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書科技 2019-02-03

張居正出生於嘉靖四年（1525）五月初三日。傳說在他出生前夕，他的曾祖父夢見月亮落在一個大水甕中，清光四溢，一隻白龜逐漸浮現在波光盪漾的水面上。他認為這是祥瑞之兆，在孩子降生後，就為他起名白圭，即白龜的諧音。而張居正確實從小就聰穎絕倫，在家鄉有神童的美譽。嘉靖十五年（1536），張居正十二歲，就到荊州府投考生員，知府李士翱很賞識他，為他改名“居正”。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僅二十三歲的張居正考中進士，受到當時翰林院掌院徐階的器重，被任命為翰林院編修，從此踏上官宦仕途。

當時嚴嵩任首輔，政治腐敗，官場黑暗，做了七年編修的張居正，感到滿腹經綸無人欣賞，變得憂鬱悲觀，於是稱病辭官回家。在家中種了半畝修竹，潛心讀書，養精蓄銳。六年後，在父親的鼓勵下，重回京師為官，任國子監司業。不久，世宗病逝，裕王朱載垕繼位，是為穆宗，年號隆慶。隆慶元年（1567），張居正入選內閣，他的為官生涯出現轉機，並在政壇逐漸嶄露頭角。但穆宗是個平庸的皇帝，他雖然賞識張居正的才識，但並不採納他的治國方略。穆宗在位僅短短的六年，隆慶六年（1572）五月，九歲的太子朱翊鈞即位，即明神宗。高拱、張居正、高儀受穆宗臨終矚託為顧命大臣，輔佐小皇帝，大明王朝的日曆翻到了萬曆這一頁。而此時的明朝，表面上一派歌舞昇平，其實已經走入了衰落的軌道，面臨嚴重的危機。

張居正是個現實主義者，為實現自己“以平治天下為己任”的政治理想，他開始著手創造各種機會。當時內閣首輔是高拱，位高權重，在許多事情上束縛了張居正的手腳。但張居正足智多謀，工於心計，高拱卻性格強直，因擔憂年幼的皇帝能否勝任，他曾無心說過一句話：“十歲（虛歲）的太子，如何能治理天下？”這句話傳到兩位太后耳中，引起她們的不滿。張居正藉機同與高拱曾有積怨的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聯合，抓住這句話大做文章，勒令他回原籍閒住，張居正便自然升任內閣首輔。張居正深知自己執政，必須取得兩宮皇太后的支援。為了巴結兩位太后，首開先例，為兩宮太后“同加尊號”，尊神宗嫡母陳皇后為仁聖皇太后，生母李貴妃為慈聖皇太后。而此前，先皇嬪妃雖因是皇帝生母可以稱太后，但是不能加尊號，嫡庶之間的差別是很清楚的。此外，為了使馮保與自己密切配合，他還十分尊重馮保，進而也贏得了馮保的信任。此後，兩位太后將內政託付給馮保，而外朝政事完全委託給張居正，並在此後張居正教導小皇帝和大力推行改革中都給予了全力支援。張居正又利用帝師的特殊身份，將小皇帝的思想融入了改革思潮之中，而且以嚴師的形象，在其心目中樹立了極高的威信。年幼的神宗喜歡書法和歷史，張居正就投其所好給他講歷代帝王治國的故事，並讓人選一些有關為君之道的文章作字帖，供神宗臨摹，使小皇帝在習字中得到啟迪。後來，張居正還讓人編了一套《歷代帝鑑圖說》，摘取了古代帝王可以效法的善事八十一條和應懲戒的惡行三十六條編入其中，並都配以繪圖和文字說明。神宗特別喜歡這套書，對張居正的忠誠更為感動，尊張居正為“張先生”，對他言聽計從。

本來，大臣與內監的交結是應極力避諱的，為謀得首輔之位與馮保勾結是件極不光彩的事；而為討好兩宮，更張舊制，也有專擅之嫌。但講求實效的張居正認為這些不過是為國為民的政治手段，在小皇帝面前樹立了威嚴，得到兩宮太后的信任，內廷又有大宦官馮保的支援，張居正已經成為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而他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雷厲風行地推進改革，一展自己的政治才華。於是，一場轟轟烈烈、暴風驟雨式的改革拉開了序幕。

