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是中國古代歷史的主流”“中國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歷史...

作者：由匿名使用者發表于歷史
2023-01-07

匿名使用者 2007-09-26

印紋陶文化

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南方的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出現了一種很有特色的陶器。這種陶器燒製堅硬，猶如瓷器，故名硬陶。陶器表面拍印一些方格紋、圓圈紋、曲折紋等幾何形紋飾。由於它的分佈範圍相當廣泛，因此人們把出有這種陶器的古代文化稱為印紋陶文化。它的延續時間也很長，一直到商周時期的遺址還有發現，而且流傳到北方中原地區。它們往往是作為珍貴的器物埋藏在帝王貴族的大墓中。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又因其文明自起源發展至今，傳統從未被割斷而備受世人推崇與關注。關於中華文明的起源，歷來有種種猜想與說法。最近幾十年，其中尤其是最近30餘年，中國古人類學和中國舊、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發現與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為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起源的研究提供了科學依據，因而關於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起源的研究，可謂近20年中國人文科學獨領風騷的一個領域。

在師輩啟迪和社會需要推動下，我自20世紀80年代初，從東北史地之學和中國民族關係史研究過渡到對中華民族進行整體研究，關於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起源，成為我用力較多的一個方面。1984年，陰法魯教授約我為其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化史》撰寫第一章：《中華文化起源和中華民族形成》。1987年我開始就《中華民族的含義與中華民族起源初探》和《中華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區域性發展及其匯聚與輻射》發表文章。這些文章是受蘇秉琦教授關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區系型別理論的啟發，用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方法對中國舊、新石器時代文化進行梳理的初步成果，對中華民族的結構也提出了「多元集合體」的觀點。不久，費孝通教授召我，說已讀過我關於中華民族含義及中華民族起源的文章，指出「中華民族是多元集合體」的提法有些模糊，應是「多元一體」。1989年費老發表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這一著名論文。自此，我便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為核心理論，先後協助費老出版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及其修訂本、《中華民族研究新探索》，並出版了個人專集《中華民族研究初探》。在我關於中華民族研究一系列論文陸續發表以來，學術界師友給了我多方面支援，尤其是費老、蘇老，都是我在大學時期的老師，他們一再勉勵我堅持研究，並指出綜合歷史學、民族學、考古學和古人類學等多學科的材料與研究成果一爐共冶，從而得出自己的體會，這種研究方法也很對頭。這些支援和勉勵，使我在自己學業根底不深且研究條件有種種缺陷的情況下，堅持了20年，取得了一些成果，並以中華民族形成史為專業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同學們希望我逐步將自己的研究歸納一下，那我就先從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基本特點說起吧。

總括20年來，關於中華文明以及其早期發展已發了一系列文章，其要點包括：

一、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起源，具有鮮明的本土特點。

二、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起源，具有鮮明的多元起源、多區域不平衡發展的特點。

三、中國的農業從起源時期起南北不同，最近10餘年的考古發現證明南北農業起源均可追溯至距今萬年左右，與世界農業起源最早的各地區大體同步。

四、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萌芽，可追溯至距今5000餘年以前，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這一個千年紀，考古學界稱為「古文化古國」，我稱之為「王朝前古國」。這個歷史時期，在考古學上大體相當龍山文化期向青銅器時代過渡；在社會發展方面，是從無階級社會向有階級社會過渡；在文化發展方面，是從無文字向有文字文明過渡；在國家和民族發展方面，是從部落聯盟向國家和民族形成過渡；在中國文獻記載方面，是從黃帝至堯舜的五帝向夏商周過渡。因而，我所說的「王朝前古國」時期，是王朝前夜、文明初曙、國家雛型從萌芽至發展的漫長過程，也可以說是一個歷史時代。

五、中華文化的發展在不同區域是不平衡的，這種不平衡性導致了不同區域間的互補關係，是中華文化產生匯聚和向一體發展的動力因素。

六、中華文化的發展延綿不絕，連續而未有中斷，與其他任何古老的文明相比都是不同的。但，中華文化又是相容幷蓄的，是一種「和合」的文化，故其「內聚」和「外兼」是對立統一體。正因為中華文化的這些特性造就中華文化的豐富與長久生命力，也是中華民族結構形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原因。

