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CLX 2009-11-26

從殷商到豫商：中國商人源自中原 商，最初是個原始部落的名字，部落始祖叫契，曾跟隨大禹治水，契的第六世孫王亥擅長放牧經商。 武王伐紂，天下為周，殷人殘餘心有不甘，乘機叛亂，被周公平定。作為對“頑民”的懲罰，周朝剝奪了殷人的土地。沒有土地怎麼謀生？那就只好拾回老祖宗的行當——東奔西跑做買賣。 做買賣是很辛苦的事情，比庶民種地還要辛苦，而且不穩定，貴族們是不屑去做這種事情的，只有殷人才被迫成為中國最早的靠做買賣謀生的族群。 做買賣的殷人自稱是商人，所以“商人”就成了歷代中國生意人、買賣人的代名詞。 河南，正是中國商文化的發祥地，堪稱商家聖地。中國能稱為商聖、商祖式的人物，如計然、范蠡、端木賜（子貢）、白圭等，他們的籍貫都在河南；以“奇貨可居”的眼光助秦完成統一大業、建立第一個封建帝國而被秦皇稱為“仲父”的呂不韋亦為大商人。 從東漢到北宋：豫商勇執中國商業牛耳 東漢中期，都城洛陽和其他都縣所在地從事商業的人很多。仲長統說：“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東漢都城洛陽、居於南北要道的宛，都是漢代的大商業城市，腰纏萬貫的大商人相繼出現。南陽孔氏“人鼓鑄，規陂池，畝嚼王侯”；洛陽史氏靠長途販運起家，司馬遷說他財產有七千萬錢，班固說他有一億；洛陽人卜氏，靠販羊成鉅富，河南官府沒有錢賑濟歸順的百姓，卜氏一次就出二十萬錢交給河南太守，還請求拿出家產的一半支援國家抗擊匈奴。 北魏時，洛陽城南有“四夷館”，是外商聚居之所；隋朝開通大運河，洛陽由此成為南北商路中心；唐代洛陽有東、南、北三市。 唐代，河南商業發展更甚於隋。河南形成了全國的絲織業中心，宋州（今商丘）生產的絲織品，質量居全國之首；鞏縣的白瓷製作也很有名。 汴州（開封）在唐代時就是南北漕運中心，舟車輻輳，人煙浩繁，為中原地區重要的經濟都會。北宋定都於此，時人稱為汴京，正式名稱是東京。東京城內人口稠密，居民近百萬，是全國最大的城市。城裡沒有坊市的區分，隨處可開設商店，小商販也不限在特定市區之內，城廂內外均可沿門叫賣；商業活動也沒有時間限制，白天黑夜均可交易，三鼓以後還可夜市，通宵不絕。時人張擇端繪製的《清明上河圖》，為中世紀河南繁榮的都市經濟作了真實寫照。這些都表明了河南商文化在北宋之前所處的領先地位。 宋代的城市完全取消了市場地域的限制，不但許多繁榮的大街中有“屋子雄壯，門面廣闊”的大商店，經常在進行著動輒千萬的大宗買賣，而且到處都有曉市、夜市、“鬼市”，有些人日夜在進行著交易。 都市中除商店和攤販外，還有定期的廟會。東京相國寺的廟會可視為這類市場的典型：“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於此。”（王求：《燕翼貽謀錄》）由此可見，相國寺已不是一個普通的廟會，而是一個全國物資交流的批發市場了。 這種性質的廟會，到清代都市中的定期市已與其沒有什麼不同。如果把清人筆記如《舊京瑣記》和《燕京歲時記》等書所記載的“逢五之土地廟、四五之白塔寺、七八之護國寺、九十之隆福寺”四大廟會的情形進行比較，我們幾乎找不出有什麼差別。 豫商：從“善為商賈”到遍地風流 從最早的商人在河南出現，到春秋戰國時期，“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河南溫縣）、軹（河南濟源市），韓之滎陽（今鄭州滎陽市），齊之臨淄，楚之苑陣（河南南陽市），鄭之陽翟（今許昌禹州市），三川之二週（今洛陽市），富冠海內，皆天下名都。”（《鹽鐵論·通有篇》）“名都”之中，河南佔了6個，河南商人早早便贏得了“善為商賈”的美名。 從漢唐的洛陽到北宋的汴梁，河南商業扮演著中國最大國際貿易城市的角色，而河南的其他地方，也在不同朝代扮演著風雲際會的商業驕子角色。 “遨遊盛宛洛，冠蓋隨風還”。南陽地處南北通道之中，自古的水陸交通十分發達，向南經唐白河、丹江，通漢水直達長江，有舟楫之利；向北舍舟登陸，越“南襄隘道”，可達黃河中下游中華文明最早的地帶。因此，南陽可謂水陸交通便利，是“南船北馬”的交替地、轉折點，又因其北連中原，東通吳會，西接巴蜀，南控蠻越，具有南北交通要衝的優勢而一度商遍天下、富冠海內，成為商家會聚、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地處“南襄隘道”要衝的南陽，白河自北而南流淌，水道寬平，北達南召，南達江漢，帆船往來，絡繹不絕。南陽古城的大寨門、小寨門、永慶門，出城門就是河岸碼頭。 明清時期，唐白河一年四季通航，10噸至20噸的船可直達南陽或賒店，6噸至8噸的小木船可達南召縣的白土崗。丹江水運上溯可達商南龍駒寨，下航可達漢口等江漢沿河大埠。據清朝咸豐年間記載，白河航運的船隻約3000只，唐河約2000只，丹江航運船隻1200只，每年4月至10月利物舟楫，唐白河、丹江船行如梭，桅杆林立，帆船往來絡繹不絕。西北特產和河南的土特產由此南運，南方的木材、瓷器、茶、糧、布匹、食鹽等雜貨經宛北輸，正所謂“水陸雲集之所，南舟北車，從此分歧”。 水陸商運的活躍和發展，促使沿河商業城鎮興旺，賒店鎮是作為南方和北方物流中心而迅速崛起的。南方的木材、布匹、茶葉、瓷器，北方的棉花、糧食、藥材在這裡彙集、流動。而本地的釀酒業、製藥業和食品加工業等也迅速成長，最終使賒店鎮成為著名的水陸碼頭而與明清四大商業重鎮之一的開封朱仙鎮齊名。 在明代的河南地圖上，還找不到賒店這個地方，但到了清朝，這個鎮迅速成為商業重鎮，並將繁華維持了兩個世紀。正是承載了盛世繁華，明清時各地富商爭相聚居，行商交易，日有萬金，盛極一時。賒旗店（即賒店）山陝會館由此成為“天下第一會館”。關於其商業況狀，民間有“拉不完的賒旗店，填不滿的北舞渡”之諺，英國人貝思飛在他的書中寫道：“……總之，賒店鎮一直是中國最富有的商業貿易中心之一。” 漯河北舞渡是清代河南著名商鎮之一。該鎮商業以糧、油等本地農副產品的集散，紙、糖等南方雜化的轉運貿易為大守。北舞渡自身的腹地範圍雖然有限，但作為周口與賒店兩大商鎮之間的水陸過載碼頭，其商貨往來範圍可及秦晉吳楚及至湘粵等數省。在清代中葉該鎮的鼎盛時期，貿易於此的行商、坐賈有四五百家。 朱仙鎮，位於河南省開封市南20公里處，與廣東的佛山、江西的景德、湖北的漢口同為我國四大商埠重鎮。朱仙鎮的全盛時期是明末清初，當時全鎮面積為25平方公里，人口20多萬，民商4萬多戶。鎮內街道縱橫、百貨雲集，“朱仙鎮，天下四大鎮之一也。食貨富於南而輸於北，由廣東佛山鎮至湖廣漢口鎮，則不止廣東一路矣；由湖廣漢口鎮至河南朱仙鎮，則又不止湖廣一路矣。朱仙鎮最為繁夥，江西景德鎮則窯器居多耳。”（見清·乾隆《祥符縣誌》） 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近代，京漢鐵路和隴海鐵路相繼通車後，沿河商鎮的繁華與喧囂才漸行漸遠。 豫商：從君子愛財到取之有道 豫商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他們把“誠、信、義、恕、讓”等儒家倫理道德貫徹到從商經營之中，倡導“恪守信用、誠信為本、利以義制、以義取財、樂群貴和、推己及人”的商業道德，表現了傳統商人“在商不唯商，求利不唯利”的商業品格。 豫商文化以“恪守信用、誠信為本、以義取財、樂群貴和”為核心—— “誠信為本、恪守信用”：“人無信不立，店無信不開”，創業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的懷慶保和堂藥店，就是這方面的典範。該店的特點：一是質優價廉，進貨時是什麼等級的藥材，就按什麼等級的藥材出售，而且還要比同行業低10%~20%；二是品種齊全；三是以質論價，絕對保證質量。 “以義取財”：“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明清之際興起的懷慶商幫講究“守信、講義、取利”，靠信與義贏得了人心。 “樂群貴和”：豫商講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講究互利原則，講究雙贏、多贏，能夠照顧各方面的利益，在實現自己利益時，不損害公利，不損害他人利益，不謀求暴利，不搞掠奪式經營，注重商業生態，強調合作與競爭、自強與自律的和諧統一。 現代豫商則在傳承古代豫商優良傳統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草根成長，傳承有脈，信用為本，行商無疆”的新豫商精神。

