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書科技 2018-12-30

對於陳名夏的死因，史家有種種解釋，但大體不出“黨爭致禍”或者“滿漢矛盾犧牲品”諸說。實際上，圍繞著陳名夏的死叢集了很多矛盾，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則是皇權與議政王大臣會議間的衝突。

順治十一年（1654）三月，清廷內翰林秘書院大學士兼署吏部尚書事陳名夏，因議政大臣寧完我所劾“結黨懷奸，情事叵測”十二大罪，被絞刑處死。對於陳名夏的死因，史家有種種解釋，但大體不出“黨爭致禍”或者“滿漢矛盾犧牲品”諸說。實際上陳名夏之死的一個重要原因則是皇權與議政王大臣會議間的衝突。

順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爾袞病逝。次年正月，十四歲的順治皇帝親政。濟爾哈朗立即捲土重來，操縱議政王大臣會議搶奪權力，對多爾袞的勢力進行殘酷清洗，順治因年幼而被撇在一邊。事實上，這一時期皇帝的意見動輒遭到否決。漸漸成人的福臨當然不願再受人擺佈，親政伊始，就迫不及待地傳諭議政王大臣，要求：“國家政務，悉以奏朕”。可當時的順治帝畢竟勢單力薄，不僅難與鄭親王等相頡頏。還不得不依靠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力量。

但不甘雌伏的順治，也在積極培植自己的勢力，以強化皇權的威嚴。既然滿洲親貴多以鄭親王馬首是瞻，順治不得不將目光投向朝中的漢官。順治親政初年，一方面議政王會議的力量得到迅速加強，另一方面，朝中漢官的權力架構也在重新改組。順治八年（1651）閏二月，順治將多爾袞時期備受恩寵的馮銓、李若琳、謝啟光等盡行罷黜，轉而大力提拔洪承疇、陳名夏、陳之遴等人。

在順治皇帝倚靠的這批漢官中，陳名夏隱然為其領袖。陳名夏（1601—1654），字百史，一作伯史，今江蘇省溧陽縣人。崇禎十六年（1643），中探花（進士一甲第三名），被授為翰林院編修。順治元年（1644）十二月，保定巡撫王文奎將其薦入清廷，次年一月復故明原官，二月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順治八年（1651）閏二月，陳名夏與新遷都察院左都御史洪承疇、禮部尚書陳之遴等人共同甄別臺員，分諸御史為六等，升調降黜有差。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漢官權力結構的進一步調整。

但是受到貶斥的官員中立刻有人反撲。五月，外轉御史張煊、盛複選先後劾奏陳名夏等結黨營私，銓選不公。張煊本人曾受洪、陳等優遇，時常參議機密。因外轉之事懷恨在心，遂上疏舉告。疏中列陳氏十罪、二不法。好在吏部尚書譚泰袒名夏，奏稱：“名夏事在赦前；煊奏多不實，且先為御史不言，今當外轉，挾私誣篾。罪當死”。順治“允其奏”，張煊處絞。陳、洪等人才算逃過一劫。

事隔不久，繼英親王阿濟格獲罪，多爾袞罪狀詔示天下，濟爾哈朗集團對多爾袞勢力的清算終於落到譚泰、陳名夏等人頭上。面對鄭親王等人的步步相逼，譚泰忍不住質問諸王：“為何排擠我！若有我不猶愈乎？”八月壬戌，譚泰終被治罪，順治不得已，匆匆將譚泰正法，為防事態進一步發展。但傳令“凡譚泰干連之人，一概赦免”。

即使這樣，陳名夏也在劫難逃。九年（1652）正月，鄭親王等再次審理陳名夏案。他起初曾厲聲強辯，百般遮蓋，後哭著下跪求饒，請求免去一死。順治帝非常鄙視他的行為，痛斥他為反覆無常的狡詐小人，但考慮到自己曾下令凡吏部與譚泰有牽連之人不再懲辦，還是赦免了他的死罪，只是將他革職而仍支給俸祿，發正黃旗，並責令他思過、悔改。陳名夏逃脫一死，還得到正黃旗籍的庇護，其餘不少人卻因牽連受禍。但應注意的是順治關於陳名夏案的態度頗堪玩味，實際上殺譚泰、貶陳名夏都出於某種外在壓力，並不得不洗清自己與譚、陳等人的關係，對攻擊者做出交待。

