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暇無事來逛逛的 2007-03-24

宋代婚姻形態的幾個特點。

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大概弄清了不平等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共同本質之後。現

在所要探討的問題是：封建婚姻制度發展到宋代，究竟呈現出了哪些與前代不盡相

同的新特色。

（一），禁止族際婚

我們知道，宋朝的江山是不完整的。宋從開國以來，就受北方民族的威脅，

與其並立的政權就有遼，金，西夏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因而這樣的社會背景反

映在宋代的婚姻制度上就是禁止漢族同其他民族通婚。也就是禁止族際婚。這也是

宋代民族矛盾突出的重要表現。

宋代禁止族際婚據《宋史·太宗本記》記載，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

年）八月的詔令為憑，這道詔令的內容是：“禁西北緣邊諸州民與內屬戎人昏娶”。

值得注意的是，這道族際之間不得通婚的禁令不僅施行於西北沿邊，而且在原則上

適用於東南沿海。在這方面，朝廷身體力行，斷絕了自漢唐以來與少數民族首領“和

親”的慣例。如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遼屯兵幽薊，聲言南下，並派遣大臣出

使宋朝，在提出割地的同時，要求把宋公主嫁與遼興宗之子。宋朝廷則寧肯增加歲

幣，也絕不實行和親，結果“罷結婚之儀”。但在北方的遼朝和金朝則均無此禁。

遼開國初，遼太祖阿保機在如何對待族際通婚的問題上，便接受了謀臣韓紹芳的建

議，實行“許婚”政策。會同三年（公元940年），遼太宗又專門下詔：“契丹人接

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後來，遼道宗為了對付境內各族人民的起義，才改

變了這一政策，在大安十年（公元1094年）規定：“禁邊民與蕃部為婚”。［6］可是，

這已經是遼朝末年的事情了。至於金朝，對於族際通婚，比遼朝放得更開。不僅從

未禁止，而且予以提倡。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金世宗為了防範在他統治下

的契丹人民的反抗，曾經採取措施。鼓勵契丹族“與女直人相為婚姻”［7］明昌二年

（公元1191年）四月，尚書省為了緩和遷移到中原地區的女真屯田戶與當地漢族人

民的矛盾，提出建議：“齊民與屯田戶往往不睦，若令遞相婚姻，實為國家長久安

寧之計。”金章宗當即批准這項建議，鼓勵族際之間“遞相婚姻”。由以上可知，女

真族在金代是可以同漢族，又可以同契丹族通婚的。因而，在如何對待族際通婚的

問題，宋朝同遼金等朝所推行的政策差別十分明顯。

我國自第一個朝代——夏建立以來，在婚姻問題上，都不曾明文限制過漢族與

少數民族不能通婚。在漢，唐兩代還大力提倡。從而減少了許多民族矛盾。但在宋

朝，有了明文規定禁族際通婚，與其之前的所有朝代都不同。因此，我們可以說禁

止族際通婚是宋代社會特有的婚姻制度。

（二），禁止異輩婚

宋朝是一個十分重倫理的朝代。這反映在婚姻問題上，則表現在宋代社會嚴禁

婚姻亂倫，反對異輩婚。所謂反對異輩婚，是指宋代十分注重輩分。輩分不可混淆

