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obaohua30 2020-08-31

“八王之亂”過後，西晉朝廷元氣大傷，晉武帝司馬炎苦心經營的中央禁軍在內耗之中元氣大傷，而匈奴人劉淵則趁此機會在離石要塞揭竿而起由此開啟了“五胡亂華”的序幕，而大量的窮苦百姓不得不離開自己生活多年的故土，被迫向南遷徙，歷史上把這一段時期稱作為“永嘉之亂”抑或者是“衣冠南渡”。

而當時南遷百姓的落腳點往往都會是兩個地方，一個是當時東晉的政治中心：揚州，另一個則是東晉的軍事重鎮：荊州。由此這兩個地方的身價開始由此水漲船高，成為東晉政權為此依靠的兩大支柱：

這兩處地方都聚集了大量的流民，對於人口不發達的古代，有人才有一切可能，造就了其獨特的地位。

這兩個地方都處於抗擊北方胡人的最前沿，因而兩地都駐紮了不少的軍隊，也造就了其獨特的軍事地位。

東晉的都城是建康，而建康又地處揚州，也故此賦予了其獨特的政治地位。

也因此對於這兩個地方的經營東晉朝廷是格外的重視：揚州刺史一般都由皇親國戚或者司馬家族的親信來擔任，這也是世家門閥為了緩和皇室和門閥之間的關係而做出的讓步；而荊州刺史一般都由朝中威望較高的大臣或者地位尊崇的大臣去擔任，外加上由於地處抗擊北方政權入侵的第一線，擔任荊州刺史的人往往都需要具備一定的軍事素養。

可是東晉門閥世家聯合執政的政治生態就註定了荊、揚二州的不穩定：

一個是利益上的摩擦：當外任的大臣在荊州具有了一定的實力基礎之後就會對揚州形成窺伺；而揚州的門閥也對外放的門閥持一種不信任的態度，為了自身的利益他們往往會對外放荊州的大臣們多加掣肘。

另外一個居安思危的一種思想：揚州地處長江中下游，荊州地處長江中上游，可以說荊州勢力的強弱直接關係著揚州的安危。

縱觀東晉一朝，荊州和揚州之間的摩擦一直不斷，也讓東晉朝局一直處於緊張之中，每一次荊揚之爭背後東晉都是一次次不太平的較量，直接影響著東晉朝局。

東晉時期的荊揚之爭

荊揚之爭的序幕：司馬睿的反撲，王敦覬覦皇權而引發的“王敦之亂”

第一次荊揚之爭是由“王敦之亂”拉開序幕的，然而我們從史書之中的一系列事件來看這一次荊揚之爭背後的矛盾焦點是什麼：

第一次叛亂是王敦不滿司馬睿利用刁協削弱世家的利益而叛亂的，這一次叛亂眾多世家因為不滿司馬睿的舉動故大多數都是持預設態度，故而這次叛亂的焦點是司馬睿和世家之間利益之爭。

第二次叛亂是王敦鑑於第一次叛亂之後而引發的，此時的王敦幾乎掌握天下所有的軍事力量，因而開始對皇權有所覬覦，然而這一次眾多世家都不希望改變這種局面，故而這次叛亂則是以王敦的失敗而告終，這一次爭鬥的背後可以說完全是王敦的野心驅使。

第一次荊揚之爭隨著王敦的死去而告終，然而就算是如此，荊揚兩地的矛盾並未得到緩解，由於王敦開了這個先例，故而在此之後眾多世家對出鎮荊州的外藩都極度猜忌，王敦死後荊揚地區的矛盾反而是愈演愈烈。

第二次荊揚之爭：琅琊王氏和庾氏家族的較量

第二次荊揚之爭的焦點圍繞在庾家兄弟以及琅琊王氏、何充等人之間，庾家兄弟和王敦不同，對於皇權他們沒有太多覬覦，然而這也並不意味著他們之間便太平無事，利益上、權勢上的各種衝突都是荊揚之爭矛盾的焦點。由於庾亮的失誤導致引發了“蘇峻之亂”，其被迫出鎮荊州，而荊揚之爭再一次在東晉上演，當然與前次矛盾不同，這一次的矛盾焦點大多是利益上的爭執：