應該說，這些關於中華民族起源和早期發展特點的認識，不僅僅是我個人的成就，它凝聚了多個學科數輩學者的共同心血。除了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外，還有歷史學和民族學的成就。大致說來，對我影響較大的前輩學者除上面已提的老師，還有顧頡剛、傅斯年、蒙文通和徐旭生等先生。若說我自己還有些成績的話，可以歸結為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時代在進步，而我們站在前輩學者的肩上，故比前輩看得稍微遠一些；二是新中國的考古學成就可以說是突飛猛進，日新月異，我們有幸看到這麼豐富的地下資料，眼界和認識自然會提高一些。

另外，多年來，曾從事歷史地理和民族史研究的經歷對我的幫助也甚大。歷史地理的背景，使我在歷史的研究中時刻關注與空間的關係，考慮空間問題時又會照顧到歷史的時序；而民族史的背景，使我更關注「縱橫時空網路」中族群關係的變化，由歷史事件真實性的探求深入到探討「中國性」（Chinese-ness）諸問題。

我始終相信，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後人必定要超過前人，所以我的這些認識也會隨時代的更替而被不斷補充和發展，我自己也隨時準備更新認識，向更高的目標前進。

一

關於中國人及其文化的來源，長期存在外來說和本土說、一元論與多元論的爭辯〈1〉。以往由於受到當時政治背景和流行學說的侷限，科學發現也不充分，因而很難得有說服力的認識。如關於中華文明的種種西方起源說，就帶有明顯的虛構、編撰和假想成分。而且，從18世紀法國人約瑟夫•德•古尼（甚至更早的17世紀）開始，止於20世紀初葉的安特生之前，所有西來說的立論都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論的立場之上（包括古埃及文明中心說和西亞古文明中心說等）〈2〉。考古學發展起來以後，有的研究也不免有種種偏見和淺見。

當前，中國境內古人類學的材料已相當豐富和系統，舊、新石器時代（特別是萬年以來）的考古發現在中華大地上已是「遍地開花」。這些系統而又豐富的發現，文化性質明確，內涵清楚，相互關係也易於得到證明，用來與中國文獻記述的遠古神話傳說互相印證，已經充分證明了中華文明起源具有鮮明的本土特點和多元特點，以及新石器時代以來由多元向一體發展的特點。

人類起源於何方？是一箇中心還是多箇中心？古人類學界尚在不斷探討之中。中國古人類學研究有近80年的歷史，在近半個世紀的風雨坎坷中取得了喜人的進展；人類起源各階段的人骨遺骸化石材料，在中華大地上均有所發現，且分佈廣泛；人類起源序列各主要環節，在中國古人類學的發現中沒有缺環。從體質特徵方面觀察，早期智人階段已經出現了向蒙古人種（黃種人）方向演化的萌芽；到晚期智人階段，以柳江人（廣西柳江市發現）和山頂洞人（北京周口店山頂洞發現）為代表，蒙古人種已出現南北異型的分化現象。

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早期遺存有不同於他處的特點，北京人遺址文化堆積之厚、內涵之豐富早已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和矚目。可以說，世界上普遍承認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存在，得益於北京人遺址的豐富文化內涵和鮮明特點。河北省陽原縣泥河灣盆地小長梁遺址的遺存，其特點也是非常突出的，主要表現在石器的製作和加工上，大型球狀石核以外，其它石器普遍較小，一般重約5—10克，最小僅有1克左右，但數量眾多，已發現有2000多件！據其形制可分為尖狀器、刮削器、雕刻器、錐型器等，反映了當時人們過著狩獵的生活。從這些舊石器的精細程度推測，在此以前其文化當有漫長的發展過程，人們必然具有足以保證技術傳授、模仿、改進和繼承的語言交流。長江流域也發現了一系列臘馬古猿材料。將這些材料綜合起來考慮，有理由推斷：人類起源當在四五百萬年以前，中國處於人類起源地區的範圍之內〈3〉。

