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書科技 2018-11-09

明朝中葉，朝廷進一步加強對私營手工業的控制，尤其是採礦、制瓷、紡織、製鹽、製茶等私營手工業倍受限制，且不斷遭受盤剝和掠奪。明廷一再禁止民間開採煤、鐵、銅等礦產，於制瓷業中實行“官搭民燒”，即將原由官窯燒製的瓷品，交民窯燒製，但出價極低，若燒不成，則由民窯賠償，因此造成許多民窯破產。紡織業中則強制推行領織制度，官府出錢糧或絲料，交由機戶織造，織畢交官取酬，不過“每發後期，且多扣剋，以腹削之餘，市騰湧之料”，機戶反因賠本而破產。明朝實行鹽、鐵專賣制度，商人未經許可，不得經銷鹽、鐵。此外明廷嚴格執行海禁政策，禁止商人下海通商。而國內經商更是關卡林立，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行貨有稅矣，而算及舟車；居貨有稅矣，而算及廬舍；米、麥、菽、粟，饔飧也而稅；雞豚，肉食也而稅；耕牛、驢、騾，一畜產也而稅。搜刮於十五郡之中，遍及於一百十六州縣之內”。

政府對私營手工業的限制與盤剝，極大地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同時也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加之嘉靖、萬曆年間，統治集團的荒淫腐朽，府庫日漸空虛，朝廷財政危機不斷加劇。

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起，神宗為了擺脫入不敷出的財政危機，陸續派遣大批宦官作為礦監稅使，分赴各地課斂誅求。稅使專事在重要城鎮、關隘和水陸要道上設立關卡，課徵商稅。“水陸行數十里，即樹旗建廠。視商賈懦者肆為攘奪，沒其全貨。負載行李，亦被搜尋。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稅”。稅使亦遣爪牙於長江上攔截過往船隻，強行徵稅，以至於一舟揚帆三四百里，就要交五六次稅。運河僅臨清至濟寧段，約400里長的河段上，“層關疊徵”。而礦監更以開礦為名，見“富家鉅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為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他們拆民房，掘良田，挖墳墓，無所不為。

礦監、稅監使的“縱橫繹騷，吸髓飲血”，極大地摧殘了工商業的發展，使“天下蕭然，生靈塗炭”，大量的工商業者破產，店鋪倒閉。如河西務原有布店160餘家，倒閉多達130多家。山東臨清原有綢緞店32家，倒閉21家；布店73家，倒閉45家；雜貨店則關閉了41家。由此可見，“自稅使紛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稅額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商賈裹足，商業蕭條，政府的稅收亦大為減少。萬曆二十五年（1597），僅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淮安等地稅卡每年可收稅407500餘兩，到萬曆二十九年（1601），減少到266800兩。

礦監、稅監的橫徵暴斂，極大地損害了工商業者及市民的利益，引起手工業者、中小商人的反抗。在一些地方出現工商業者武裝開採礦產，武裝販運私鹽、私茶的鬥爭，最終則導致了更大規模的反礦監、稅監的鬥爭。萬曆二十四年（1596），宦官陳奉領命人湖廣採礦徵稅這位礦監使“恣行威虐”，姦淫劫掠，無惡不作。稍有不順即鞭笞官吏，甚至白晝剽劫，“慘毒備至”。僅二年間，他在湖廣地區就搜刮到“金寶財物鉅萬計”。湖廣商民對其行徑恨之入骨，先後爆發民變十餘起。萬曆二十七年（1599），這位陳奉又赴荊州徵稅，依舊隨意加稅，“剽劫行旅”。數千市民相聚，向其投擲瓦石。陳奉狼狽逃竄武昌。次年，陳奉繼續在武昌徵稅，再次藉機敲詐，凌辱婦女，橫行霸道。憤怒的武昌市民連續發動反對陳奉的“民變”。商民六萬餘人包圍其公廨。陳奉被地方官府救出後，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正月，對武昌商民血腥報復，令官兵“舉火箭焚民居”。再度被暴行激怒的群眾奮起反抗，數萬人又一次包圍了他的公廨，嚇得他躲藏至楚王府中。商民抓陳奉不得，遂將其爪牙“捆縛手足，投之於江”。武昌商民的反抗鬥爭，終迫使明廷不得不於四月下令撤回陳奉。萬曆二十七年（1599），山東臨清也爆發反對稅使馬堂的鬥爭。稅使馬堂及其爪牙，在臨清胡作非為，“白晝鋃鐺通衢，睨良家子富有者，藉其業之半；傭夫裡婦，負斗粟尺布貿易者，直描奪之”。馬堂原是天津稅監，兼管臨清稅務。他在山東7年間，每年抽稅不下十五六萬兩，而上繳朝廷不過七八萬兩，其間隱瞞稅額共達130餘萬兩。他在臨清網羅地痞流氓數百人充當其爪牙，白晝搶劫，“抗者輒為違禁罪之”。馬堂一夥的行徑，造成“中人之家，破者大半”。忍無可忍的臨清市民“遠近罷市”，“匡織手”王朝佐率萬餘民眾圍攻馬堂，放火焚燬稅監衙署，殺死其爪牙37人。事後官府手臨清搜捕要犯，株連者甚眾，王朝佐挺身而出，臨刑前面不改色，英勇就義。

