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瓜群眾1718 2022-07-20

第二講：賢良進卷

據史料記載，這次應舉的人非常多，有三十三位，結果大宰第相韓琦發話了，他說現在的年輕人真不懂謙虛，有二蘇在此，居然還有這麼多人來競爭！這話一傳開，多數人都退去了。當然二蘇要面臨的第二步依然很艱鉅，就是所謂“秘閣六良賢論”。據說，秘閣考試原定在八月舉行，但八月份蘇轍不巧生了病，又是大宰相韓琦做主，把考期推遲了一個月，到九月再考。因為他覺得蘇軾、蘇轍只要有一個不能參加，朝廷舉行這個考試就沒什麼意思。

嘉祐六年的“制科”考官和上面提到的相關人物中，胡宿（996—1067）最為年長，他在文學方面被視為“西昆體”的後續人物。其次就是薦舉二蘇的歐陽修（1007-1072）和楊畋（1007—1062），考官王疇（1007-1065）、範鎮（1008-1088）和宰相韓琦（1008-1075）大抵與之同齡，吳奎（1011-1068）和蔡襄（1012-1067）略小，但可以算同一代人，其中韓琦、歐陽修、蔡襄是慶曆年間范仲淹政治集團的核心人物，到嘉祐年間已為名公巨卿，韓琦掌握著北宋朝廷的決策大權，而歐、蔡可謂文學藝術上的一代宗師。另外還有三位更年輕的官員，就是司馬光（1019-1086）、王安石（1021-1086）和沈遘（1025-1067）。這沈最年輕，但去世甚早，司馬光和王安石則在不久的將來成為“新舊黨爭”的領袖，他們應該算另一代人。嘉祐年間的他們已在士林享有盛譽，朝廷委任其為考官，說明他們的能力和見解已獲重視，而他們也明確地表達和堅持自己的意見，決不含糊。頗具意味的是，在看待蘇轍對策的問題上，此二人的態度已截然相反。從西蜀偏遠之地來到首都的蘇氏兄弟，所面對的前輩先達，或者說對二蘇的學業加以評判裁斷的，主要就是這兩代人：當年的“慶曆士大夫”和將來的“黨爭”領袖。

歐陽修將“復古”價值觀與日常性相融合以避免與世俗衝突的思路，雖被二蘇所繼承，但並未被介於其間的王安石一代人所認可，後者希望的是以更鮮明的姿態堅持“復古”價值觀，樹立為唯一正確的最高原則，而不憚與世俗激烈衝突。司馬光雖與王安石的具體主張不同，但原則至上的思路也如出一轍，如此相同的思路和不同的主張，即將把北宋計程車大夫社會撕裂成兩半。

總之，二蘇“賢良進卷”的內容，既有繼承歐陽修等“慶曆士大夫”主張的一面，也表現出與王安石等後來的“黨爭”領袖相似的某些訴求，但以前一方面為主。熙寧以降，面對王安石“變法”，二蘇的所論所行，與早年的“進卷”所述見解有差異乃至矛盾之處，是由許多人事因素促成的變化。

第三講：烏臺詩案

蘇軾一生有兩次在杭州任職，熙寧年間是任通判，元祐年間是任知州。

但對於中國文化史來說，蘇軾與杭州的相遇是意義非凡的。江南城鄉的風光，千姿百態的西湖，秀麗如畫的吳山和驚心動魄的錢江潮，是造物對詩人的最好饋贈；蘇軾也無負於這番饋贈，他為杭州的山水留下了許多家喻戶曉的名句，使這些山水永遠跟他的名字聯絡在一起，也從此改變了杭州的形象：這個錢糧鹽布的都會因為蘇軾而轉變成藝術和美的棲息地，至今神韻流淌，風月無邊。

以上的故事大抵都可靠，問題在於這樣一來，好像只剩御史臺的那幾位御史是主張嚴懲蘇軾的，別人都不以為然。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把“烏臺詩案”看作政治事件時，存世的史料呈現出明顯的缺陷。歷史上凡是被否定的事往往如此，史料記載了許多人曾為阻止其惡化付出努力，但就是不說“元兇”是誰。

第四講：三詠赤壁

王永照概括蘇子在黃州時期的寫作特點：

一、抒寫貶謫時期複雜矛盾的人生感慨，是其主要題材。比之任職時期，政治社會詩減少，個人抒情詩增多；

二、這時期創作的風格除了豪健清雄外，又發展清曠簡遠的一面，透露出向以後嶺海時期平淡自然風格過渡的訊息；

三、在散文方面，任職時期以議論文（政論、史論）和記敘文為主，這時期則著重抒情性，注重於抒情與敘事、寫景、說理的高度結合，出現了帶有自覺創作意識的文學散文或文學性散文，其中尤以散文賦、隨筆、題跋、書簡等成就為高。

耕種自濟、養生自保、著書自見、文學自適、韜晦自存——這就是東坡居士在黃州的生活內容。

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暮雲卷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桃花流水在人間，武陵豈必皆神仙。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蘇軾詩集》卷三十）

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蘇軾文集，卷五十》）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前赤壁賦》）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久留也。返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後赤壁賦》）