早期智人及與之相應的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分佈範圍已明顯擴大，尤其以黃河中游及其支流渭河、汾水流域，所發現的地點為多。晚期智人已幾乎遍及整個中華大地，其相對應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和地點在現今行政區劃的各省均有分佈，仍以黃土高原較為密集。

從考古學文化的特徵分析，中國南北的舊石器時代文化既具有不同的風格和傳統，又具有共同的特點。至遲到舊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北部出現了不同區域型別的發展傾向。

綜上所述，人類起源的問題還會進一步爭論下去，但人類起源僅非洲一箇中心之說，過去就已受到一系列新發現的質疑；最近在中國山西曲垣發現的世紀曙猿化石，則已將「人類起源於非洲」的論斷推翻，「夏娃理論」不能成立。因資料的限制，「基因證據」的研究也遠未解決人類起源是一箇中心還是多中心的問題。當然，討論人類的起源不能侷限一國或一個地區的狹小範圍之內，應該站在全球和全人類的視角來討論和分析問題，實際上，中國人的起源問題正是人類起源問題的一部分。另外，假若「人種」的劃分是可行的，中國人的起源問題還涉及到蒙古人種的起源問題。雖然，目前尚難確斷中國是否是人類起源的中心地區，但已知的材料已經證明中國是蒙古人種的故鄉。誰也無法否認，中華大地上的這些人類化石，從直立人一直到現代人，其體質形態的進化表現有明確的連續性。

將化石材料與現代中國人體質形態的基本特點相比較，也能發現中華民族的歷史連續性。正如吳汝康教授所總結的那樣，中國人具有四大突出特徵：（1）鏟形門齒，中國人為98%，白色和黑色人種相加也僅為5%；（2）印加骨，出現的比率也相當高；（3）面部扁平；（4）下凳圓枕〈4〉。因此，中華民族，包括其主體——華夏/漢民族，從總體上來說，其遠古祖先應來自那些起源於中華大地，並留居於本土繼續創造歷史的人們。

因此，中華文明的起源具有鮮明的本土特點〈5〉。

二

對中華大地上萬年以來的考古文化，許多學者都有極其精彩的歸納和總結〈6〉。從這些歸納和總結中，可明顯看出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第二個特點，即由多元起源而向一體匯聚的特點。

傳統史觀認為，中華民族是從黃河中下游最先發端，而後擴散到邊疆各地，於是有了邊裔民族。司馬遷綜合春秋、戰國諸說，在《史記•五帝本紀》中這樣表述：由於共工、歡兜、三苗、鯀有罪，「於是舜歸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歡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這種史觀影響甚大，直至近現代也還有一些學者相信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中下游。過去史家總是用「禮失求諸野」的觀點來推測區域間文化發展變化的關係，把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當作中華文明起源的中心。這就是本土起源說中的一元說。

一元說的論點已被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考古發現所推倒，中華文明不是從黃河中下游單源擴散至四方，而是呈現多元區域性不平衡發展，又互相滲透，反覆匯聚與輻射，最終形成為中華文明。我在許多場合都講到過這樣的認識。在《中華民族起源說的由來與發展》一文中，曾對此加以總結，提到中華文明起源研究與近代以來史觀變化之間的密切關係〈7〉。當然，多區域不平衡發展的觀點並非我的發明。1927年，蒙文通先生首先將古代民族分為江漢、河洛和海岱三大系統，其部落、姓氏、地域各不一樣，其經濟文化也各具特徵〈8〉。傅斯年繼之於1930年和1934年提出「夷夏東西」說，認定中華文明來源的兩大系統〈9〉。1941年，徐旭生先生將中國古代民族概括為華夏集團、東夷集團和苗蠻集團三大「古代部族集團」〈10〉。徐說晚出，最詳。