目睹了嘉、隆時期的混亂政局，張居正認為其根源就在於吏治腐敗。因此，他的改革首先從整頓吏治開始了。萬曆元年（1573）張居正提出了“考成法”，讓吏部、兵部把知府以上的文武官員的姓名、籍貫、出身、資格都寫在屏風上，嚴格考核其政績、功過，區別官員的勤惰、賢愚，作為進退、去留的依據。透過對官吏的逐級考核，以達到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吏都要做到“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並且建立了隨事考成的制度，以做到事事有著落、有交代。在對官員的考察過程中，張居正裁撤了一批冗員，獎勵了一批賢能正直的官員，強呼叫人唯才。他所選用的如戚繼光、譚綸、李成梁等人，都對改革作出了重大貢獻。同時，竭力提高內閣的權威，擴大了內閣的權力，使得政令暢通，為他以後推行各項改革奠定了基礎。

軍事方面，張居正積極整飭邊防。他支援戚繼光整頓薊州防務，起用名將李成梁防守遼東，蒙古小王子雖數次率眾來犯，都由於戚繼光和李成梁等的堅固防守而未能得逞，邊境安然無事。同時，還整頓了府、州、縣學，核減生員，罷黜了一批不稱職的學官。

明神宗的皮弁如果這些方面的革新還算小試牛刀的話，那麼張居正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國家的財政危機，因此，他所推行的改革的重點還是理財。他大力開展了開源節流的經濟改革，為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在全國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土地清丈工作，推行“一條鞭法”的賦稅改革。

“一條鞭法”早在嘉、隆年間就在廣州，福建、江西等地試行過，但都因遭到大地主的強烈反對而未能有所實效。張居正深知賦役制度改革事關百姓生存之本，也關係到社會的安定和國家的安危，因此，他審慎行事，穩妥推進。萬曆六年（1578），張居正首先下令全國重新丈量土地，限令三年之內要把清丈土地和清理賦稅的工作完成，並規定對破壞清丈土地者，嚴懲不貸。萬曆八年（1580），全國查實徵糧的田地竟比弘治時增加了近三百萬頃，朝廷的收入因之劇增。而且，透過清丈土地，掌握了全國的田產和人丁情況，在此基礎上，推行“一條鞭法”就容易多了。萬曆九年（1581），張居正下令將“一條鞭法”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所謂一條鞭法，簡而言之，就是把各種田賦和徭役合併和簡化，一概折銀徵收；除了一部分徭役仍按人丁攤派折銀外，全部田賦和大部分力役均按田畝徵銀。以前，賦和役的徵收是分開的，賦以田畝為徵收物件，役則以戶丁為徵收物件。實行一條鞭法以後，把賦役合併為一，大部分改為以田畝為徵收物件，因土地多歸地主所有，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也減輕了農民的稅收負擔，而且限制了地方官吏借繁雜的稅目勒索百姓，有利於生產力的穩定發展。同時，徵收貨幣稅還減少了政府運輸、儲存實物上的花費，節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國家的財政收入得到了保證。“一條鞭法”簡便易行，它上承唐代“兩稅法”，下啟清代“攤丁入畝”，是中國自漢以後田賦徵收由實物稅轉為貨幣稅的一個重大進步。

張居正的改革是明代改革中最有影響力、最為深刻的一次。透過改革，萬曆前期的政治清明很多，財政收支更是大為好轉。當時太倉的糧食儲存豐足，可夠國家支用近十年。張居正透過改革展示了自己卓越的政治才能。但他的改革觸動了貴族、鄉紳地主的利益，遭到強烈反對。

同時，在張居正志得意滿地推行改革的時候，神宗也在一天天地長大。而張居正對皇帝仍時時嚴厲訓斥，神宗對這位帝師漸漸由敬畏到反感。萬曆十年（1582）六月，張居正病逝，神宗親政。張居正生前的政敵紛紛上疏彈劾他，反張集團形成了強大的聲勢，張居正改革時重用的人統統被罷去，而原來對張居正尊崇備至、信賴有加的萬曆皇帝也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全面否定張居正的改革政績，下詔給張居正定了“專權亂政，謀國不忠”等十大罪狀，而且竟然說“本當破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死者都險些被開館屠屍，活者就更加在劫難逃。張居正的長子自縊身死，次子和幾個孫兒被髮配充軍，全家十幾口人在抄家時，竟被官府鎖在室內活活餓死，慘不忍睹。

結果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工於謀國，拙於謀身”的張居正也許永遠不會明白，他之所以失敗，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他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在封建社會的君主政治中，無論多麼嘔心瀝血、居功至偉，臣子都只是統治者的一個工具，無論多麼赤膽忠心，一旦“威權震主”，就會導致悲劇的命運。隨著神宗報復性行為的發生，張居正勵精圖治的一系列改革也都灰飛煙滅，明朝一天天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