第六講：王蘇關係

蘇軾登制科後初入仕途的任官制書，是王安石所起草；而王安石去世後，朝廷給予的第一份褒贈制書，則是蘇軾所起草。

確實，從“屬熙寧之有為，冠群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正謂其獲得神宗信任而展開“相業”，馬上就跳到“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彷彿還沒展開就揚長而去，一代經綸真的如“浮雲”一般。通常情況下，對一位剛剛去世的前朝宰相加以表彰，最重要的內容應該是強調其“相業”的成功，而《王安石贈太傅制》似乎恰恰就缺乏這一項內容。這一點當然無須諱言，蘇軾確實沒有也不可能讚美“新法”。而且，既然是在“元祐更化”的時代裡即便王安石地下有知，也不會指望有這方面的讚美吧。

不妨說，學者型政治家以導師和能吏相統一的“宰相”為人生的最高追求，是比較自然的。然而，中國文化發展到北宋時期的實際情況，是無論學術思想還是政治見解，都已形成各具特色的諸多流派，而且學術上的“新學”“洛學”“蜀學”“元祐學術”之稱，與政界的“新黨”“洛黨”“蜀黨”“元祐黨人”等稱呼具有相當程度的對應性，如果政治領袖真的既為能吏又要做導師，那無異於在政治控制的同時又加以思想控制。因此，導師和能吏的統一雖被推崇為“相業”的最高典範，但這樣的“相業”是不是也會給社會文化帶來負面作用，就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由於政治領袖兼為導師的模式，是王安石在《虔州學記》中明確表達的，所以蘇軾把他反思的結果，寫成了一篇與《虔州學記》針鋒相對的文章，就是《南安軍學記》。寫作此文時蘇軾已在其生命的最後一年，即建中靖國元年（1101）的三月四日。北宋的虔州和南安軍是兩個相鄰的州級行政單位，現在都屬於江西省贛州市。“學記”這類文章，是王安石比較擅長的，而蘇軾一生只寫過這一篇。

老年少忻豫，況復病在床。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芳。流芳只須臾，我亦豈久長。新花與故吾，已矣兩可忘。（王安石《新花》）

第八講：元佑黨爭

蘇軾透過積極溝通，把許多“敵人”變成了朋友，在艱難起伏的生涯中依然收穫親情、友情。當然他一生最珍貴的，是與蘇轍的手足之情。無論在“新舊黨爭”還是在“元佑黨爭”中，蘇轍都是他最堅定的一個支持者和依靠者，《宋史·蘇轍傳》有史官論贊雲：“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

第九講：唱和《千秋歲》

哲宗的統治使嶺海之間充滿了逐臣，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最高水平的“貶謫文化”。而當時貶謫士人的極限，就是蘇軾所到達的海南島。

千秋歲

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疏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

憶昔西池會。鵷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裡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

——秦觀

千秋歲

島邊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淚濺，丹衷碎。聲搖蒼玉佩。色重黃金帶。一萬里。斜陽正與長安對。

道遠誰雲會。罪大天能蓋。君命重，臣節在。新恩猶可覬。舊學終難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

——蘇軾

批註：秦少游的詞以婉約傳世。而《千秋歲》作為元佑黨爭後被貶謫的心態縮影，被黃庭堅，孔平仲，李之儀，蘇軾等蘇門一派唱和。可以看到，蘇子雖開一派豪放，其學生卻仍然可以寫的一手婉約，甚至成為婉約派的代表。這又何嘗不是一種相容幷包。

第十講：個體詩史

某嶺海萬里不死，而歸宿田裡，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細故爾，無足道者，惟為佛為法為眾生自重。（蘇軾《與徑山維琳二首》之二）

綜合來看，蘇轍晚年記明日期的詩，呈現了個體生命，日常生活的展開過程，也有一部分隱喻著當時的政局，還有的作品直接批判了有關政策。在他的主觀上，是繼承《春秋》的筆削之法來進行詩體的書寫，現在看來，也可以視為蘇軾“個體詩史”的一種發展形態。蘇轍一生都敬慕和追隨兄長，在蘇軾去世後，他非常孤獨地堅持著蘇軾的寫作方式。這樣的堅持長達十二年之久，使他擁有了一段非常特別的晚年生涯。他經歷了蘇軾未嘗夢想的嚴酷而又荒唐的時代，目睹了蘇軾不曾看到的無數政治鬧劇，體會著遠遠超過兄長的巨大的外在壓力和漫長的內心孤獨。這荒唐時代裡孤獨的理智，直面著日新月異的盛世”鬧劇，在連綿不斷的“黨禁”壓力之下曲折隱微而又深刻沉著的表達，為“主理”的宋詩開闢了又一種別具深長意味的境界。

一些讀後：

1、《蘇軾十講》應該算是，六分學術四分平實的作品。跟林語堂先生的《蘇東坡傳》還是有區別的。《十講》更注重主題下面對蘇軾一生細節的闡釋。也更著眼於蘇軾作品的一些分析，包括儒釋道三家思想的串聯，所以更多了學術的味道。《蘇東坡傳》也有，但是，相對篇幅沒有這麼大。

2、《十講》裡單獨提出來蘇軾與王安石關係的梳理，這點倒是和《蘇東坡傳》有點像。不過這也是繞不過去的問題，北宋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四朝，甚至算仁宗末期嘉佑初年蘇軾登科開始，五朝，最大的事情不過是王安石變法，隨之引來的黨爭。更別說蘇軾和王安石相左，加上連續貶謫，王蘇的關係演變，實際上也代表了黨爭的激烈程度，以及大家的道德底線。徽宗之後，就是靖康。隨之宋人南渡，再無北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