鬱家子弟 2009-11-26

賜漢倭奴國王金印，我們的漢皇帝賜封日本小國王。

張騫出使西域，那時西域還不是我們的。

甘英出使大秦，及羅馬，雖沒有到達，但是豐富了我們對西亞的瞭解。

鑑真東渡日本。傳唐文化

玄奘西遊天竺。學佛學，還有熬糖法。

蒙古人用戰刀戰馬與歐洲西亞人交流應該也算的，也是比較成功的，傳去了火藥。

鄭和下西洋的意義在於蒐羅了不少奇珍，以及讓沿途國王、酋長知道東方有個強大的、大方的明皇帝。

清朝末年首批公費留美，大多都是著名。。家。

中原小象 2009-11-26

張騫出使西域，讓中國人第一次認識到了西域，此後諸如葡萄、苜蓿等等作物先後被引入中國、佛教也透過西域開始傳入中國。

玄奘法師到印度求學取經，這個應該也是，但他的身份只能說是半官方的。他此行的主要成功把大乘佛教引入了中國，此後又傳入朝鮮和印度，使得大乘佛教和東南亞的小乘佛教、藏傳佛教成為佛教的三大流派，除了宗教意義，他的《大唐西域記》具有極高的史學價值，是研究中亞歷史包括印度一部分歷史的重要資歷，甚至有時是唯一的資料。

馬可波羅，這是外國人來中國交流的典型，他的《馬可波羅遊記》成為歐洲大發現的一個重要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