上述諸說，對考古研究的促進是非常明顯的。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創辦人，中國學者進行的最早的考古發掘就是由他支援下開展的。他關於「新史學」的主張對古史研究有相當的推動〈11〉。徐旭生先生參加過1927年的西北考察，1959年又開創了「夏墟」調查和「夏文化」研究。後來，考古學界開創考古學文化區系型別研究的蘇秉琦教授就是他的學生，追溯起來，受他的影響最大。

眾多的考古發現，以及考古學文化區系型別的研究成果已經昭示：中華文明起源有多箇中心，長江、黃河都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對於中華文明的多元性特徵，我曾做過如下概括：「中華大地上的遠古居民，分散活動於四面八方，適應各區域不同的自然環境，創造著歷史與文化。舊石器時代已顯出來的區域特點的萌芽，到新石器時代更發展為不同的區系，各區系中又有不同型別與發展中心。而神話傳說中，遠古各部落所奉祀的天帝與祖神及崇拜的圖騰也有明顯的區域特點。考古文化與神話傳說相互印證，揭示了遠古各部落集團的存在，從而成為認識中華民族起源多源特點的科學基礎。」〈12〉

我所以強調考古與神話傳說的「相互印證」，就是為了改變「考古自考古，神話自神話」的兩分局面。中國沒有發達的神話，或者說，中國的神話體系與西方是不同的，它是古史的傳說，即古史的一部分。誠如徐旭生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摻雜神話的傳說（legend）與純粹神話（myth）是不一樣的，中國的古史傳說並不是純粹的神話〈13〉。但中國的古史傳說至遲到戰國時期就有了總結和歸納，表明不同來源和世系的各區域文明漸漸向一體發展。

下面就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區系劃分，其與遠古部落集團的對應文化，及各區系間文化的內外互動、融匯等內容，詳為敘說。這是綜合我以往發表的多篇論文而成的，同時針對考古研究的新認識（如碳14重新測年資料），結合最近的考古發現作了相應的補充和修訂。需要說明的是，隨著新發現的考古學文化密集分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圖之上，我關於中華民族起源及其發展結構的總體認識也因之日趨精確和完善，這些不斷豐富的新知更細緻描繪了中華文明起源的本土特點、多元特點以及由多元向一體匯聚的特點。

由地質學的研究，我們知道公元前一萬年左右進入冰後期，開始了全新世，人類的歷史也由此進入新的紀元。

1987年8月，考古學家在河北徐水南莊頭髮現一處距今約10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出土了一批陶器、石磨盤、石磨棒等，還發現了一些植物種子，說明農業已經萌芽〈14〉。此外，江西的仙人洞下層和廣東的玲瓏巖和西樵山等地也都發現了萬年左右的文化遺存。雖然我們關於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約公元前6500年之前）只有上述零星的發現，但已足以說明中華文明所具有的多元起源特點。就舊石器時代文化的面貌和我國比較優越的地理自然環境等條件來推測，我相信未來定會有更多的發現，只是時間的早晚問題。我國也是探尋農業起源的最佳地區之一。

迄今為止，我國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有7000餘處。7000年前的考古學文化幾乎已是遍佈全國各地，如遼河流域的查海文化、興隆窪文化，山東泰沂地區的後李文化，關中地區的大地灣和老官臺文化，中原地區的裴裡崗和磁山文化，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長江中游的彭頭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和石皂文化，等等。這些新的發現不僅突破了「黃河一元中心論」的傳統認識，更豐富了「滿天星斗說」的內涵。蘇秉琦先生將這些成果歸結為「區系型別理論研究」的必然：「用考古學文化區系型別學說對中國古文化進行重新認識，大大開闊了考古學家觀察古代各族人民在中華遼闊國土上創造歷史的視野，開始了從文化淵源、特徵、發展道路的異同等方面進行考古學區系型別的深入探索，過去那種過分誇大中原古文化、貶低周邊古文化的偏差開始得到糾正，這就為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的突破，開拓了新的思路。」〈15〉

