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為什麼要自殺???求大神幫助

作者：由匿名使用者發表于歷史
2022-08-05

XFCY0792 2015-02-06

王國維之死王國維（1877年—1927年）字靜安，浙江海寧人。二十世紀中國最富創見性的奇才，學貫中西，成就卓著的大學者。梁啟超稱他是“學界重鎮”，郭沫若譽之為中國現代文化的“金字塔”，魯迅說“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作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然而，由於時代變遷等諸多因素，半個多世紀以來，少有人提及，幾乎被世人所遺忘，以至造成生前不曾“隱居”，死後卻“隱居”起來的奇特境況。王國維著作中，包蘊了哲學、文學、史學、美學、心理學、教育學、邏輯學、文字學、金石學、歷史地理學等諸多方面的深入探討，其中，無處不閃爍著人類智慧的光芒。先生從哲學入手，寫了《叔本華之教育及哲學學說》、《叔本華與尼采》、《汗德〈康德〉贊像》、《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論近年之學術界》等篇什，開天闢地地將西方哲學引入中國。雖然他曾說過“哲學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的話，但叔本華、尼采、康德的哲學思想，幾乎已經融入他的血液，成為他立於哲學高地分析中國文化的“基石”。《紅樓夢》評論，就是他以新的視角俯瞰《紅樓夢》的研究成果，開創了“西為中用”的治學先河。遂之，他的眼光轉向文學、戲劇、詞曲，《宋元戲曲史》、《曲錄》、《戲曲開源》等著作相繼問世。一向為人所斜視的戲曲，才真正步入文學藝術的殿堂。特別是他的《人間詞話》，首先提出了“境界”之說，而把古典詩論，引入到一片全新的美學視野，為中國詩學、中國美學研究作出了“里程碑”式的偉大貢獻。於是又將研究的課題移於史學。《說商》、《殷周制度論》、《敦煌所出漢簡跋》、《魏名經考》、《唐寫本失名殘書跋》、《水經注跋》……從商周到元明，兩千年史中許多疑難處都作了周密的考證。尤其是對於甲骨、竹簡、鐘鼎的辨析詮釋，貢獻卓著，填補了古代史研究的一片空白。梁啟超說這是王國維治史中之“一絕”。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歷史的獨到的科學見解，源於其治學方法。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將之歸結為三條：“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而“移一時之風氣，示來者以軌則”。王國維的史學研究，其功大焉，堪稱史學泰斗。然而，正當五十一歲盛年的王國維先生卻於1927年農曆五月初三日，自投頤和園之昆明湖，悄然離開人間。五月初二日，他還參加學生畢業典禮，夜見照常批閱試卷。初三日仍到清華與同事談新的招生事宜，而後向人借得車費五元，乘車至頤和園，於萬壽山下、排雲殿西，石舫附近，吸一支香菸，遂跳入水不太深的昆明湖。幾分鐘後，打撈於岸，人已身亡。然懷中遺書，全然未溼。遺書雲：“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另外幾行字，乃死後安葬及家事安排等寥寥數語而已。其具體死因隻字未提。連其幼子王登明也於1981年說：“先父棄世時，我尚年幼，大都不知道……”王國維之死，幾成千古之謎。 1927年至今，近八十年了，依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效屈原投江”之說，因二人死的方式相同，死的時間相近（五月初五與五月初三），而王又寫過《屈原文學之精神》。然王之死，是否與效屈原有關似不相宜，因形式同而推定其內容也必然同。餘認為這是一種時間上的巧合。作為“清華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另三位為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當其完成試卷批閱，畢業典禮之後，第二天正是初三日。