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c281ef2 2006-05-30

浙東浙西的分界就是浙江——也就是錢塘江

浙江文化的分異實際上是吳越文化的分異。在外人看起來一般樣的浙江，也是兩樣的水鄉，兩樣的文化。自然地理條件的不同，自然生態的相異，形成了遠古吳、越文化的差異性，在爾後的漫長曆史歲月裡，不僅使吳越兩地的地域分界始終存在，而且對兩地的文化也一直保持著影響，並使二者呈現對峙狀態。

先是一條錢塘江。吳越兩地的分界線遍是這條浙江。錢塘江將浙江分為浙東和浙西。“兩浙”之稱也是這麼來的。唐代的時候浙江分為浙江西道，東道，宋代時候改稱為浙江西路，東路。清朝乾隆年間刊刻的〈浙江通志〉上有記載

“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江等處行中書省，而兩浙始以省稱，……國朝因之，省會曰杭州，次嘉興，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就是錢塘江）之右，是為浙西。次寧波，次紹興、台州、金華、衢州、嚴州、溫州、處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為浙東。”

小的時候聽爸爸說到“下三府”的時候不是很明白，以為是一個叫做“下山府”的地方。現在領悟過來，原來就是我們浙江的吳地啊。

兩地的民風委實不同。浙西尚商，浙東重農。浙西是江南糧倉，有著肥沃的杭嘉湖平原，物產豐富，江通楚地，靠近中原，又有大運河的便利。南北交流多（也因了這個原因，我們浙東的方言口音才更加純正一些，而與我們紹興一江之隔的杭州話我常常覺得彆扭，也是他們在交流的過程中摻如了太多的北方官話的緣由。）烏鎮，南潯，盛澤……這些大名鼎鼎集鎮，我也都聞過。事實上有更多的，記載在地方誌上，但是我就不去查了，因為即使寫了出來，看的人未必知道（我自己作為一個熟悉地理的浙江人都不知，呵呵，大家應該也不知道了。）所以歷史書上說的也是真的，“天下給出，十之七出之江南”。這江南，包了江蘇南部蘇錫常，也包括杭嘉湖三地。這便是歷史上最富庶的一個地方。這兩年大講MBA，然後就是全中國地找歷史上中國的商人，先是一個山西的晉商，然後是皖南的徽商，後來是我們的浙商。其實呢，浙西恰恰是一個出商人的地方，（跟現在提的浙商兩個概念，現在的浙商事實上大多還是浙東人了。），他們輝煌的時候大約是明清時期吧，徽商那個時候其實也是因了他們的原因才出名的。比如那個胡雪巖，鼎鼎大名的紅頂商人，他在杭州做的好生意，他也是徽商。新華網的城市論壇上吵吵嚷嚷的，一些皖南人想把他們的黃山市併到我們浙江來，有浙江人表示贊同，有浙江人表示反對。贊同的那些，大多是浙西的，心理上與隔了一個千島湖的皖南人還是有些接近的。反對的大多是我們浙東人，浙東人對於安徽人沒多少好感。懶和窮是對他們最大的印象。至少我小的時候，那些來討飯的基本上都是安徽過來的，以至於“安徽佬”成了討飯子的一個代稱了。浙東人發跡不是靠天，靠的是自己的奮鬥，因此很看不起那些不自己努力的人。這一點，跟“天助自助者”的西方宗教理念還有些相似。

講開了一些，繼續說浙東。跟浙西的商人遍地相比。浙東基本可以用“自耕農的世界”來形容。浙東的自然環境基本是這樣：一面臨江（錢塘江），一面環海，東南為山嶺阻隔。山洪漫流，海潮侵襲，造成浙東先民生存條件的艱難性——越人斷髮文身，劈草萊，浮大澤，降水害，振農事，含辛茹苦，慘淡經營，用自己強旺的生命之力，外化為一片膏腴之地。越人血戰前行的歷史，所內化成的精神酵母，使越文化在江南浪漫文化偏於柔弱、纖麗的格局中，獨標一種剛健、豪放的風骨，浸潤於浙東大地，注入於與這塊土地命運相系的浙東民性之中，衍續百代而不衰。《紹興府志》記：居會稽、餘姚之間，地狹而好矜名。類能飭廉隅，篤孝讓，然者生事，意氣多發揚，少含蓄。

現在浙江最富庶的地方是哪裡？依我看來，就是沿著錢塘江南岸，杭甬之間。這片土地，是我們浙東最好的地方。但是也是我們的先民跟大自然作鬥爭得來的——即時到了現在，我們也還在一直填海造田。我們紹興的海塗面積就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增加了至少上百平方公里，如果不填海的話，現在的濱海工業區大約只是存活於圖紙上的了。這最富庶的地方尚且如此，東南部的山區呢？

先看一段話：“浙西多水，除了於潛、昌化這一邊，都是一葦可航。浙東呢，除了紹興市水鄉，溫州、寧波言海濱，其他各縣，都是山嶺重疊。嚴州、台州、處州各府更是崇山峻嶺，彷彿太行王屋的山區。”浙東這種一面臨江，一面臨海，西、南為山嶺阻隔的自然生態環境，一定程度地造成浙東先民生存條件的艱難性與封閉性，故古有‘荒服之國’之稱。“

