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使用者 2015-06-22

《通典》書名，唐杜佑撰，二百卷。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的政書，「十通」之一。 書成於貞元十七年（801）。通記歷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史，始於傳說中唐天寶末，間及肅宗、代宗、德宗三朝。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典，各冠總論，下系子目，凡有一千五百八十四條，正文約一百七十萬字，註文約二十萬字。取材博綜古今，廣採群經、諸史、地誌，漢魏六朝文集、奏疏，唐國史、實錄、檔案、詔誥文書、政令法規、大事記、《大唐開元禮》及私家著述等，皆按時間順序分類纂次。各典於歷代制度多究其原本，明其始末，並引前人議論，參以己見，見其得失，其中以食貨、職官、邊防各典較為精到。為中國典制文化專史的首創之作，對後世史書編纂影響甚巨。內容略古詳今，唐代部分約居全書的四分之一，多屬原始資料，其價值不在《唐六典》、《唐會要》等書之下。惟記事偶有遺漏，兵典敘兵法而不載兵制，禮典一門竟全書之半，於體例殊未允當。亦已竄入憲宗朝數事。書約初刊於北宋。 中國第一部典章制度的百科全書。作者杜佑曾任唐朝節度使和宰相等職，對中央及地方制度極為熟悉，他採錄歷代典籍，溯尋制度的因革變遷，希望為在唐帝國寫下一幅臻於理想的政治藍圖。《通典》就是一部古代與現代的對話，理想與實際的結合。 《通典》 《通典》是我國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專史。它的作者杜佑，字君卿．唐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年），病逝於唐憲宗元和七年（812年）。杜佑出身於具有悠久歷史和顯赫地位的名門大族。他20歲左右步入仕途，40歲以後任中央高階官員和嶺南、淮南等地的長官，近70歲時任宰相，78歲因病退休，不久去世。杜佑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又有豐富的政治經驗。他以史學家的眼光處理現實的政治經濟問題，又以政治家的見識撰寫歷史著作，這使他在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通典》開始寫作於唐代宗大曆元年（766年）左右，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完成於淮南節度使任上，全書的修撰用了整整35年的時間。杜佑對文學的社會功用，有很深刻的認識，他寫作《通典》是為了“徵諸人事，將施有政”。（《通典·自序》）他要透過對歷史上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的考察，來為當時的政治經濟活動提供直接有益的指導。這個著述旨趣，決定了《通典》基本價值。 《通典》全書200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等八門。它的結構具有嚴密的內在邏輯聯絡。杜佑在《通典·自序》裡對此作了明白的說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為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這個邏輯構成，體現了杜佑對封建制度的全盤理解。在每一門目之中，杜佑又細分子目，每事以類相從。他敘述各種制度及史事，大體按照年代順序，原原本本詳細介紹。在有關事目之下還引錄前人的有關評論，或寫下自己對此的看法。評述結合的寫作方法，提高了《通典》的學術與經世致用價值。從總體看，全書編排得整齊有序，條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於讀者閱讀、查考。 《通典》在歷史編纂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專史的開創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於紀傳體史書中的書志部分。在史實容量和撰述體例上都有諸多的限制，無力承擔完整記述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發展變化歷史的任務，落後於社會的客觀需要。《通典》把這一體裁獨立出來，為這一體裁的成熟、發展，開闢了廣闊的天地。從此以後典制史成為傳統史學的一個重要門類，出現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專書，豐富了傳統史學的表現能力，也促進了史學服務於社會這一優良傳統的發展。 《通典》所記上起遠古時期，下至唐代天寶末年，唐肅宗、代宗以後的史實多以夾註的形式補入。它基本包羅了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貨典》12卷，敘述歷代的土地、財政制度。對歷代土地形態的變遷，租稅的輕重，戶口的盛衰，貨幣的變革，鹽鐵的管理，雜稅的興起等等情況都作了詳盡的考察。《職官典》22卷，敘述歷代官制的沿革變化。