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出版社 2019-06-14

東晉末年規模浩大的農民起義，深刻地教育了劉裕，如果不對東晉的弊政進行經濟、政治上的全面改革，單一憑藉武裝鎮壓人民的反抗是無法鞏固統治的。

所以早在他初入建康的元興三年，就與劉穆之看到社會問題的嚴重。此前桓氏雖也發現了這些問題，並制定條科進行治理，但終未奏效。劉裕總結這個教訓，根據當時的可能條件，順隨事情的現狀向正確方面疏導理順。劉裕本人身體力行，禁令威嚴，百官肅然，十幾天時間，風氣就有明顯的變化。所以歷史上稱劉裕“有撥亂反正之才”。其後隨著他勢力的步步擴大、終於坐上皇帝寶座，就為其推行這種改革提供了更有利的條件。現擇其要者分述於後。

一、減輕租稅調役早在義熙八年（412年），劉裕消滅劉毅割據勢力的時候，就下命令“寬租省調”，租，是指田租；調，是按各戶資財高低而繳納的絹布。另外，還有很多的臨時性徵發的所謂雜調，尤為農民沉重負擔。這一年劉裕下令免徵的梓材、皮毛即是。驅逐司馬休之以後，對荊、雍二州老幼從戎、單丁服役的規定也作了新的改革。在420年，劉裕即帝位的時候，又規定以後政府所需物資，另派有關人員用錢從民間購買，不再像過去那樣向農民徵收。從徵發到收購，當然也是一種進步。同一詔令還禁止向百姓徵發車、牛，也“不得以官威假借”。為照顧貧民，還規定不再收舊日欠交的租債，並適當減降市稅。這些規定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緩解了階級矛盾，對生產和社會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二、堅持土斷政策西晉時由於戰亂，中原地區百姓多遷居江南，但仍稱原來郡籍，所以形成了許多僑郡縣。這些人不在所在州縣編戶，無固定租稅負擔，有的成為豪門世族的佃客、部曲。這樣一來，在經濟上國家失去了眾多的勞動力及可供剝削的物件。從政治上考慮，因編戶制度混亂，統治不便，易生事端。桓溫當政時，大力推行土斷法，即不論本地人、外地人，統一在現所在郡縣編著戶口，納稅服役。當時執行得頗嚴，曾帶來“財阜國豐”

的局面。但規定尚不徹底，執行也未能堅持下來。義熙八至九年（412—413年），劉裕更嚴格執行這一政策，餘姚大族虞亮藏匿千餘人，劉裕殺掉了虞亮，並免除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的職務（餘姚系會稽郡轄）。土斷的推行，狠狠打擊了豪門世族的勢力，增加了國家的經濟收入，過去的僑立郡縣均予並省，又節省了國家不少開支。三、廢除苛繁法令劉裕懾於孫恩、盧循起義的威力，即帝位前後採取的一些緩和階級矛盾的措施中，廢除苛法、實行寬赦亦為其中之一。在消滅劉毅的時候，劉裕就提出了“原刑”（放寬刑罰），永初元年（420年）即帝位後即大赦，對違犯封建禮教的、貪汙淫盜等罪過的均予赦免，讓其重新做人。七月又下詔，准許原流放劫賊家屬籍沒在政府的及流徙在外的人返還本土。同時還下令把戰爭時期臨時制定的苛嚴的律令全部免除，恢復以往的規定。八月又下令對過去將因逃避兵役、徭役而蓄意自致殘傷的罰補鍊鐵奴隸的規定免除，指出造成這一事實是“政刑煩苛、民不堪命”的結果。還下令對以往兵士本人死叛，就追考旁親，越追擴大的面越大，株連無窮的做法作了新的規定。永初三年（422年）初又下詔普遍減刑。劉裕這一系列的寬政簡刑的措施，對緩和階級矛盾、減輕對百姓的壓迫、使百姓生活安定等方面起到不小的作用。

四、破格起用人才門閥森嚴的晉代，在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制度下，不可能選拔出真正有才能的人來治理國家。劉裕決定破除這個桎梏，堅持唯才是舉。比如他的主要輔臣劉穆之，有“一日百函”的美稱，雖只是小官吏出身，一切要務都交付給他，劉毅曾向劉裕讒詆穆之，劉裕反而更加信任。劉穆之死，劉裕中止北伐返回，即帝位時還說：“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又說：“穆之死，人輕易我。”其器重可見一斑。對朱齡石的使用亦復如此。義熙元年（405年），譙縱亂蜀，劉裕出兵，要找一個人擔當元帥，看上了西陽太守朱齡石。他武戰有方，吏才卓異，但人們卻以為“資名尚輕，難當重任”，劉裕毫不猶豫地任命了他，把原來位在朱齡石之上的自己的妻弟置於朱的統率之下。王鎮惡是一員猛將，深通軍機，廣有謀略，劉裕與之一番談話就委任其為中軍參軍，在北伐中立下大功。治軍頗嚴的劉裕對其搜刮秦府物資也採取寬容態度。王死後，劉裕即帝位還給他追封。可以與之相映襯的，劉裕的中弟劉道鄰“愚鄙而貪縱”，其生母蕭太妃為他向劉裕說情要揚州刺史職位，劉裕予以拒絕。