北伐一事上的矛盾：而以王導為首的眾多世家持反對態度，當然王導的反對並非僅僅是因為利益上爭執，此時北強南弱，庾亮在軍事上無特殊才幹，故王導也是從實際角度去考慮北伐一事。

在繼承人位置上的矛盾：當時晉成帝病重之時，庾氏兄弟為了其能夠保持血脈上的關係上疏晉成帝立司馬嶽為帝，這對於庾氏家族來說自然是利大於弊，而對世家來說庾氏和皇室的關係越密切，對於他們來說也是極為不利的，因而晉成帝、晉穆帝繼位風波也可看作是利益之爭。

琅琊王氏與庾氏家族的矛盾：王導死後，王家第二代獨挑大樑之人幾近凋零，而當時王允之則成為了王氏最後一個能夠扛起琅琊王氏大旗之人，而王允之自然成為了庾氏兄弟的眼中釘，為了排除異己，此一時期甚至爆發了庾懌下毒害王允之事件，最終為了平息眾怒，庾懌被迫自殺。

由此可見，以庾氏家族為主導的荊州勢力以及王導等人為主腦的揚州系雖沒有大規模的軍事衝突，然而彼此間的明爭暗鬥也是極為激烈的。故庾冰、庾翼相繼病逝後，揚州集團為消除庾氏家族在荊州的影響力，駁回庾氏家族繼續出鎮荊州的請求，為了消除庾氏家族的影響力，改以桓溫擔任荊州刺史，也又一次引發了荊揚之爭，而東晉荊揚之爭由此進入了最高潮。

第三次荊揚之爭：縱觀桓溫一朝

桓溫初時擔任荊州刺史一職是世家為了消除庾氏家族在荊州的影響力，故而世家找了一個門第不算高大且與皇族關係密切的桓溫來擔任。當時朝野都認為這一安排極為合理，唯有熟悉桓溫的劉惔持反對態度，他清楚地知道桓溫的才能以及桓溫的野心。

果不其然在消滅了成漢之後，桓溫已經暴露了其政治野心，其欲憑藉聲望改朝換代的野心也昭然若揭，接著我們試著從史書之中分析這一次荊揚之爭的焦點：

桓溫的野心造成了諸多矛盾：自滅成漢之後，桓溫的野心已經成為了矛盾的焦點，他本希望是靠著北伐賺取聲望從而完成嬗代之舉，然而北伐的失敗讓他聲望大跌，因而他不得不採用脅迫的方式逼迫東晉朝廷，故而才有了桓溫廢晉廢帝之舉動。然而此舉卻也把他徹底逼到了世家的對立面，謝安、王坦之為首的門閥則對其奮起反擊，而這也造就了荊揚之爭時局的動盪。

然而桓溫比之王敦到底冷靜不少，雖然明知謝安等人在其背後做的小動作，卻也不得不認命。桓溫死後，桓氏家族的繼承人便更為桓衝，其繼任之後自解揚州才讓自桓溫時代開始維持數十年的荊揚之爭至此結束，而謝安也才有足夠的精力整肅東晉內部。

荊揚之爭的背後：究竟是什麼令荊州與揚州之間的矛盾如此的不可調節

荊州和揚州之間的爭權奪利貫穿整個東晉，桓溫死後數十年，其子桓玄最終憑藉荊州之地入主揚州奪取皇位，在這如此大規模的鬥爭背後，我們不禁也會問，為什麼東晉朝堂如此的不太平呢？

皇權衰弱：促使眾多野心家的誕生

其實在這屢次爭鬥的背後有一點是極為重要的，那就是東晉皇室的力量極為薄弱，世家聯合執政的局面之下，東晉皇室只是一個“代言人”，其手上根本沒有一絲一毫的實權，其最大的作用就是調和各大世家之間的矛盾。

因而這種皇權衰弱的局面促使了眾多野心家的誕生，王敦、桓溫乃至後來的桓玄都隨著實力的壯大開始對建康的皇位產生了覬覦之心，雖然王敦和桓溫的手段不盡相同，不過兩人的目的卻是一樣的，只不過一個較為強硬，一個手段較為柔和。

