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眼睛2018.12.24 回答

、白居易有兩首特別有名的長詩，分別是《長恨歌》和《琵琶行》。《長恨歌》寫的是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故事

匿名使用者2018.04.25 回答

是《長恨歌》和《琵琶行》。《長恨歌》寫的是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故事，“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一句，成為流行的愛情誓言。《琵琶行》寫白居易在江船上聽淪落遠方的婦女彈奏琵琶抒發憂傷的感覺，詩中“大珠小珠落玉盤”一句，用珍珠落在玉盤上的聲音來比喻琵琶的優美旋律。

匿名使用者2013.08.10 回答

《長恨歌》是一篇長篇敘事詩，所詠的是歷史上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故事。但這樣一篇大家喜讀熟誦的作品的主題思想究竟是怎樣的，卻一直是古今研究者所爭論的問題。古人的評論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一種認為這首詩的主題是諷喻，“譏明皇迷於色而不悟也”（唐汝詢《唐詩解》）；另一種則認為它只是在寫李、楊的愛情，“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張邦基《墨莊漫錄》）。而今人在這兩種觀點的激烈爭論中又產生了雙重主題說，即認為該詩既有對明皇的諷刺批判，又有對李、楊愛情的同情歌頌。到底是哪一種正確呢？我們透過對一些資料的研究，認為《長恨歌》的主題應是諷喻，諷前皇之“惑”以誡今皇之“不惑”。

要真正理解白居易《長恨歌》的主題，首先必須對白居易有一定的瞭解。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原籍太原，後遷居下邽（今陝西渭南），生於新鄭（今河南新鄭縣）。十一二歲時，因避戰亂而遷居越中，後又往徐州、襄陽等地，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對人民疾苦有著深刻的認識。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進士及第，三年後中書判拔萃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為應制舉，他與元稹閉戶累月，研討其時社會政治的各種問題，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幾乎包括了當時所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主要問題，以及他們自己提出的解決方法，比如“弘貞觀之理也，則思聞房、杜之讜議，以致昇平；嗣開元之政也，則思得姚、宋之嘉謀，而臻副壽。”（《〈策林〉九：〈致和平復雍熙〉》）。這說明了白居易有意成為執元和政治牛耳的人物。另外在白居易的許多詩句中也有類似體現，如“所恨凌煙閣，不得畫功名。”（《題舊寫真圖》）；“迢遞麒麟閣，圖功未有期，區區尺素上，焉用寫真為？”（《贈寫真者》）……這些詩句都表達了白居易想成為大政治家以一展平生抱負的願望。

大致從青年時代開始一直到四十五歲貶官江州司馬之際，白居易對封建君王抱著較大希望，有極高的參政熱情，“有闕必規，有違必諫”（《初授拾遺獻書》），屢次上書，指陳時政，倡言蠲租稅、絕進奉、放宮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諍。與此同時，他還創作了《秦中吟》、《新樂府》等大量諷諭詩，鋒芒所向，權豪貴近為之色變。在這種心態之下，白居易所寫的《長恨歌》不能不受到影響。張倫的話說得好：“白樂天《長恨歌》備述明皇、楊妃之始末，雖史傳亦無以加焉。蓋指其覆華，託為聲詩以諷時君，而垂來世。”（《林泉隨筆》）

研究《長恨歌》的主題，亦不能離開白居易所處的時代背景。當時的唐王朝，政治上的弊病已趨明顯，而憲宗又有意重開納諫之風，對開元、天寶治亂的問題也很關心，比如他曾問與白居易同時期的李絳關於“開元治理，天寶兆亂”的問題（詳見《舊唐書》4288頁）。可見，當時的政治熱點已集中於此。因此，如果說白居易在創作《長恨歌》時對此毫不關注，而只是對李、楊愛情發生極其濃厚的興趣，就未免有些故作驚人之論了。

另外，從《長恨歌》本身來說，也明顯地體現出了作者借詩諷諫、勸勉皇帝“不惑”的意向。

《長恨歌》開篇，便直言不諱，“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一個荒淫好色的封建君王形象便躍然紙上。據白居易《上陽白髮人》所載，明皇一次就“採擇百餘人”。

詩中“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一句，又刻畫出唐明皇得楊貴妃後是如何地沉迷於美色的。