萬曆二十九年（1601），蘇州也爆發反抗稅監孫隆的鬥爭。孫隆和他的參隨黃建節及地痞湯莘、徐成等12人，先於蘇州設立“五關”，恣意徵收商稅，以至於“吳中之轉販日稀，織戶之機張日減”，以織造為業的織工更處於“岌岌乎無生路”的窘迫境地。孫隆一夥仍不滿足，繼而又議定，城內機戶每張織機，收銀3錢。又規定凡繒之出市者，每匠納銀2分。此法頒行之後，“機戶皆杜門罷織”，機工則“自分餓死”。六月初三日，憤怒的織染工2000餘人在織工葛賢的率領之下，於蘇州玄妙觀宣誓，“欲為吳民剿亂”，表示“寧拼死救此一方”，提出“不殺（稅）棍、不逐孫不休”的鬥爭口號。反抗的市民制定了不取一錢一帛、不錯殺一人的嚴明紀律。葛賢手持芭蕉扇指揮市民，先後毆殺孫隆的爪牙湯莘、徐成等人，搗毀稅監行署，逼迫蘇州府衙交出孫隆。他們還捶死稅官多人，縱火焚燒豪富宅第等10餘家，且於城郊遍貼榜文：“稅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義，為民除害。”在市民的反抗鬥爭面前，孫隆嚇得到處躲藏，最後在地方官府的保護之下，偷偷溜出蘇州城，逃往杭州。明廷恐怕事態進一步擴大，只好將孫隆撤換掉。

湖廣、臨清、蘇州等地工商業者及市民反礦監、稅監的鬥爭，此起彼伏，形成明後期反抗明廷橫徵暴斂、殘暴統治的鬥爭高潮，而且很快向其它地區蔓延發展，形成一股規模宏大的反礦監、稅監的鬥爭洪流。

明萬曆三十年（1602）九月，江西景德鎮爆發了瓷窯工人反對稅監潘相的鬥爭。萬餘名瓷工奮起反抗稅監的暴虐，放火燒燬御窯，打死潘相爪牙陸太守，潘相本人也被儒童毆打致傷。

萬曆三十一年（1603），太監王朝管督北京（今北京）西山煤礦，他恃礦監之權勢，向民窯大肆勒索。民窯主王大京代表諸窯主與王朝等人交涉，卻遭拘捕。這一行徑激起窯主與窯工的聯合反抗。窯工和運煤夫結隊，浩浩蕩蕩開進北京內示威，“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這場鬥爭直接威脅到位於京城的朝廷，明帝不得不撤走王朝。

萬曆三十四年（1606），雲南也爆發了反對礦稅監楊榮的鬥爭。奮起反抗的百姓殺死楊榮，投屍於烈火之中。

此外，西安、新會、香河、福州等地的工商業者和市民也相繼掀起反對礦監、稅監的鬥爭。這場鬥爭始終不斷，一直延續到明朝末年。它與農民反抗明朝腐朽黑暗統治的鬥爭相呼應，沉重地震撼了明朝的統治，加速了明王朝的覆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