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使用者 2007-04-25

屈原是華夏第一位有真性情的大詩人。他的千古絕唱《離騷》、《九歌》等，確如魯迅所說：“逸響偉詞，卓絕一世，……其思甚幻，其詞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論，不遵矩變。”（《漢文學史綱要》）所謂“憑心而論”，就是任憑真性情自由抒發、不設樊籠，從而創造出了波譎雲詭、神奇瑰麗的“心靈史詩”，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這影響也有其負面的消極性，即千百年來鬱積於中國知識分子心理深層的“屈原情結”：不可一日無君主。一旦失寵，就惶惶不可終日，累累若喪家之犬，要吟些“芳菲悽惻之音”，發些奴才的牢騷。

中國文人中最少奴性，卓然獨立的，還是太史公司馬遷。他於漢武帝獨尊儒學、罷黜百家、學術沉寂、思想貧乏之際，超凡拔俗，遺世獨立，以受刑之身忍辱負重，發憤著書，以“倜儻非常”之奇氣，著“倜儻非常”之宏文，記“倜儻非常”之英雄，“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確如魯迅所稱讚的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認為司馬遷“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文”（《漢文學史綱要》），實質上與評論屈原時所說法的“憑心而論”相通，也是把《史記》看作真性情恣肆而成的傑作。

兩漢以降，儒術的精神統治和封建的政治壓迫更為嚴酷，真性情者的命運也更為險惡。公元263年，一代才人嵇康臨刑東市，一曲《廣陵散》終成絕響。稽康被殺的原因，歷來人言言殊，莫衷一是，近來隨著人性的甦醒，學界才漸悟真諦：這實質是性情之純真與名教之偽飾的衝突結果。嵇康一貫傲臨世俗，處處以己之執著高潔，顯名教為偽飾。這對於全靠虛假偽飾生存的名教中人來說，實在是太大的威脅，所以嵇康為司馬氏所不容，千方百計找藉口殺掉，就成了必然的事。《文心雕龍•才略》篇說：“嵇康師心以遣論”，所謂“師心”，仍與“憑心而論”、“肆於心而為文”相通，都是以真性情為依據發議論，著詩文。魯迅一生經十數年、歷十數校而沉浸於賢哲嵇康的精神世界中，可謂是這兩位真性情的大才人跨越近兩千年的漫漫時空而進行的精神交流與心靈碰撞。

青蠍 2007-04-25

說明《史記》的重要性及其價值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東漢末年始稱《史記》。《史記》是我國紀傳體史學的奠基之作，同時也是我國傳記文學的開端，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稱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家之絕唱”是說其歷史學成就。司馬遷參酌古今，創造出史書撰寫的新體例。自此例一出，歷代史書，尤其是二十五史，遂不能出其範圍。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舉凡治亂興衰、典章制度，均分門別類，條分縷析。通史、紀傳、通典、通考，紀事本末，大都導源於此。《史記》確實是集先秦及漢初之大成的私家著作。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內容之富，結構之嚴，體制之備，均可謂空前。班固說《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善，故謂之實錄。”“實錄”精神，又堪稱絕後。

“無韻之《離騷》”是說其文學成就。司馬遷著史絕非侷限於文獻的收集、整理、考證，也不是以一種冷漠的態度從外部客觀地觀察歷史，他是帶著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筆下人物的奮鬥和成敗，所以筆端常飽含著悲憤。尤其對布衣閭巷之人、巖穴幽隱之士和才高被抑、無可申訴者，更是寫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司馬遷在敘事中敢寫事實，以致於“顯暴君過”，本來已經與屈原相似；其“肆於心而為文”，也和《離騷》一致。所不同者，《離騷》是直抒胸臆，《史記》則寄於筆下的人物。《史記》近於《離騷》的那種悲憤，不一定是得之於學，恐怕主要是因為司馬遷的感憤同屈原一致，甚至可以說，因為司馬遷生於漢季，比屈原看到了人世間更多的不公不平，所感憤者比屈原還要深廣。

總之，《史記》是文學的歷史，也是歷史的文學，是文學與史學的高度統一。

彼岸柏荷 2007-04-25

同意樓上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