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創文化 2022-07-05

人是一種主動或被動地生活在一個“故事”中的生物，“故事”給予人以生活的“意思”。當人們覺得“活得很有意思”時，這意味著那個將他們納入其中的“故事”如同食物一般的給予了他們精神的養料、以至於讓他們充滿了生活的激情與動力。如果一個人失去了把他們納入其中的“故事”、或那“故事”不再實質性地提供精神養料，則人們就將陷入到一種被體驗為抑鬱症的狀態之中，嚴重時甚至於將失去活下去的動力而試圖自殺。他們會切切實實地感到——活著真沒意思。

這個世界上有著諸多的故事，比如基督教、佛教、回教、共產主義等等等等。人們主動或被動的選擇把自己裝在某一個故事中且從中獲得生活的意義。把自己裝進某一個“故事”的人有時候也會失去“意義”，這取決於他們對他們所選擇的“故事”抱有多大程度的主動性。

主動地生活在一個“故事”中與被動地生活在一個“故事”中有什麼差別呢？主動地生活在一個“故事”中的人就是那種擁有“敘事能力”的人。由於其主動地創造性地參與了“故事”的構建因而對“故事”之“書寫”規律始終保持著高度地覺知、並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免於由於“故事”之“衰變”而失去了精神養料的來源。被動的生活在一個由他人/傳統所“書寫”的“故事”中的人則會遭遇到這樣的狀況———當支撐他們精神世界的那個“故事”衰變了，他們的精神世界也就一起衰退了。所以，他們拼命捍衛這他們接受的“故事”、卻不懂得去創造“故事”。當他們遭遇到另一個強有力的由別人“書寫”的“故事”時，他們要不被擊垮，要不投降。在取勝新的“故事”裡，他們扮演起奴隸、失敗者的角色、且任人擺佈。

自人類擺脫了動物性的弱肉強食以來，人類學會了透過“敘事”來爭奪生存空間。保有敘事能力的人們越來越興盛，失去或放棄了敘事能力的人則越來越衰微下去。今天的這個世界，實際上是一個爭奪敘事權的世界。但絕大多數人通常意識不到這一點，因為絕大多數人都是被動地被“書寫”進一個“故事”而任人擺佈的人。

關於敘事能力之爭，有兩個發人深省的故事值得一提。

20世紀中葉，一個文化不高的名叫艾偉德的英國女人基於某種宗教熱情來華傳教，在山西省陽城縣辦了一個客棧、做了一些幫助窮人、救助兒童的事情。隨著其後歷史變遷，她的善舉被淹沒於後來無數的其它“故事”之中，不再被人記住。直到好萊塢依據這個女傳教士的回憶錄拍出一部由著名影星英格麗褒曼主演的電影《六福客棧》，這個塵封的故事便一下升級成了一個“敘事”，以至於許多西方人士如同朝聖般趕到山西省的那個陽城縣去參觀“六福客棧”的遺址。在他們看來，這個“故事”感動了整整一代的西方人。

另一個故事發生在晚清，一個沒有文化的名叫丁龍的中國農民移民美國成了著名將軍卡朋蒂埃的僕人。被脾氣暴躁的將軍趕走。但當將軍處境淒涼之際，這個中國農民又回到將軍身邊，說自己這麼做基於“孔孟的教導”。於是乎，美國將軍被“孔孟之道”所感動而捐錢創立了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漢學系。

這兩個彼此獨立的故事看起來是人類交往史上的無數“佳話”中的兩個而已。但對於具有主動的敘事能力的人和喪失敘事能力的人而言，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換言之，對於喪失了主動的敘事能力的人而言，接受其中一個“敘事”，就會自動的排斥另一個“敘事”。換言之，對於喪失了主動的敘事能力的人要麼接受頭一個故事而認為基督教優於孔孟之道、要麼接受後一個故事而認為孔孟之道優於基督教。

我這樣說絕非僅僅是一種假設。我曾經帶著一本《四書》去參加中國基督教的活動、卻遭到基督教徒的疑忌。他們雖然沒有明說《四書》是魔鬼寫的，但他們的態度明顯表明在他們的認知系統中基督教價值觀與儒教價值觀是不相容的、他們認同前者排斥後者。當然，一般基督教徒沒有能力從理論上證明基督教價值何以與儒教價值不相容，但他們會自動的、想當然地這麼認為。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對於人類這種暗地裡爭奪著敘事權的物種而言，歷史故事已然不再單純是歷史故事，歷史故事往往被有意地塑造為某種“敘事”，且透過“敘事”，爭奪著各自的勢力範圍。對此一無所知的“吃瓜”群眾，到頭來不過是“敘事爭奪戰”所爭奪的物件而已。

當然，人類中也有著具有超常的、主動的敘事能力的人，他們看透了敘事的幻像而不會掉進敘事之爭的陷阱。他們會超越敘事之爭的帷幕而窺見人類存在的本質。他們不會因為自己選擇了一個“故事”就自動地認為另一個故事不好或者邪惡，他們既會看到自己所選擇的“故事”的侷限性，更會看到別的“故事”的高妙之處。我相信，俄國文豪列夫托爾斯泰就是這樣的一個高人。因為他說：“福音書少了孔孟之道就缺少了些什麼，但孔孟之道少了福音書卻依然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