這一觀念在婚姻制度上得到充分體現。為了防止“尊卑混亂，人倫失序”。頒佈於

北宋初年的《宋刑統》，就嚴厲禁止異輩為婚，在《名例律》，《戶婚律》，《雜律》

中反覆申明此禁。後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八月，又將其中有關禁止異輩為婚

的條文予以重申，並對起其禁止範圍作了某些擴大。

異輩不婚的原則不僅適用於普通人，即使士大夫和皇帝也不例外。宋代禁止異

輩婚，比唐代嚴格得多且卓見成效。我們知道，在唐代儘管禁止異輩通婚的法律比

前代嚴密得多。但是，唐代異輩婚的現象並不比魏晉南北朝時期少。那是因為，唐

朝的最高統治者便立法犯法，帶頭實行異輩婚。皇帝與后妃輩分不合的事情簡直不

勝其舉。如徐堅的“長姑為太宗充容，次姑為高宗婕妤。”［9］徐氏兩姐妹居然分別

嫁與太宗，高宗兩父子。而高祖女常樂公主，肅宗女郜國公主，代宗女昇平公主的

女兒分別做了中宗，肅宗，憲宗的皇后。則是姑奶奶把女兒嫁與侄孫子。這3位皇

後分別比中宗等3位皇帝高了一輩。而在民間，唐代異輩婚的事例也不少。如據《太

平廣記》卷160《秀師言記》條記載，崔昭與李仁鈞是表兄弟，但崔昭竟把自己的

親生女兒嫁給李仁鈞做妻子。又據當代史學大師陳考證。大詩人白居易的父母是舅

舅與親甥女結為夫妻。

然而，在宋代異輩婚是絕對不行的。不但普通人不可以，即使士大夫，皇帝也

不行。因而，在宋代的官場鬥爭中，只要抓住對方這方面的把柄，即可將其置於尷

尬的境地。僅以歐陽修為例，他先後遭到過兩次這樣的攻擊。一次是在慶曆五年（公

元1045年）八月，歐陽修的政敵誣告他與其外甥女張氏有不正當關係。這還了得，

仁宗立即下令追查，後來儘管查明並無此事，但歐陽修任然被貶官。另一次是治平

四年（公元1067年）三月，神宗即位之初，歐陽修的政敵又誹謗他與其大兒媳婦

吳氏有苟且行為，建議朝廷將他“貶竄”。這一次，歐陽修可不答應，他立即杜門

不出，躺倒不幹，並接連上了三道奏疏，請求朝廷一定要把這件事弄個水落石出。

大臣吳充作為吳氏的父親，歐陽修的親家，也把這件事視為奇恥大辱，“上章乞朝

廷力與辨證虛實，明示天下，使門戶不致枉受汙辱。”［10］結果很快查明，此事純屬

捏造，歐陽修的政敵因此被貶官。上述事實表明，在宋人看來，長輩與少輩關係曖

昧尚且是個十分嚴重的問題，更不用說異輩為婚了。因此，宋人是十分反對異輩婚

的，不只是朝廷限制，就連民間的輿論也不允許，在這一點上唐朝與宋朝是有很大

的區別的。

（三），廢止收繼婚

宋代社會重倫理，還有一點重要的表現是“廢止收繼婚”。收繼婚指的是兒子在

父親死後娶後母為妾，弟弟在哥哥死後娶寡嫂為妻，哥哥在弟弟死後娶弟媳為妻。

當然，這是原始社會群婚習俗的殘留，有著防止家庭財產不分散，勞力不外流的用

意。這種風俗風行於某些地區，與那些地方男多女少的人口構成，可以節省一筆嫁

娶費用等情況有關。然這一婚姻習俗早在先秦時期，就遭到了人們了指責，被輕蔑

的稱為“蒸報”，並採取了“叔嫂不通問”［11］一類的防範措施。到了漢代，法律明

文禁止收繼婚，倘若違犯，便屬於“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12］魏晉南

北朝時期，後趙的建立者石勒也曾經“不書禁國人不聽報嫂”。［13］可是在實際生活

中，收繼婚未見其止。就漢代而論，燕王劉定國，江都王劉建，南利侯劉寶無不與

其父親“爭妻”。當然，在中國歷史上最負臭名的“蒸母”者，要算隋煬帝。當隋

