訊息給他強烈震撼，從而促使他深入研究福柯的思想與生平的關聯，最終寫出了暢銷書《福柯的生愛慾》。這個表面上過著苦行僧式生活、數十年埋頭於圖書館和檔案館、以一種考古學家的態度研究人類社會反常現象的知識明星，其私人生活被故意掩蓋了。其實，在較親近的小圈子中，福柯的同性戀並不是秘密。據Miller調查，即使是在艾滋病已經開始在美國同性戀圈子裡流行的1980年代初，福柯還是會每年去舊金山，那裡的公共浴室一直是同性戀者的天堂。

因為英年早逝，福柯沒有完成他計劃中的六卷本鉅著《性史》。學界普遍認為，他晚年所關注的西方文化中有關性禁忌的規訓的演變，與他本人的同性戀身份息息相關。福柯在接受《同性戀之足》雜誌訪問時，出人意料地流露出某種類似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他說：“透過同性戀，我們能夠建立、發明、擴散和調節哪些關係？問題並不在於發現自己性慾的真相，而是利用性愛去創造多種新型的關係。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同性戀並不是慾望的某種形式，而是一種令人嚮往的東西。”

羅蘭·巴爾特：倒錯就能夠使人快樂

在不斷把玩著變換人稱遊戲的《羅蘭·巴爾特談羅蘭·巴爾特》一書中，有一小節題為“H女神”的令人驚訝的文字。巴爾特在這節文字裡談到了兩個以字母H開頭的詞“同性戀”（homosexualité）和“大麻”（haschisch）所具有的迷醉能力。

1937年，22歲的巴爾特第一次在布達佩斯街頭意識到自己的性傾向，他驚訝地目睹了兩個男人的親暱舉動，很久以後，他才私下向好友透露這種“自由的證據”令他著迷。而同性戀當時在法國仍被主流社會視為一種罪過。或許出於對社會習俗的顧忌，或許為了保護母親，或許因為年少時的結核病而導致的謹慎、羞澀的個性，巴爾特生前一直沒有公開自己的性向，直到在他去世之後出版的筆記中，我們才得以瞭解到一個沉迷於同性戀的羅蘭·巴爾特的生活細節。連他的好友如索萊爾斯、克里斯特娃都是在認識他很久以後才知道他的性傾向。

可能習慣於這種長期的壓抑，對巴爾特而言，符號和能指遠比意義和所指來得重要。他甚至一反一般人對薩德的看法，認為薩德並不是一個倒錯的色情作家，因為“服飾是一切現代色情的焦點”，可是它在薩德那兒卻只具有一種可憐的實用性價值，“做愛是赤裸裸直截了當的”。相反，在現代夜總會的脫衣舞表演中，“最撩動倒錯者慾望的，不是徹底去除衣衫之後的脫衣舞女及其‘主題’（性器官），而是衣衫縫隙間那若隱若現之肌膚”。

巴爾特生前只來過一次中國，1971年喧囂的中國在他眼中卻顯得色彩平淡。唯一的趣事是在某次政府招待演出中，前排的一箇中國少年令他心動，他面色潮紅只遠遠地觀望。或許對他而言，人與人之間的邂逅，由於這種曖昧隔閡，愈發顯得含蓄而迷醉吧。

安迪·沃霍爾：邊緣並不永是邊緣

照沃霍爾自己的說法，他和文學家杜魯門。卡波蒂秘密訂婚十年，每日一封魚雁頻傳，相互以裸照為信物。他把自己打造成一個無處不在的偶像，他對性取向毫不掩飾、招搖過市的形象幾乎家喻戶曉。

或許我們應該感謝安迪，正因為1960年代席捲一時的波普運動，同性戀成為一種身份標示，連同披頭士、滾石音樂、招貼藝術和吸毒場面，作為青年亞文化和地下文化的表現，獲得了某種生存權利：波普成為了年輕一代追求新藝術和新生活、反抗藝術權威與社會規範、進入藝術市場的方式。

另一方面，在形形色色的現代藝術展、前衛展和雙年展上，卻到處都是沃霍爾、沃霍爾、沃霍爾。絲網印刷的四色頭像年復一年複製著對安迪的致敬；幾個小時、緩慢的、時間停滯般的電影風格彷彿沃霍爾《帝國大廈》風格的回聲；還有更多依靠社會出鏡率一夜鑽營成社會名流者在努力實踐著安迪的生活哲學，他的一句名言被反覆引用：“在未來社會，15分鐘內，每一個人都能獲得成功。”沃霍爾曾說：“人生下來就像被綁架，然後被賣去當奴隸。”