這與我多年前從中華文明的起源和中華民族的形成的角度對考古發現的歸納基本一致〈16〉。我在許多場合又進一步強調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主張中華民族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其族體結構與文化發展是以「多元起源，多區域不平衡發展，反覆匯聚與輻射」的方式作「多元」與「一體」辯證運動的〈17〉。這是我試圖結合區系型別劃分問題，進而對文化發展變化程序的分析和歸納。這個過程是相當複雜的，在具體的細節還會有不斷的反覆，但總的程序應是如上所概括的那樣。

所以，我堅持認為有兩點貫穿了中華文化發展的全過程：一是中華文化的多元區域性不平衡發展，各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各有淵源，又自成系統，分佈區域和範圍明確，文化內涵和麵貌也無法相互重合，可以明顯地劃分為幾個獨立的文化區系。二是區域性文化呈現向中原匯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輻射的雙向運動。

上述認識不僅來源於對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區系劃分，更來自對其相互關係的分析，故不妨將具體的劃分結果及其認識作下列複述〈18〉，並依照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對以往的敘述稍作修改〈19〉：

1。黃河中下游東西相對的兩個文化區

黃河中游區，以渭、汾、洛諸黃河支流彙集的中原為中心，北達河套及長城沿線，南接鄂西北，東至豫東，西抵黃河上游甘青接壤地帶。南頭莊文化以下，有磁山（公元前6100—6100年）——裴李崗文化（前6200—前5500年）、大地灣（下層）文化（前5900—5300年），仰韶文化（半坡型別和廟底溝型別，前5000—前3000年）〈20〉，中原諸龍山文化（前2900—前2000年）繼之。

與這一區域相對應的為炎帝和黃帝兩大部落集團，從中可以追溯氐羌與華夏起源，並且大致可以肯定繼中原龍山文化發展的是夏文化（晉南、豫西、豫中）、先商文化（豫北、冀南）和先周文化（關中）。炎黃集團起源之地比較接近，無論從文化還是從地理的因素分析，這兩大集團都是有共同起源和共同文化特點的親緣集團。炎、黃同出少典——有嶠氏部落，後世成為異姓的相互通婚的不同氏族與部落。我認為黃帝起源於隴山西側，天水地區為近是。在黃帝集團的發展中，陝北是極為重要的地區。相傳，黃帝死後葬於橋山。黃帝並非具體歷史人物的私名，其陵園所在就表明了陝北在黃帝集團發展中的重要性。黃帝集團另一個最重要的活動地區是燕山地區。該集團從陝北向燕山地區遷徙的證據已得到了考古學的印證。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化自渭水下游越過黃河後，沿汾河和桑乾河北上，與燕山以北紅山文化在桑乾河及汾河發源的河北張家口地區交匯在一起。兩種文化的碰撞與交流，促進了文明曙光的出現〈21〉。

《國語•晉語》說，黃帝有25子，因母不同而別為12姓（實則是11姓）。這11姓顯然不一定出於同一來源，而是不斷融合的結果。故傳說中的黃帝譜系有不同的稱號，如「軒轅氏」、「有熊氏」等，說明這些後加入的群體還有自己的圖騰，但均奉黃帝為共同祖神和天神。「黃帝」既是該集團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該集團大酋長所共享的名號。

炎帝又稱赤帝，是炎帝部落集團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該集團大酋長襲用的稱號。相傳，前後承襲炎帝名號者凡8氏，共530年，最後一位為榆罔氏〈22〉。炎帝集團起源之區當為陝西境內渭水上游和秦嶺以南漢水上源一帶。其後不斷遷移。炎帝的後裔有姜姓諸夏及姜姓之戎，還包括氐羌。後發展為共工、四嶽和氐羌三大支系。共工一分為二，即共工和鯀（緩讀），說明炎帝集團又有進一步的分化。共工發展於今豫東及冀南地區，徐旭生具體指出其為輝縣境內，範圍顯然過於偏小。鯀興於崇山（今嵩山），發達於豫晉接壤地區。故此，鯀被認為是黃帝集團的一支系。四嶽，或寫作西嶽，又作太嶽。其後裔有申、呂、齊、許等國。申在今河南南陽；呂原在陝西，後遷南陽；齊在山東；許即今河南許昌；炎帝都陳（今河南淮陽）。大約四嶽一支是炎帝的主流。氐羌則比較複雜，一直處於西北農牧交錯地帶。傳說中，共工與鯀治水失敗後，被天帝殛死，鯀化為黃熊或黃龍；共工化為赤熊〈23〉。這與黃帝集團以猛獸為圖騰有相通之處。可見，炎黃兩大集團分佈的地區內，不僅新石器時代文化系列相同，文化特點亦有相當的相似處，差別只是地方型別和文化中心的差異。神話傳說上的共同性更加說明兩大部落集團的文化淵源相通。