文帝彌留之際，“姿貌無雙”的宣華夫人陳氏“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文帝

得知此事，氣急敗壞：“畜生何足付大事”！可是，他已病入膏肓，力不從心，文帝

死的當天晚上，陳氏即被“太子蒸焉”。此後，“容儀婉嫕”的容華夫人蔡氏“亦為

煬帝所蒸”。［14］

禁止收繼婚的法令，待到了唐代已經相當嚴密。但是唐代社會的實際情況與法

律的有關規定相差很遠。最高統治者實行收繼婚的事例就不少。如唐太宗便收繼了

其弟李元吉的妃子楊氏。而盡人皆知的武則天14歲時就做了唐太宗的才人。唐高

宗在其父死後，居然把武則天封為昭儀，最後武則天還坐了皇后的位置。可在宋代，

禁止收繼婚的法律規定雖與唐代完全相同。但是，宋代譴責收繼婚的社會輿論之強

烈，絕非唐代可比。北宋時，程頤就指斥唐朝的最高統治者“其妻則娶不正”。抨

擊唐太宗“其惡大”，而“娶元吉之妻”即是重要證據之一，並由此發出浩嘆：“唐

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15］

與前代情況不同，宋代最高統治者絕無收繼婚後母，寡嫂之例。皇親國戚並不

享有突破這一婚姻禁忌的特權。如仁宗時，洪州別架王蒙正“與其父婢霍私通”，

儘管他是真宗劉後的哥哥劉美的親家，而霍氏又並非他父親的妻妾，僅僅是侍婢而

已。可是，朝廷發現此事，立即作為要案，進行嚴肅處理。不僅王蒙正本人被“除

名，配廣南編管，永不錄用”，而且他的女兒和親屬也受到株連。又如，孝宋時，

徽宋鄭後的侄子，保信軍節度使鄭藻“娶嫂”。［16］這一奇聞一經傳出，滿朝大臣莫

不驚詫，紛紛上書彈劾。因此，在宋朝社會輿論與政府法令相結合，在社會上形成

一股禁止收繼婚的強大約束力。而正是這樣，宋代社會才會出現了“事繼母孝”，“事

寡嫂謹”的美德。

上述種種不僅對當時的社會有影響，對後世的婚姻習俗也都產生了不忽視的影

響。在今天，漢族居住的地區，異輩婚早已成為歷史，而收繼婚也僅區域性地存在於

某些邊遠地區，並被看成是“奇俗”。我想，這些改變要從歷史上找原因的話，大

多與宋朝的嚴格禁止有很到的關係吧！

（四），寡婦再嫁問題

在本文剛開頭時，曾說過在封建社會男女地位十分不平等。反映在婚姻上，講

的是單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有的只是“夫休妻”的制度。而女子不管在怎樣的

情況下，都是不可再婚的。如若不然，就會被社會輿論譴責，認為不守婦道。而每

當提到宋代婚姻制度的又一大特色時。人們立即想到的便是：男子可以再娶，女子

不可再嫁。雖然男尊女卑，夫主妻從由來已久。從總體上說，整個中國封建時代已

無疑是封建禮教居於統治地位的時代。不過，禮教束縛畢竟有個由松而緊的發展過

程，貞節觀念終究有著從寬到嚴的前後演變。問題在於，這一過程的轉折點何在

人們通常把它確定在唐宋之際：認為唐代禮教束縛不嚴，宋人貞節觀念頗重。而其

主要依據是：唐代婦女改嫁者甚多，宋代極少；唐代法律准許婦女再嫁，宋代不許；

唐代社會輿論並不譴責婦女再嫁，而宋代提倡死守貞節。但是否真的如此，值得更

進一步的推敲。

其實，關於宋代婦女再嫁的事例很多。如大詩人陸游的妻子唐婉，在和陸游離

婚後而改嫁。又如，北宋名臣范仲淹的母親謝氏，王安石的兒媳龐氏，岳飛的前妻

劉氏等等。而這些都是有史料可查的。而人們之所以大都認為唐代的婦女改嫁較多，