古代希臘一位數學家，當差役逮捕其赴刑場時，他正做一道幾何難題，說“稍等一下，做完這道題，就去死！”此等情形，有似類也。其二是“性格所致”說。王國維先生“體素羸弱，性復憂鬱”，思深而言寡，內心存滿矛盾，卻不形於言表。便是於死前數日，依然工作如故，從容自若。內在情緒的波擊，無人察覺。不若普希金，一時衝動，及持槍搏鬥。倒有點像托爾斯泰，家裡呆得不順心，即也無言離家出走，猝死他鄉。所不同的是“自沉”。“自沉”卻不露聲色，這是王國維個性的最後的集中顯現，遂造成他死因的一團迷霧，但不會是他自沉的必然因素。其三“逼債至死”說。王國維之所以為大學者，根緣於羅振玉。是羅識其才，全力資助王赴日本留學，並一再薦王選擇職業，連考古研究的興趣也是受羅的影響所至。後來關係密切到羅女嫁給王子，聯姻為親家。王乃重情知義之士，恩尚未報，焉能因了一時區區瑣事，自殺洩憤？況且有無“逼債”其事，尚系疑點。吾竊謂此說，是郭沫若等一為貶羅氏二為駁“殉情”之說，才如此下筆的。而郭文中提及“逼債”時，前面還著意加了“據說”二字。正像陳寅恪所言：“金錢關係”之議，乃“委瑣齷齪”之說。其四則是眾所多議的“殉情”說。王國維“自沉”昆明湖的時間，正是馮軍逼宮，避居“日使館”，又轉天津“張園”之後。此前還曾“奉召入宮”，做了退了位的溥儀的“五品街南書房行者”，實即溥儀的“老師”兼“圖書館館長”。王既死，溥儀賞兩千元為喪葬費，又賜諡號曰“忠愨”。而且至其死，仍留一條辮子。如此種種，完全可以說明王與溥儀的關係之密。由此推論，王國維死於“殉情”，也不純系捕風捉影。然而，若作深層次的剖析：溥儀之重於王，在於彼時之“用”也；而王之依於溥儀，在於宮中有藏書、讀書的環境，當然也不能排除由此而發的“師生”之情，“知遇”之情含在其中。僅僅是這樣一種關係，就能促成為溥儀而赴死，似尚不足為信。至於對於清朝的看法，吾曾讀王國維的史詩式長詩《頤和園詞》，此中對明、清兩朝興亡何其類也，感慨不已。對慈禧專政給以無情的嘲諷，如此等等，均看不出對清室的感情濃度幾何，倒像是一位冷靜的觀察者。連張勳復辟也淡然處之，更不用言參與了。如果硬要以“殉情”一語，囊括王國維死因的話，倒不若以“殉世”二字更近一點實情。其五“殉學術”說。民國初期，戰亂四起，權力紛爭，持槍的人異常活躍，而平民百姓心神不安，學者王國維如何應付得了這種場面。當北伐軍步步逼近，清華園裡傳單雪飛，漫畫張貼攻擊研究院，諸學者各尋避所，也有逃往國外者。只會握筆桿子的王國維，面臨槍桿子，說無所畏懼，是不近情理的，他悄然問他的學生山西籍的衛聚賢：將何以為之？衛曰：到山西去，晉祠正籌辦“興賢大學”（衛是籌辦者之一），先生每週授課一次，每月百元大洋酬金。這不能不說也是一條去路，但先生只說了這麼一句：“山西無書”（先生之先祖王稟即於北宋抗金時死於山西太原）。當晚寫好遺書，次日而赴昆明湖，可能在他心裡，只有這裡才有那樣一片淨土，一泓清泉。這無疑當是其死因中之近因了。那隱於深處的遠因呢？值得注意的是，死前一日，兩次提到一個“書”字。其中一次是口說：“山西無書”，一次是手寫“遺書”：“書籍可託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生死關頭，猶只念一個“書”字，正如他早年說過：“餘生平惟與書冊為伍，故最愛而最難捨去者，亦唯此耳”。他視書如命，在有書中生存，於無書中去世，這便是王國維光輝而慘淡的短短一生。如果他既精通“權術”，又深悉“武術”，還學會“錢術”，那他所衷情的“學術”將置於何地耶？“十八般武藝”樣樣皆通，那學問不就排列到第十九位了？“老九”已經不如“八丐”，“十九”會是何等模樣？那王國維也就不再是王國維了，至少，不會是大師級的學界泰斗。設若社會是一片包容各路人才，允許各獻其才的社會，王國維之奉獻，將可與日月爭輝，那民族之振興，也指日可待。可其時其地，卻只尊一術、罷黜百家。於是釀成了大師之死的悲劇。嗚呼！詩人之詩，描繪了頤和園，詩人之死，還在頤和園；學者之文，考證過歷史，學者之死，猶因了歷史。思而念之，不亦痛哉！王國維之死，它的悲劇價值，即在於給後人及後人之後人以永久的思考！思考之際，乃續先生生前所愛之曲作《水仙子》小令一首，聊附文後，更寄其思：一潭清水一潭秋，一片殘荷一片愁。三更淡墨三更露。小窗燈影案頭，文山史路通幽。長橋瘦，冷雨稠，夢裡孤舟。 http：//www。hanhuncn。com/Html/Whjl/200605102212449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