反諷的是，美國現代通俗藝術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1967年女同性戀者維米莉·蘇蓮娜刺殺安迪·沃霍爾。安迪遇刺後一直沒有康復，1987年於外科手術，維米莉被判3年徒刑，她聲稱安迪過多壓制了她的生活。她曾經被安迪拒絕發表的作品《泡沫宣告》此後多次再版，成為女權主義經典作品。此次刺殺事件被看作是對男權社會所謂最前衛觀念的一次衝擊與反抗，一次邊緣面對主流的毀滅與自毀——看來，邊緣並不永是邊緣。

鄭板橋和袁枚：欲為金臀立法的忘年知己

同性戀之風在中國源遠流長，到了明清，隨著市民經濟日愈發展，也隨著市民娛樂（包括戲劇小說業）的蓬勃興盛，同性之好越來越多地浮出水面，著於文字。福建一地甚至被公認為培育“男色”的溫床。李漁曾寫道：“此風各處俱尚，尤莫盛於閩中……不但人好此道，連草木是無知之物，因為習氣所染，也好此道起來。深山之中有一種榕樹，別名叫做南風樹。凡有小樹在榕樹之前，那榕樹畢竟要斜著身子去鉤搭小樹，久而久之，鉤搭著了，把枝柯緊緊纏在小樹身上，小樹也漸漸倒在榕樹懷裡來，兩樹結為一樹，任你刀鋸斧鑿，拆他不開，所以叫做南風樹。”文人雅客多將“南風”視為風雅，清代書畫名家鄭板橋與性靈文人袁枚便是其中最知名的兩位。

“（餘）好色，尤多餘桃口齒，及椒風弄兒之戲。”這是鄭板橋的自述。他在山東濰縣任縣令時，有一次，一美少年因嗜賭犯律，當眾被施杖責。鄭板橋觀刑時，見少年美臀受創，竟心疼得忍不住落淚！

袁枚則在《隨園詩話》、《子不語》、《續子不語》中，一再談及龍陽之美，心向往焉。因為他翰林文人、風流俊雅的身世姿容，投懷送抱者頗多。《隨園軼事》中載：“先生好男色，如桂官、華官、曹玉田輩，不一而足。而有名金鳳者，其最愛也，先生出門必與鳳俱。”

鄭板橋71歲時，在清明日紅橋詩會上與48歲的袁枚有過一次會晤。二人乘興唱酬，甚為歡暢。酒至半酣，板橋說：“若有機會參與朝廷立法，我定要做一件事！”

“什麼？”袁枚好奇地問。

“今日之衙門，動輒板子伺候，那板子偏又打在桃臀之上。若是佼好少年，幾家夥下去，豈不將美色全糟蹋了？”鄭板橋慨然陳詞，“我要是有那個權力，一定要將律例中的笞臀為笞背，這才不辜負了上天生就的龍陽好色。”

袁枚一聽，立即產生“與我心有慼慼焉”的認同感，與鄭拊掌長嘆，引為知己。此後，袁枚多次對朋友引述板橋之志，嗟嘆說：“鄭大（即鄭板橋）有此意，惜斷不能辦到，然其所以愛護金臀者，則真實獲我心矣！”

鄭板橋一生花在男色上的錢財，不在少數，年老之時仍熱衷此道，這也意味著他要付出更昂貴的代價，因為沒有孿童會免費接待他，也沒有少年會自動寬衣解帶。這一切，不由他傷感而現實地說：“自知老且醜，此輩利吾金而來耳。”如此直接的刺激激發了鄭板橋對時光流逝、人生虛無的自覺意識，令這一生孜孜於名利權益的畫家由寂寞而感悟，開始正視自己蒼白的鬚髮，最終在他人生的最後旅程中，創造出他最具藝術性的代表之作：枯瘦的秋竹、寂寞的蘭花。

而此時，袁枚正在專心致志地講述一個故事，一對美少年心心相映，出入同行，為了維護貞潔不受某粗魯的第三者的玷汙，合力將之殺並因此伏法被誅。袁枚寫道：“二少年者，平時恂恂，文理通順，邑人憐之，為立廟，每祀必供杏花一枝，號雙花廟。”這枝風姿綽約的杏花，幾乎伴隨了袁枚一生。直到年過花甲，他還收了年輕美好的劉霞裳為弟子，每次出遊登山，必與同行，所謂“從遊朝臘屐，共寢夜連床。寒暑三年共，文章一路商”。對於他人的置疑、腹誹，袁枚不以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