把從中央到地方，從文官到武官，從員額到官階的情況，也都敘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敘述兵略、兵法和歷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戰爭的勝負經驗，兵法上的原理原則，統一歸納起來，各標以適當的題目，成了一部有系統的軍事理論著作。《邊防典》16卷，敘述歷代的邊防與四境各族政權的情況，交待了豐富的民族地區歷史發展變化情況，為民族史和國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中《禮典》有100卷，佔了全書卷數的一半。它詳記了古代禮制情況， 材料是相當豐富的。在封建政權建設中，禮是關鍵環節之一，杜佑對此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這與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對封建制度的理解，有著直接的關係。《通典》為人們研究、瞭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統的知識和材料，為封建政權建設提供了一部翔實可靠的參考書。 杜佑在書中除提供了詳盡、系統的典章制度史料外，還表述了自己對封建政治、經濟的一系列看法，闡發了他進步的歷史思想。 他認為社會經濟是治亂安危的先決條件與關鍵因素，治理國家的關鍵是進行教化，而教化的前提是豐衣足食，不能滿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會的一切環節都形同虛設。他對經濟重要性的強調，對於古代思想觀念的發展進步有一定影響。他在書中把食貨放在各類問題的首位，在史書中也是沒有先例的。杜佑在長期理論實踐中體會到糧食、土地和人是治理國家的關鍵。有了糧食就使國家用度充足，盡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戶清楚就使賦役均勻。這三樣事情做好了自然會使民富國強。在經濟政策上，他提出要處理好國足與家足的關係，他指出家足是國足的基礎，家足才能使社會安定，國家富強。他還根據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提出“薄斂”和“節用”，以減輕百姓負擔，保證國家經濟機器正常運轉。這些主張都是很切實際的。 杜佑在《通典》中闡述了歷史發展變化的觀點。他反對是古非今之論，指出“漢、隋、大唐，海內統一，人戶滋殖，三代莫傳。”（《通典》卷31《職官》13）用社會發展進步的事實批駁歷史倒退的觀點。他還獨具慧眼地從當時少數民族的社會狀況中，推論古代先民的社會歷史狀況，指出“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通典》卷85《禮》45），存在著人殉、巢居穴處、茹毛飲血，同姓婚娶等陋習。當時的中華與少數民族落後狀況的對比，正生動反映了中華文明從落後走向進步的歷程。這個論證已有一定的科學因素，在古代可謂石破驚天之論。 社會發展進步的觀念必然導致他因時變革的思想。他強調“隨時立制，遇弊則變”（《新唐書·杜佑傳》）。要使當世的政策措施，適應歷史變化情況，跟上社會發展的步伐，符合現實的需要。對於歷史上的商鞅變法、廢封建立都縣，以至當時的兩稅法等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讚賞的態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對歷史事件發展原委和政治、經濟制度因革變化的分析中，他都把人們的歷史活動和歷史時勢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慮天命的作用。對於陰陽災異學說，他基本持否定態度。在敘述歷代戰例時，他常常選取一些不信吉凶預兆之說而獲取勝利的例項，來表明他對此的看法。對於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說，他根據史籍記載，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批駁。他在《通典》中刪掉了紀傳體史書志部分的五行、符瑞等內容，使《通典》表現出更強的理性色彩。 杜佑還在書中闡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軍事思想、民族思想等，其中包含著不少傑出的見解，對於社會建設是很有補益的。 《通典》禮的部分佔去了過多篇幅，給人以全域性失衡之感，兵刑部分沒有記載軍事制度的發展變化，這是《通典》的兩個不足。 《文獻通考》，是宋元時代著名學者馬端臨的重要著作。馬端臨，字貴與，江西樂平人，生於南宋理宗寶祐二年（1254年），卒於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宋史》和《元史》都沒有給予他立傳，《通考·自序》也沒有敘述事蹟。《南宋書》和《新元史》中雖有傳，但記事十分簡單。所幸《通考》的《進書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樂平縣誌》中儲存了幾點有關的材料，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後期宰相馬廷鸞的仲子，以 蔭補承事郎，曾漕試第一。