今黃河下游，以泰山為中心，南至淮，東至海，北至無棣，實際是先秦時期濟水及海岱地區。其文化淵源和承襲關係比較清楚，發展序列完整。後李文化（前6300—前5600年）〈24〉，青蓮崗•北辛文化（前5600—前4300年）〈25〉，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年），龍山文化（前2500—前2000年）和嶽石文化（前1900—前1500年），諸文化前後互繼。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與神話傳說的太昊、少昊部落集團相對應，其中一部分與炎黃集團融合，成為夏人、商人的來源之一，大部分則為夏商周時期的東夷先民。整體上，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應是三代時的東夷文化。

太昊，分佈偏北，時代稍早於少昊，它是東方的帝，又是風姓的祖神。少昊分佈與太昊交錯重合而稍偏南，以鳥為圖騰，《左傳》昭公十五年列舉有15個以鳥為氏的部落或氏族。傳說中，少昊的後裔有後益、陶、蚩尤和羿等，今莒縣是其核心區。

2。長江中下游東西相對的兩個文化區

隨著長江中下游考古發現的增多，我們對於這一地區的考古文化面貌和結構關係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長江中游，以江漢平原為中心，南包括洞庭湖，西盡三峽、川東（今渝東），北達豫南與黃河中游的考古學文化相同分佈，是一個自成體系的考古學文化區。關於長江流域（特別是長江中上游地區）新石器時代以來的考古學文化譜系關係，由於兩湖和四川、重慶等考古工作者的工作，也由於三峽庫區1995年以來的搶救性發掘，有了更新的認識〈26〉。如青年學者孟華平寫的《長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結構》一書，對中游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作了很好的歸納，也落實了我原來的一些設想：時代越晚，考古學文化的分佈範圍越廣，其文化內涵的包容性也因之越豐富。他說：「長江中游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主要表現為以二元為主體的譜系結構……，即以兩湖平原西南側為中心的南方系統和以漢水東側為中心的北方系統的譜系結構。南方系統分為南北兩支，南支由彭頭文化、皂市下層文化和湯家崗文化構成，北支由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構成，他們的絕對年代約在距今8500—5100年之間。北方系統的考古學文化由邊畈文化、油子嶺文化、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構成，他們的絕對年代約在距今6900—4200年之間。在發展的構成中，南北兩系統的考古學文化有著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響。約在距今5100年前後，這種以二元為主體的譜系結構被打破，即北方系統的油子嶺文化逐步向西南擴充套件，到屈家嶺文化時期基本取代了南方系統，實現了空前的統一和繁榮。儘管如此，南方系統的文化出土仍有部分保留，成為北方系統的不同地方型別。石家河文化之後，來自中原的考古學文化逐漸向長江中游地區滲透，形成了後石家河文化，從根本上改變了長江中游地區的傳統文化譜系結構，向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程序邁出了重要的一步。」〈27〉