宋代較少。都是從這樣一些資料來看的，唐代共有公主210人，除幼年早死，出家

入道，情況不明的外，已婚公主130人。其中二嫁者27人，三嫁者3人，改嫁公

主共30人。佔全部已婚公主的23%；而宋代共有公主88人，已婚公主41人，其

中改嫁者不過2人，僅佔全部已婚公主的5%。並以次作為典型材料，作出唐代婦

女改嫁多而宋代少的結論 。但是，我們看到的並不是只是皇室，而是整個社會。

就整個宋代社會而言，宋代婦女再嫁者不是極少，而是較多。當然，這樣的結論並

不是無史料可尋的。這是有現存的洪邁所撰的《夷堅志》一書為例。這本書雖然取

材傳聞，有似小說家言，未必事事有據，但從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上說，其價值未

必沒有正史高。這本書中所載的婦女改嫁的事竟達61例之多，其中再嫁者55人，

三嫁者6人，而改嫁的時間可考者有41例。從這也說明，宋代婦女再嫁者並不少。

而關於唐代社會上婦女再嫁也有一本書《太平廣記》，其性質與《夷堅志》相似，

這本書記載的唐代婦女再嫁的事例不過41例，比之宋朝要少了許多。

然在法律上，如果不允許婦女再嫁的話。何以宋代婦女再嫁者這麼多。而且宋

皇室中公主也有改嫁。再我們來看一些宋代法律條文實行中的一些例子。如在仁宗

時，參知政事吳育的弟媳“有六子而寡”，寡後多年未嫁。御使唐詢抓住此事，大

做文章，竟向皇上控告吳育：“弟婦久寡，不使再嫁”。［17］還有在紹興初年，鼎州

士兵周的妻子向政府報告：“夫死無以自存”，請求居喪“改嫁”。“令行禁止”，“政

以猛聞”的知州程昌寓，不止“與之錢，使殮死者”，並且“從其情，准許她提前

於服喪期間另嫁”。［18］不只是這些例子，在宋代的法律，《宋刑統》中，禁止的只

是居喪改嫁，強迫改嫁，背夫改嫁以及嫁娶有夫之婦，但這些條文基本上抄自《唐

律疏議》。這些怎麼能說唐代法律准許婦女再嫁，而宋代不許呢

再說在宋代社會的輿論上，宋代的社會輿論是否真的譴責婦女再嫁。我們也可

舉例說明。在宋代所謂“節婦”當中不乏再嫁的婦女。“節婦”是封建時代的道德

楷模，改嫁婦女在宋代不會因其改變而被另眼相看。只要他們做出了某種符合封建

道德規範的行為。仍然完全有資格推崇為“節婦”。如當時著名的“淮陰二節婦”，

便是兩位再嫁婦女。一位是張生的妻子卓氏，她在紹興末年被金軍頭目俘獲之後，

“即與之配”。不久金軍潰敗，卓氏趁機拔刀斬其後夫，再尋訪前夫，破鏡重圓。

另一姓氏無可考，只知她夫死改嫁，“居三年，生二子”後方知後夫竟是殺害前夫

的兇手。於是馬上“走投保正，擒盜處官”。這兩位婦女，不但未被譴責，還受到

人們的稱讚，讚許“此二女相望於百年間”。［19］其次，在宋代業已改嫁的母親仍然

是兒子盡孝的物件。相反，如果事之不恭，倒要遭社會輿論的非難。如在乾道年間，

孝宗還為一再嫁婦女親自舉行葬禮。試想，如果社會輿論果真普遍譴責婦女再嫁的

話。又何以有以上的事，又何以，宋代婦女再嫁不是我們想的那麼難，而是較容易。

因此，不管是從宋代的法律上，還是宋代社會的輿論上，都並非人們常說的宋

代婦女再嫁是受法律限制，輿論譴責的。但是，說宋人貞節觀念頗重者也並非純屬

虛構。那是因為在宋代出了一大批的理學家。他們提出了許多不利於婦女的觀點。

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程頤的那句名言：“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20］可是，