濟爾哈朗等人自得勢以來，不僅對多爾袞勢力殘酷打擊，對皇帝及代表皇族利益的兩黃旗勢力也不斷擠壓。順治對這種狀況耿耿於懷，並決心利用明朝舊制改革現狀。他首先加強對漢官勢力的扶持。十二月，順治宴請內大臣、大學士、漢尚書、侍衛於中和殿。賜大學士洪承疇、陳名夏、陳之遴及漢尚書高爾儼等朝服各一襲。為陳名夏製造復出的機會。十年（1654年）正月，順治對“朕自親政以來，各衙門奏事，但有滿臣，未見漢臣”的現象表示不滿，要求漢臣積極參與政事。這一時期，順治對熟悉故明舊制，又敢於任事的陳名夏大力擢升，對“畏憚忌禍，不敢進諫”的陳之遴等則深致不滿。這位雄心勃勃的皇帝已不滿足於對朝廷制度的小打小鬧的改革，他要仿照以往舊制，從根本上實現皇帝的中央集權，以抗衡甚至制約議政王大臣會議的集體議政制。

自順治親任漢官以來，內外漢官的文化優越感就已經被充分激發起來。他們不敢在大政方針上有所建言，卻不斷要求皇帝習經書、讀通鑑、開經筵等等，意在促使皇帝提高對漢文化的認同，進而提高漢官的政治文化地位。現在有了皇帝的進一步支援，在還未等搞清時局發展的情況下，便迫不及待行動起來。正月十九日，京畿道監察御史吳達上《特參內院大臣之非以端之》本，稱“未聞沖齡御世，聰明軼於百王，而大小臣工臃腫聚於一時，開代之初即抱有君無臣之嘆如今日者也”。矛頭即指向朝中滿官。二月初，詹事府少詹事李呈祥上疏請部院衙門裁去滿官，專用漢人。種種跡象表明，朝中漢官對滿人擅權的強烈不滿，在尚未深思熟慮的情況下突然傾瀉出來。

吳達的奏本和李呈祥的上疏激起了軒然大波。在舉朝滿臣的強烈要求下，吳達的上本被付諸廷議。儘管吳達再三解釋，也逃不了被貶的命運。李呈祥的奏疏更是觸犯滿臣的眾怒，連順治也認為：“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

皇帝的本意只是借漢官的支援從而擺脫議政會的掣肘，使自己獨攬大權，絕不可能將政權拱手交回漢人手裡。為了自己和皇族的利益他可以暫時與漢官聯盟，但當滿漢矛盾突然尖銳起來，他的立場不得不偏於滿方。在這樣的事件中，順治突然意識到漢官思想深處對當前政權的敵對，就自然而然對他們的忠誠起了懷疑，倚靠他們恢復舊制的熱忱也日漸消退。

四月，明朝降將、總兵任珍因私殺家屬而被革職，又口出怨言而被奴婢告發，終被逮捕。刑部的滿族官員議決要將他處死和抄家，以陳名夏為首的27名漢臣卻認為任珍罪不該殺，又不敢明說，只是拖延搪塞。在滿官的參奏之下，順治帝不得已曾將陳名夏定為死罪，後改為降官職二級，罷去吏部尚書之職，並嚴厲警告他要痛改前非。

次年，陳名夏的死敵寧完我成為滿洲議政大臣，這一次滿洲貴族對陳名夏展開了致命的打擊。三月一日，寧完我上章彈劾陳名夏，說他懷奸結黨，奸亂日甚，黨局日成，是“南黨”“黨首”，對國家危害甚大。還羅列了他的八大罪狀，如屢次違法亂紀，蒙寬恕而陽奉陰違，還倡言“留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升擢官吏不公、包庇罪臣；私抹票擬公簿，甚至更改書稿；與科道官勾結成黨；利用職權圖謀私利；縱容兒子陳掖臣在南京凌暴鄉鄰，侵佔官田，收受賄賂。

對陳名夏的彈劾，也有警告皇帝之意。順治無奈，只有將他交給大臣們審理，並被定為斬刑。順治後又允其留全屍，於同年三月絞死。陳名夏一死，順治皇帝及清初漢官的改制之夢也就徹底破滅了。終順治一朝，皇帝始終生活在議政王大臣會議勢力的籠罩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