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是誰

作者：由匿名使用者發表于詩詞
2021-10-22

依凌遲 2006-05-18

太史公自序的解讀》

一、漢學的歷史意義及地位：

漢代經學的一個鮮明特徵是“通經致用”。或者說學術尚未脫離政治而獨立。《太史公自序》：太史公乃論六家之要指曰：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六家之要指在“務為治者也”，法天地，授四時，序君臣，列夫婦。六家縱有高下，但同是為現今政治服務的。“通經致用”，就是理論用於實踐，《史記·儒林傳》：孝文時已有三博士官：1．詩博士：申培公、韓嬰。2．書經博士：伏勝的弟子歐陽生。孝景時，又有三博士官：3．詩博士：轅固生。4．春秋博士：董仲舒及胡母生。因此，到景帝時，詩就有三家，而春秋也有兩家。武帝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就是增加禮經博士官及易經博士官。公孫弘建議，博士可收弟子，名額五十名。武帝以後，博士弟子的人數不斷增加，這是漢朝的學術機構。漢武帝求賢良文學，董仲舒依《春秋》作“天人三策”：“�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闡述了儒家的政治理論，勸漢武帝行王道。學者逐漸擺脫了作為王室私人從屬的地位。“經義決獄”，直判當時一般民事案例，是政治實踐。《史記·酷吏傳》張湯權重一時，仍須求得懂《春秋》經義的儒生支援。從“封侯拜相”到公孫弘為相，到文治天下，經學至此確立了它的地位。東漢章帝白虎觀會議，確定了漢朝的政治綱領。總之，在漢代，學術為政治建立制度規範和尋找理論依據，起了首要的作用。

二、崇文輕武——漢學的歷史觀：

1。“法先王”和“法后王”

至於“通經致用”的政治途徑，我想，應是“法先王”和“法后王”。 “法先王”和“法后王” 都需要對歷史作一個評價和總結。學五經就表明是“法先王”，應推崇唐、虞、周的文治精神，是文治蓋過了武功。至於“法后王”，當時一般的意見如賈誼《過秦論》，以為秦二世而亡，不可學而可鑑，根源在於“先詐力而後仁義”《六國年表》：“傳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一代有一代之學術，同樣，《史記》的歷史觀也是崇文輕武，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惠景間侯者年表》：“鹹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也。”算得上是一個直接正面肯定的例子。《秦本紀》引賈誼論，《太史公自序》引董生曰，說明《史記》的歷史觀，也代表了漢代學界和政界一般的成熟的看法。

2。稱孔子為素王

如果我們現在要為某先生寫評傳而學力不夠，從而褒貶不當，必然會招致批評。也就是說，惟堂上能辨堂下之曲，歷史學家首先必須是政治學家，“神以藏往，智以知來” 歷史學家必須能把握歷史程序，心目中有一個理想社會，對於一切事情都有是非善惡的標準，而又不得政治上的地位，只好進行紙上的批判。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反之，政治學家也必須是歷史學家。素王，就是空王，大家承認孔子有才而不得其位，但認為只有他能為漢立法。這是對權威——聖人的信仰。此時漢學“通經致用”的成分遠大於“託古改制”。

三、新經學——《史記》

1．以人物為中心：

傳體來源，我認為一是外部因素的影響：生產力發展，民智日開，社會階層亦多，個人逐漸擺脫宗族而獨立。二是學術本身內在理路的發展。為稱頌聖人之德。《太史公自序》：“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 周公作《詩》，頌揚文、武、周邵、太王、王季、公劉、后稷之德，可見我們的史學精神是宣揚人格力量。《太史公自序》：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周公乃是代表著他這個時代的一個名世者，大人物。《孟子》：“五百年有王者出，其間必有名世者。”《大戴禮記》：宰我問於孔子曰：‘予聞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這個五百年，也當如是看。法先王，應法西周，法周公，那就是以人為歷史程序的中心。《天人三策》：“人能弘道，非道宏人。”，孔子也代表了他所處的時代，而他是把王官學移為百家言的第一人，當時得“師”之位，遺教猶為漢立法，稱素王。 “通經” 在學術本身內在理路的發展上的意義即為“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而這個“致用”就是《史記》，即太史公的學術目的，是創理想中的新經學，“成一家之言”。

2．《史記》與六經：

《史記》與《易》：

《史記》上承六經，但側重不同。我想，太史公看重的是《易》、《春秋》。“正易傳，繼春秋。”《漢書·藝文志》言《易》：“《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是說《易》古，其實太史公用《易》來作為他的一套歷史哲學。《繫辭上》：“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本紀》言五德終始，作《龜策列傳》，這是著明的，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上》：“夫懸象授教，與治歷授時，天道也。”，“明天人之際”，《易》為天命之於人事，《春秋》則為人事以達天命。到底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太史公用《易》來解釋歷史發展的不確定性。

《史記》與《春秋》：

當時一般學者的意見看重《春秋》及其三傳，遠遠超出被後世奉為經典的《四書》。《天人三策》：“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臣謹案《春秋》之中，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這是用《春秋》前世已行之事為漢立法，“撥亂世，反之正”。而《史記》繼承《春秋》。一在史實，一在褒貶。

史實：太史公一方面是“闕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考訂前史；另一方面是論載“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作現代史，《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體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計，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這裡，他是在立言上擔負延續《春秋》史學傳統的責任，立意上作為超越時空的春秋新左傳，“傳義不傳事”。故經史本出一途，在太史公是體經而用史。經史子集，只是後人分類。

其次是褒貶分明的春秋筆法。“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但太史公的用意在“褒”，述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世家》：“其社稷血食者××年”，戰國一段先詐力而後仁義的歷史，太史公仍擇當時成功者表出，《佞幸》《遊俠》列傳，是“亦有補於世”。

總之，《史記》於經學中開史學以其去古未遠，與傳統關係最密，但創見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