又如，詩中描寫楊家權勢之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以至“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從側面寫出唐明皇對楊貴妃的寵幸之至。

諸如此類的例子，全詩中可謂俯拾即是。因此，與《長恨歌》同時創作的《長恨歌傳》亦說此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可謂是對《長恨歌》的最好詮釋。

透過以上分析，《長恨歌》應該是以諷勸君王“不惑”為主要目的的。

那麼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對詩歌后半部分（從“臨邛道士鴻都客”到“在地願為連理枝”四十四句）李、楊纏綿愛情描寫的理解。這也是歷代學者矛盾集中的所在。因為，此部分與前部分的主旨似乎不太相符。是白居易創作至此時被李、楊的愛情故事所感，而轉變了詩的主題嗎？這正是雙重主題說的觀點。然而，如果對白居易的創作特點進行一下研究，就可以發現，雙重主題說是站不住腳的。

陳寅恪先生《元白詩徵稿》第五章《新樂府》中，曾談及元稹和白居易在創作新樂府時的一個區別：

“關於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較，又有可得而論者，而元氏諸篇所詠，似有繁複與龐雜之病，而白氏每篇則各具事旨，不雜亦不復也。

……

……《白氏長慶集》壹《傷塘衢》二首之貳雲：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寅恪案：‘一吟悲一事’雖為樂天《秦中吟》十首之通則，實則《新樂府》五十篇亦無一篇不然。……每篇唯詠一事，持一旨，而不雜以他事，此之謂不染。此篇所詠之時，所持之旨，又不復雜入他篇，此之謂不復。’”

可見，白居易在創作上，主題有單一性和單純性的特點，因此《長恨歌》也不應是雙重主題的。那麼我們應該怎麼理解詩中關於李、楊愛情的動人描寫呢？難道《長恨歌》的主旨就是描寫李、楊的愛情嗎？

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考慮。

一、白居易對唐明皇這個人的基本估價問題。

“迨於太宗、玄宗，抱聖神文武之資，用房杜姚宋之佐，謀猷啟沃，無怠於心；德澤施行，不宜於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萬方悅隨，近無不安，遠無不無伏，雖成康文景，無以尚之，載在國史，陛下熟知之矣。

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既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鹹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白氏長慶集》卷四十八《才識兼備明於體用策一道》）

此段文字，白居易將唐明皇與唐代公認的模範皇帝唐太宗相提並論，可以說對唐明皇的評價高得可謂至矣盡矣了。

但，就在《才識兼備明於體用策一道》中還有下面一段話：

“洎天寶以降，政教寢微，寇既薦興，兵亦既起，兵以揭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財政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日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日峻管榷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削日朘，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者也，豈不然乎？

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徵徭之省，未省徵徭而求黎庶之安，雖玄宗不能也。”

這一大段話，全是批判唐明皇當政時期的天寶政局的；“政教寢微”等語，也符合天寶政局的實際情況。

由此可見，白居易對唐明皇的看法是一分為二的，肯定前期，而批判後期。對前期的肯定，不能不在詩作中有所反映，即指把唐明皇描寫成一個“惑”於色而亂國的悲劇性君王，而且“惑”得深，“惑”得有些感人，實際上也有為唐明皇略作開託之意。

二、白居易的寫作動機

從白居易的身世及當時的政治環境可以看出，白居易以為，一個封建君王，要能夠做到像前期的唐明皇那樣，關鍵在於：“不惑”。因為“不惑”是任用賢人的條件和前提。這就需要以唐明皇的後半生為鑑。

白居易正是透過塑造這樣一個令人同情的、悲劇性的君王來警示今王引以為戒的。因此，詩中有些問題就容易理解了，如寫楊貴妃是“養在深閨人未識”，而避唐明皇搶兒媳的史實不談，將他們的愛情描寫得純真；或後來，寫唐明皇至國破妃亡之時仍不悟，還要上演“人鬼情未了”的標準愛情悲劇，把一個何等痴情的君皇展現在讀者面前。然而正因為他是君主，所以他的“痴情”和“重色”才導致了國家的傾亡。

如此看來，當了解了白居易對唐明皇的看法及他的寫作目的之後，便不難看出，表面上的矛盾實非矛盾，而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透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長恨歌》的主題是諷喻更為合理