廷鸞為人正直，不肯附和姦相賈似道，鹹淳九年（1273年）被迫辭職，居家1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1289年）去世。廷鸞曾任史官，家中極富藏書。馬端臨隨其父家居，讀書頗廣。父親去世後，他曾短期間內出任慈湖書院、柯山書院院長、教授及台州路學教授等學職，一生主要時間都在家鄉隱居著書。縣誌本傳稱他“門弟甚眾，有所論辯，吐言如泉湧，聞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端臨在其34歲左右時，即開始其著書工作。而《文獻通考》的編寫用時20餘年。李謹思《通考序》稱全書著成於丁未之歲，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馬氏是年54歲。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其書被一位道士訪得，次年奏之於朝。至治二年（1322年）官家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 《文獻通考》全書分為24門，348卷。自《經籍》至《物異》等5門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19門均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書的內容起自上古，終於南宋寧宗嘉定年間。就其體例與內容來看，實為《通典》的擴大與續作，這是本書的第一個特點。本書的取材中唐前以《通典》為基礎，並進行適當補充。中唐以後則是馬端臨廣收博採的結果，尤其是宋代部分，當時《宋史》尚未成書，而馬氏所見到的宋代史料最豐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有為《宋史》所無者。取材廣博，網羅宏富，可以說是本書的第二個特點。此外，《通典》以《食貨》為首，說明杜佑對國家經濟的重視；鄭樵《通志》移之於《選舉》、《刑法》之後；而馬端臨更將之列於全書之首，且增加為8門之多，可知馬氏對經濟的重視更超過杜氏、鄭氏。《通典》之《禮典》100卷，佔去全書1/2，而《通考》之《社郊考》則3門才60卷，不及全書1/5。又《兵考》一門，詳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敘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這些都是《通考》的優點。 馬端臨是古代進步的史學家之一，他發展了杜佑所創立的新史書體裁，即以事類為中心敘述歷史發展的典志體，又推進了鄭樵所倡導的會通之義。《通考》與《通典》相比，從內容到形式都有了擴大和提高；《通考》與《通志》相比，《通志》只做到舊史書的粗略總和，《通考》則予以重新組織，表達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如商鞅變法和楊炎的兩稅法，對古代封建社會發展均具有重大作用，馬氏明確指明其重要歷史意義，而不因自己對二人的否定態度而否定其經濟政策。又如五代時期，參加過唐末農民起義的張全義，對恢復洛陽一帶經濟生產起過有利作用，歐陽修作《五代史記》，因他出身於“群盜”，僅略記數語。而馬端臨不僅詳記其事，而且加按語云：“全義本出‘群盜’，乃能勸農力本，生聚教誨，使荒墟為富實。觀其規劃，雖五季之君號為有志於民者，所不如也。賢哉！”作了有力的頌揚。 馬氏著此《通考》，在《自序》中反覆說明，一方面為續補杜佑《通典》天寶以後之事蹟，一方面要配補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略如紀傳體史書中的紀和志。總起來說，是使“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有考焉”。這就形成了這部書的消極面，雖有同情人民之處，但主要是為統治階級立言。又因全書規模宏大，某些部門便容易失於疏略，如《職官考》全錄《通典》之文，於五代部分則敘述寥寥；又如《經籍考》內容雖豐富，而主要依據不出於晁公武、陳振孫二家，自不能完備；《輿地考》多本於歐陽忞《輿地廣紀》一書，無甚訂補。 因此，歷代學者對二書的看法是：《通典》以精密見稱，《通考》以博通見長，各有獨到之處，應互相參證而不可偏廢。《四庫提要》論之雲：“大抵門類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條分縷析，使稽古者可以案類而考。又其所載宋制最詳，多《宋史》各志所未備，案語亦多能貫穿古今，折衷至當。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贍實為過之，非鄭樵《通志》所及也。”《通典》、《通志》和《文獻通考》三書都以貫通古今為主旨，又都以“通”字為書名，故後人合之稱為“三通”。“三通”在中國古代史籍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行的刻本為清乾隆年間在武英殿校刊的三通合刻本，附有考證，其後復刻者多以此為底本，重要者為江西崇仁謝氏及浙江書局等本。

神秘鳳凰梁灣灣 2015-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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