劉裕這樣用人，自然深受擁戴，被任用者願意為他衝鋒陷陣，出謀劃策。這對他最終成就帝業，起了很大作用。五、禁止奢靡作風魏晉以來，世風崇尚奢靡，賽豪華、鬥富麗的故事很多。因為劉裕經歷過貧困生活，所以他十分注意禁止奢靡作風。他平時清簡寡慾，對珠玉車馬、絲竹女寵都很有節制。平關中，得姚興從女，因寵廢事，一經謝晦進諫，即時遣出。寧州獻琥珀枕，十分華麗，他聽說琥珀能治槍傷，馬上搗碎分發北伐將士。小到睡的床，用的釘等細微事情，也都告誡務須從儉。公主出嫁，遣送不超過二十萬，不給錦繡金玉。稱帝入宮，住處還是用土屏風、布燈籠、麻蠅拂。他的孫子後來看了譏之為“鄉巴佬”。嶺南生產一種過於精細的細布，因其過於勞民，他處分了該郡太守並責令停產。他本人平時穿著也十分隨便：連齒木屐，普通裙帽。他還把他補綴多層的破襖給長女並囑咐她：“後世如有驕奢不知節儉的，就拿它給他們看看。”劉裕還儲存自己少年時期使用的農具，用以教育後代，使其知道稼穡艱難。為了警戒玩物喪志，明知音樂一懂得就會逐漸愛好，所以劉裕根本不去接觸它。在他的影響下，內外上下，奢靡之風為之一掃。

劉裕的這些改革，不僅在當時消除了弊政，扭轉了世風，對其後的影響也是深遠的。他兒子文帝時期出現的兵車不用，民無外勞，糧食遍野，夜不閉戶，家給人足，處處歌舞的“元嘉之治”應該說正是劉裕的改革為其開闢了道路。

總之，劉裕作為結束東晉腐朽統治，開始南朝一百六十多年曆史新時期的第一個皇帝，在他掌握了政治權力和稱帝以後，在對外方面，先後兩次北伐，順應了人民的願望，開拓了疆土，抗擊了拓跋魏的南侵，保衛了南方的社會安定，經濟的發展，形成了可與北方對峙的局面。在對內方面，雖然他是依靠鎮壓農民起義壯大實力並爬上高位的，但這一過程也不可避免地使他認識到人民力量的強大，不得不在掌權後推行各方面的改革，以減輕對人民的經濟剝削，緩和階級矛盾。也可能正因如此，所以在他未稱帝之前，乃至還列身庶民之間的時候，就受到王謐、崔浩、桓玄、姚興的稱讚，李贄在《藏書》中稱其為“定亂代興”之帝，宋代詞人辛棄疾稱頌他北伐的氣勢是“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王夫之則說他的稱帝是憑其“功力服人”，並認為漢唐之間的皇帝，只有他值得稱道。

作為一個封建皇帝，毋庸諱言，應加否定和指責的地方也不少。首先，他的帝業就是建立在眾多義軍被血腥鎮壓的基礎上的。這當然是他的政權性質所決定的，也是應徹底否定而不可隱飾的。其次，在剪除異己、攀登帝位過程中，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劉裕各種權術陰謀、政治手腕都無所不用其極，講假話、設騙局，外裝謙恭、內含猜忌，偽作辭讓、意在問鼎，芟除異己，誅殺遜帝。一切都幹得心安理得，這種虛偽與殘暴，當然也是一個地主階級政治家身上的自然色彩，不足為怪的。也可以說，在統治階級內部鬥爭中，如果他不耍弄這些手段，不僅不能攀上帝位，而一定會像被他誅殺的那些異己力量一樣，被別人消滅。蕭方等批評他“酬恩報怨，何其狹哉！”司馬光批評他於滅秦後棄經營西北之計而東返是“得之艱難，失之造次（倉促、輕易）”，滅南燕後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是不能慰撫疲民，滌除穢政，反而恣行屠戮，屬於有智勇而無仁義，不如苻（堅）、姚（興）。

上引對劉裕的稱頌，難免有溢美之詞，但對其主導方面的肯定是正確的；批評也不乏欠準確之處，但畢竟揭出了其缺點之一斑。作為一個重要歷史人物，劉裕可以說是瑕瑜互見的。以對歷史人物臧否是非、褒貶得失的標準來看，劉裕對歷史的發展是推進而不是阻滯；對國家的統一是促進而不是破壞；對當時人民的生活是引導向安定與繁盛，而不是推向戰亂與貧困。從這個角度來衡量，瑕不掩瑜，劉裕的主導方面應該予以肯定，他是南北朝這一民族矛盾、階級矛盾錯綜複雜而又十分尖銳的歷史時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是一個頗有作為、卓有建樹的知名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