利益使然：世家聯合執政的局面之下對外藩的猜忌

東晉世家聯合執政的局面之下朝廷內部的勾心鬥角極為嚴重，各大家族都是為了自身的利益，因而這種局面之下他們不允許內部有一個龐然大物損害他們的利益，故而王敦在剷除刁協等人之後欲圖對皇權產生窺伺之時遭到了所有世家的反對，因為司馬家作為天下共主的局面之下他們尚可維持自身之利益，而一旦王敦成功那麼其就會憑藉著絕對的武力剷除世家這也是他們不允許的。

因而王敦之亂之後，世家對於鎮守荊州的人選尤為重視，派遣桓溫出鎮荊州是因為此時的桓氏家族還不屬於頂級門閥，然而桓溫卻憑藉著其自身的才幹一步步將桓氏家族帶向巔峰，因而在此之後擔心王敦之亂再次發生，屢次掣肘桓溫的北伐之舉，就是不希望其靠著北伐獲取更大的功勳從而威脅他們的生存。

朝廷制衡荊州之舉措

自“王敦之亂”之後，朝廷一直對出鎮的外藩極為猜忌，其中尤以荊州為最。荊州地處長江上游，在地理上本就佔有優勢，一旦對朝廷有所不滿，長江天塹對其根本沒有任何作用。因而為了避免“王敦之亂”的再一次發生，東晉朝廷也可謂是殫精竭慮的是想方設法制衡荊州的外藩：

拉攏江州刺史，為揚州設立一個緩衝地帶

“王敦之亂”打醒了偏安江南的世家，也讓他們認識到了一旦外藩勢力過於強大對他們將會造成滅頂之災，因而在此之後東晉對於外藩極為不放心，而為了遏制外藩勢力，揚州與荊州地區之間的江州督區則顯得尤為重要。揚州方面掌握了江州那麼就會牢牢的遏制住荊州勢力，而同樣的荊州外藩一旦掌握江州那麼等於掌握了進入建康的鑰匙。

所以在此之後，荊揚地區的樞紐江州刺史的爭奪尤為激烈，因為一旦取得江州則就佔據了對另一方的軍事主動權，比如在王敦死後，荊州刺史一職由陶侃擔任，而此時為了遏制陶侃，江州刺史的一職由與朝廷關係較為密切的溫嶠擔任。

可以說在荊揚之爭中，江州刺史的任命是極為重要的，他直接關係著揚州地區的安危，因而對這一職位他們也不得不慎重。

驅虎吞狼：以一方轄制另一方

荊州勢力的壯大世家豪門當時採取的辦法往往則就是驅虎吞狼，比如庾翼死前希望讓庾爰之繼續出鎮荊州，庾氏家族在荊州經營多年，為了消除庾氏家族在荊州的影響力朝廷不得不採用驅虎吞狼改立桓溫為荊州刺史。

桓溫擔任荊州刺史之後的確消除了庾氏家族在荊州的影響力，可也促使桓溫的勢力開始壯大，不得已之下朝廷則不得不利用庾氏門人的殷浩來牽制桓溫，可以說這就形成了一個怪圈，在打壓一方的同時卻不得不運用他的勢力來牽制另一股冉冉上升的勢力，所以荊揚之爭屢屢爆發也有這方面之因素。

重組權力架構：提升京口的重要地位，拉攏流民帥

而在此後京口也成為了各方勢力拉攏的物件，桓溫第三次北伐之時就利用了京口郗超成為其軍中參軍由此把京口置入囊中，可以說京口的流民帥如同江州刺史一樣也是各方拉攏的勢力物件。

後續

荊揚之爭貫穿整個東晉，最終由桓玄所終結，憑藉桓氏家族在荊州的影響力，桓玄擊垮了揚州，然而桓玄志大才疏卻又為劉裕做了嫁衣。而劉裕鑑於東晉時期的荊揚之爭改以自己的兒子為荊州刺史，希望緩解這種局面，然而縱觀南朝，荊揚之爭還是一直持續發展，可見劉裕的措施未能從根本上瓦解荊揚相爭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