右手 、便不棄〃2013.07.20 回答

《長恨歌》是一篇長篇敘事詩，所詠的是歷史上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故事。但這樣一篇大家喜讀熟誦的作品的主題思想究竟是怎樣的，卻一直是古今研究者所爭論的問題。古人的評論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一種認為這首詩的主題是諷喻，“譏明皇迷於色而不悟也”（唐汝詢《唐詩解》）；另一種則認為它只是在寫李、楊的愛情，“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張邦基《墨莊漫錄》）。而今人在這兩種觀點的激烈爭論中又產生了雙重主題說，即認為該詩既有對明皇的諷刺批判，又有對李、楊愛情的同情歌頌。到底是哪一種正確呢？我們透過對一些資料的研究，認為《長恨歌》的主題應是諷喻，諷前皇之“惑”以誡今皇之“不惑”。

要真正理解白居易《長恨歌》的主題，首先必須對白居易有一定的瞭解。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原籍太原，後遷居下邽（今陝西渭南），生於新鄭（今河南新鄭縣）。十一二歲時，因避戰亂而遷居越中，後又往徐州、襄陽等地，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對人民疾苦有著深刻的認識。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進士及第，三年後中書判拔萃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為應制舉，他與元稹閉戶累月，研討其時社會政治的各種問題，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幾乎包括了當時所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主要問題，以及他們自己提出的解決方法，比如“弘貞觀之理也，則思聞房、杜之讜議，以致昇平；嗣開元之政也，則思得姚、宋之嘉謀，而臻副壽。”（《〈策林〉九：〈致和平復雍熙〉》）。這說明了白居易有意成為執元和政治牛耳的人物。另外在白居易的許多詩句中也有類似體現，如“所恨凌煙閣，不得畫功名。”（《題舊寫真圖》）；“迢遞麒麟閣，圖功未有期，區區尺素上，焉用寫真為？”（《贈寫真者》）……這些詩句都表達了白居易想成為大政治家以一展平生抱負的願望。

大致從青年時代開始一直到四十五歲貶官江州司馬之際，白居易對封建君王抱著較大希望，有極高的參政熱情，“有闕必規，有違必諫”（《初授拾遺獻書》），屢次上書，指陳時政，倡言蠲租稅、絕進奉、放宮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諍。與此同時，他還創作了《秦中吟》、《新樂府》等大量諷諭詩，鋒芒所向，權豪貴近為之色變。在這種心態之下，白居易所寫的《長恨歌》不能不受到影響。張倫的話說得好：“白樂天《長恨歌》備述明皇、楊妃之始末，雖史傳亦無以加焉。蓋指其覆華，託為聲詩以諷時君，而垂來世。”（《林泉隨筆》）

研究《長恨歌》的主題，亦不能離開白居易所處的時代背景。當時的唐王朝，政治上的弊病已趨明顯，而憲宗又有意重開納諫之風，對開元、天寶治亂的問題也很關心，比如他曾問與白居易同時期的李絳關於“開元治理，天寶兆亂”的問題（詳見《舊唐書》4288頁）。可見，當時的政治熱點已集中於此。因此，如果說白居易在創作《長恨歌》時對此毫不關注，而只是對李、楊愛情發生極其濃厚的興趣，就未免有些故作驚人之論了。

另外，從《長恨歌》本身來說，也明顯地體現出了作者借詩諷諫、勸勉皇帝“不惑”的意向。

《長恨歌》開篇，便直言不諱，“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一個荒淫好色的封建君王形象便躍然紙上。據白居易《上陽白髮人》所載，明皇一次就“採擇百餘人”。

詩中“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一句，又刻畫出唐明皇得楊貴妃後是如何地沉迷於美色的。

又如，詩中描寫楊家權勢之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以至“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從側面寫出唐明皇對楊貴妃的寵幸之至。

諸如此類的例子，全詩中可謂俯拾即是。因此，與《長恨歌》同時創作的《長恨歌傳》亦說此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可謂是對《長恨歌》的最好詮釋。

透過以上分析，《長恨歌》應該是以諷勸君王“不惑”為主要目的的。

那麼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對詩歌后半部分（從“臨邛道士鴻都客”到“在地願為連理枝”四十四句）李、楊纏綿愛情描寫的理解。這也是歷代學者矛盾集中的所在。因為，此部分與前部分的主旨似乎不太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