就我們所知，理學似乎並不是宋朝政府的官方哲學和主要統治思想。眾所周知，宋

代學派林立，各有各的思想，是互不相讓的。理學只是其中的一個派別，它的思想

並未能在宋代獨霸社會。而對我國明，清時期的制度較瞭解的人都知道。理學的那

些說法似乎在明，清時期更為流行。而宋只不過是其興起的時期。

（五），榜下擇婿

宋代是個文人輩出的時代。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從來就認為，只有習武之人

才能威脅到趙家天下，而習文之人再厲害也不可能推翻一個政權。因此，他大量重

用文人。不但文官用文人擔任，就連武官也用文人擔任。這樣可以說宋朝是文人的

天下，是讀書人得志的黃金時代，這也是為何宋代社會文人輩出的原因。而宋代婚

姻的“榜下擇婿”就與這些文人有關。

以上說過，宋朝是個重文輕武的時代。朝廷大量使用文人做官。文人的地位可

以說是空前提高。文人做官的途徑，便是透過科舉考試。宋代的科舉制度比前代更

為完善。因此，文人只要通過了科考便可平步青雲。而宋代所謂的“賢才”，“良婿”，

通常指的就是考上科舉的進士，只要中了進士，那就是“一日成名天下知”［21］了。

宋代是婚姻不問閥閱的時代，再加上朝廷所實行的政策。使得當時的達官顯貴，富

室豪商在選擇女婿時“一不問家世”，“二不問人品”，“三不問婚否”。只要是考中

了進士就是他們選擇的物件。這種現象的出現使得考中進士的人十分搶手。有時，

有的大家族由於晚了，而未能招得進士為婿，後悔不已。因此，後來每逢到科舉考

試揭曉的那天，官僚地主家庭一大早便紛紛出動“擇婿車”，到“金明池上路”，爭

相選擇新科進士做女婿，一日之間“中東床者十之九”。［22］在宋代史籍中，不乏這

類記載，如真宗時，範令孫“登甲科，人以公輔器之”。宰相王旦立即“妻以息女

”；［23］仁宗時，翰林學士胥偃初會到歐陽修，便“一見奇之”，認為“子當有名與

天下”，待歐陽修“登弟，及以女妻之”；［24］神宗時，蔡卞“登科”宰相王安石馬

上“妻以女”。［25］凡此種種，舉不勝舉。

榜下擇婿既然風靡一時，達官顯貴之間勢必為此展開激烈爭奪。如洪皓“登政

和五年弟”，正紅得發紫的王黼，朱靦二人“皆欲婚之”。但洪皓“力辭”，［26］一概

予以拒絕。這時，軟的不行，有的達官顯貴便來硬的。據《宋史·馮京傳》記載，

外戚張堯佐在仁宗時就對狀元馮京採取過極其粗魯的行為。另據《皇朝名臣言行錄》

卷三《太師徽制傅忠肅公（察）》記載，徽宗時還發生過蔡京強逼進士傅察為婿是

事。這兩件事雖然馮京和傅察最後總算是推脫了。可這樣擇婿，哪裡的擇，分明是

搶，是捉。由此，南宋人朱域乾脆把榜下擇婿，叫做“榜下捉婿”。

宋代榜下擇婿之風的盛行，無疑是直接地被當時的政治制度所決定的。與其時

中上層社會的心理狀態，也關係極大。如果說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嚴格的門閥政治下，

形成了“崇尚閥閱”的社會心理。婚姻“重其門第”即是“尚姓”的表現。那麼兩

宋時代在典型的官僚政治下，便形成了“崇尚官爵”的社會心理，而榜下擇婿即是

“尚官”的反映。宋代也確實是個“尚官”的時代，宋人把宋代社會稱為“官人世

界”［27］可謂一語道破。

（六），婚嫁失時

宋代出現了結婚年齡增大的趨勢。從某種角度上說，榜下擇婿之風的盛行，多

多少少對其有些影響。由於宋朝對讀書人的優待，使讀書人都把考中科舉作為自己

的目標。讀書人都講“先立業，後成家”。因為只有考中了進士，便什麼都有了。

即如宋真宗寫的這首詩一樣：“富家不用賣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房不用架高

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

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這就造成了許多男子“壯年未

娶”。

據陳師道《後山詩話》記載，有個杭州舉子中弟時年逾古稀，以致友人風趣地

祝賀道：“應是窮通子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為儒貴，不著荷衣便著誹。”

而像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又如，在宋高宗時，有個叫陳修的“年七十三”才登科，

“尚未娶”，實在是個“老大難”。他本人束手無策，只能“悽然出涕”。宋高宗乃

“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以致好事者大開其玩笑：新人若問郎年幾 五十年

前二十三。［28］司馬光在講到婚齡時，曾經指出：“男不過三十，女不過二十耳，

過此則為失時矣。”［29］可見，男性讀書人假若堅持“榜下娶妻”，難免造成婚姻“失

時”，“壯年未娶”。

男子婚嫁失時是由於“先立業，後成家”的原故。而女子婚嫁失時，大多是因

為婚嫁之費猛增的原因。在“風俗奢靡，日甚一日”［30］的宋代，婚嫁之費專案繁

多。光大擺酒宴一次，花費就十分驚人。榜下擇婿之風，使進士“娶妻論財”。如

淳熙年間，太學生黃左之登第後，做了汝陽王生的女婿，便“得奩具五百萬”，頓

時“花窮薄為富豪”。［31］可見，在宋代要得一“佳婿”，要付出多麼大的代價。

在當時就連神宗的弟弟楊王趙顥“有女數人，婚嫁及期，私用不足”，［32］不得不

不向神宗伸手，預借俸料錢。因此，“有生一女而種杉萬根者，待女長則鬻杉以嫁

資”。［33］如不早種杉作準備，事到臨頭不是債臺高築，便是嫁女失時。

總之，宋代社會婚姻制度的現象。還是由當時的政治決定的。宋代社會的婚姻

制度可以說是多種多樣的。這些制度不只影響了當時的社會，也對後面的社會造成

了一些影響。我們通常說到宋朝，對於這個朝代的認識，大多也只鑑於宋詞，而並

非對這個時期的其他方面有更深的認識。其實說來，宋代社會的魅力不只限於宋詞

上，也不只是在婚姻制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