關於自耕農，也有例證。曹聚仁在《我與我的世界》中歷陳浙東、浙西的不同：“浙東最大的富戶，不會擁有兩百畝以上的田地，沒有不稼不穡的地主。”“浙西屬於資產階級的天地，浙東呢，大體上都是自耕農的社會。”

因而，我從小所形成的概念中，家鄉的“四時八節”特多，很多跟農事有關。

現在有一個概念叫作，“縣域經濟”。這個詞語的發明創造便是我們浙江。而我現在想到的就是，也因是因了我們浙東的地域的原因，才出現這個名詞的。浙東的農耕社會區別於杭嘉湖以及蘇錫常的商業社會，便是不可能產生一個大城市。在浙東，歷史上，我們紹興長時間是郡守所在，但是到現在也並沒有發展成為一個大都市。最大的城市是寧波，也是因了開海禁的原因才擴大起來的。倘使不開海禁的話，也完全是自耕農的天下，並不能產生這許多的市民階層。封建社會中，在浙東，除了寧波以外的城市中，譬如紹興，基本上也是手工業為主的。——吳地的揚州等地可能因了大運河的緣故而發展服務業，但是在半封閉狀態的浙東，是沒有這福氣的。沒有大城市，經濟上又是富庶的，那其實就是一種普遍富裕了。那也只好稱為“縣域經濟”而不是“縣城經濟”——有過那麼一個時期，全國大肆鼓吹城市經濟，偌大一箇中國，竟都是鄙視農民的。但是我們浙東的農民作到了崛起，我們的自耕農翻身了。這中間有一種歷史傳承，歷史上都是沒有特大地主，是普遍富裕的自耕農——自由產業。到現在，我們的浙東模式，也是這樣的，區別與蘇南模式的部分大資產階級佔有全部或者外國資本佔有全部（或大部）。在我們浙東，便是個人老闆自己佔有資產。另外，我覺得值得一提的是，50億的老闆和50萬的老闆在心理上的區別不是很大——因了在心底的那種自耕農心態。可能穿的都是布鞋，可能最愛吃的還是鹹菜，或則烏乾菜，對於周圍的親戚朋友或則還是一樣的姿態。他們這樣的姿態讓人感覺很好。我吃鹹菜的時候便常常想，我們窮人家裡吃的是這樣的東西，他們有錢人家裡，吃得還不是這個。這樣的作風，使得浙東一代比較少仇富。因此到了這裡，解釋前面浙東人看不起安徽人也可以了。比如正月期間，浙東人往往初六就開工，遲的也不超過初八。但是安徽人及時沒有什麼親戚走了，也一定要玩牌九搓麻將到正月十五才開工的。浙東的自然條件不是很好，但是你安徽好像更加差一些，你不努力，卻這樣好逸惡勞。又有拉倒作的惡習——頂多討飯，叫人怎麼看的起？所以當我兩個月前看到安徽的乞丐專業村的相關報道的時候，免不了又要罵上幾句。（可能這樣無辜其他很多安徽人了，但是，我只能說，你們的同鄉的惡劣作風破壞了我對你們的印象。）

我比較推崇我們浙東人的一點品質，便是復仇性。

春秋時候，越為吳敗，越王勾踐“臥薪嚐膽”，帶領越國父老百姓“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成復國大業，留下的報仇雪恥的精神從此就在這裡的人民中代代相傳，如王冶秋所說：“這種‘以牙還牙’，‘睚眥必報’的精神，對於這地方的人性，是有著部分的影響。”魯迅對於我們這故鄉的復仇反抗精神的繼承使為人所共知的。他曾經多次無不自豪地引用明末王思任的話來說明浙東文化的歷史傳統：“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汙納垢之地”，並一再表示：“自為越人，未忘斯意。”

我比較喜歡看歷史說，發現宋亡的時候，紹興人也使第一的反抗分子。明朝亡的時候，好歹也建立了一個魯王政權來對抗滿清政權。——當然，人們多記得的時嘉定十屠，忘記這個曾經監國的魯王。清末的時候，陶成章的會黨是大大有名的。是國內的一竿風向標。當然後來出名的還是刺殺恩銘不成的徐錫麟以及鑑湖女俠秋瑾。但是至少證明了，越人這種復仇反抗的精神歷千載還是在的。

記仇固然不是很好，但是不記仇呢？這個哲學命題我覺得比較有意思，但是一時也回答不出來。

或則，這些都可以概括到浙東性裡面，因為地理文化的內涵本來就應該包括這些的。

ylft 2006-05-30

民初以前，便以錢塘江將浙江劃分為浙東浙西兩處，因為當時兩浙的政治經濟側重點不同，有必要加以區分管理，那時候浙西包括杭嘉湖三地，浙東有寧紹溫臺金衢嚴處8府，主要來說是以文學以及學術政治來劃分的，浙東派比較多文人和儒士，而浙西則被稱為吳中蘇州派，希望這些資料對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