傳說中，這個區域有三苗集團。按照《國語•楚語》下及高誘注，三苗是九黎的後裔。九黎的分佈，文獻記載不明。三苗則戰國初吳起指出其地望：「昔者三苗所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戰國策•魏策》）。《史記•五帝本紀》載：「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徐旭生和錢穆均作過考證，所說即鄱陽湖、洞庭湖一帶。俞偉超首先從考古學的角度把三苗與長江中游的史前文化聯絡起來，認為長江中游「以屈家嶺文化為中心的原始文化」屬於三苗文化遺存。屈家嶺文化最盛時「向北影響丹江和漢水中游，直抵伏牛山麓，使得那裡的原始文化從以原始因素為主，轉化為以屈家嶺因素為主。在洞庭、鄱陽兩湖間江西修水一帶的南部型別，因自身序列不清，不知始於何時，但至遲到屈家嶺階段，長江中游的原始文化因素已達到那裡，並同嶺南的石峽文化結合在一起。在前3000紀中葉以後，這個文化系統發達到新階段，文化面貌發生急速變化，可能進入銅石並用時期，並同黃河中下游龍山文化階段諸文化發生更多的接觸。」〈28〉考古學文化的這種發展與三苗集團的範圍與勢力消長大致吻合。從長江中游史前文化的譜系分析來看，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有明確的北方因素，故有學者把它們當作「北方系統的考古學文化」〈29〉。越來越多的證據說明它們的起源與面向海洋的「鼎文化」傳統有內在的聯絡。如，石家河文化中的陶規受泰沂地區的文化傳統的影響。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也有明顯的大汶口——龍山文化風格（如玉鳳等）〈30〉。

綜上，長江中游地區，屈家嶺文化時期大致出現了「一統」的局面，相對穩定一段時間後進入石家河文化時期，此時整個長江中游的文化面貌有較大的變化。「後石家河文化」與石家河文化之間已經發生文化的斷裂現象，似乎說明了堯舜禹時期中原對「三苗」的征伐。

另外，有學者指出，黃帝集團在較早的時期有一支發展到長江中游的宜昌地區，與西陵峽一帶的土著通婚，衍生出「昌意族」，並從考古學上予以證明，即「仰韶文化南下對大溪文化中心區的影響，也許就有著黃帝與嫘祖傳說的歷史背景」〈31〉。長江以北地區，無論大溪文化，還是油子嶺文化都明顯可見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廟底溝文化）的影響因素，而且呈由北向南逐漸減弱之勢，至江南則基本不見其蹤跡了〈32〉。

長江下游，以太湖平原為中心，南到杭州灣地區，北以寧鎮地區為中心（包括蘇皖接壤地區），是自有淵源、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完整的文化區系。自河姆渡文化（前5000

40512218 2012-05-31

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裡面唯一一個儲存至今仍然有巨大生命力的，其他三個早都被滅了多少次了，人早都不是當時的人，文化也不是那時候的文化了。我們的文化一直延續，而且現在依然很有棒，我們的文字一脈相承，是唯一一直流傳下來的古老文字，而且使用的人十幾億，連外國人現在都學中文。

我們在歷史上從來都是世界上疆域最大，人口最多，經濟最發達，文化最興盛的國家。要知道在唐宋，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gdp都是中國的。在唐代長安城的人口就超過一百萬了，而當時歐洲的大國家人才只有十幾萬幾十萬。

中國5000年以來基本上都是漢人統治，即使有個別例外（元代是蒙古，清代是女真統治），但就文化而言，不是他們改變我漢族，而是被我們漢族同化了，一句話我們的文化沒有中斷，而四大文明古國的其他幾個國家都被別的民族滅亡過，並且自己的文化傳承也中斷。

在漢武帝時候（兩千多年前）把匈奴打敗了，他們逃跑到歐洲，把歐洲當時最強大的羅馬帝國打敗了，所以說羅馬帝國是我們手下敗將的手下敗將。我們的成吉思汗直接打到東歐去，把歐洲攪得烏煙瘴氣。想當年我們一千多年前現在的俄羅斯東部的西伯利亞都是中國的，而當時俄羅斯的前身沙皇俄國的領土小的可憐，清朝康熙的時候，因為西伯利亞太冷，人都不願意去那裡，所以就給了沙俄，現在眼光看，西伯利亞也有很多石油，不要虧大了，而且北極也有很多資源。從秦始皇開始，越南很長時間一直都是中國的一樣省，後來才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