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書科技 2019-04-13

顧炎武是一位傑出的學者，他“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潘耒《日知錄序》），廣泛涉獵經、史、音韻、金石、輿地、詩文諸學，在學術上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成就，平生著述也極為豐富，“卷帙之積，幾於等身”（王弘撰語）。

耗費了炎武畢生心血的《日知錄》更是他學術思想及成果的精華。炎武一生學行，可以用“博學於文”、“行己有恥”這八個字來概括。他在《與友人論學書》中說：“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可知炎武是把治學與做人看做渾然不可分割的整體。炎武一生之立身大節已概如前述，此處不再贅言；在治學這方面，則堅決反對當時那種“束書不觀”而空談心性的惡劣風氣，主張多學而識、明道救世，探求有益於民生國命的實學。《日知錄》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結撰而成的一部皇皇鉅著，而作者最用意處即在第十三卷之論“風俗”部分。

炎武詳細考索了歷代社會風氣的演變情況，認為“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指出“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整齊風俗、撥亂滌汙的關鍵，即在於“士大夫”是否有廉恥；並舉出魏晉人之“清談亡天下”的歷史教訓，說明士大夫不顧國家、民族的安危而空談心性，從而致使風俗大壞，是天下覆亡的重要根源。由此而進一步指出：“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由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同時，顧炎武還認為，除了用“朝廷教化”即“名教”整頓風俗、挽救時弊之外，“清議”即社會輿論的力量也很重要。他說：“古之哲王……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鄉舉裡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又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這些見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富有積極意義的。

顧炎武的政治思想，亦多著眼於風俗人心；同時，由於炎武重視實用而不尚空談，所以“能於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弊，可謂內聖外王體用兼備之學”，其大端則在郡縣分權和地方自治二者。他認為，要富國裕民，首先在於信任地方官吏，並賦予其實權，《日知錄》卷9《守令》條說：“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宦，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因此，郡縣守令應該擁有“闢官蒞政理財治軍”的權力，則“國可富，民可裕，兵農各得其業”，達到天下大治。炎武另撰有《郡縣論》9篇，對這一點加以系統而具體的論述，他提出：“方今郡縣之弊已極……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而此種局面的形成，正在於皇權的獨專，“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因此，“民烏得不窮、國烏得不弱”！有鑑於此，炎武亟求變更，大聲疾呼：“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此外，顧炎武還主張均田減租，開礦興利，反映了當時新興的市民階層的要求，具有進步意義。

大體而言，炎武的政治思想，由於歷史的侷限，是以“寓封建之制於郡縣之中”為宗旨的，這固然因其“法古用夏”、“則古稱先”的思想前提而不免為書生之見，但“主分權、重自治”的主張依然閃耀著進步、民主的思想光芒。

在歷史輿地之學方面，顧炎武同樣取得了可觀的成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炎武治史，其志仍在經世致用，曾說：“夫史書之作，鑑往所以訓今。”在金石考古和歷史地理學方面，炎武卓有成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這兩部著作。這兩部長編性質的書雖然主要出於抄錄，但有斷制，極富價值，不僅為清代歷史地理學的發展開啟了先路，也是後人研究地理沿革、古代經濟特別是明代經濟史不可缺少的必讀書。生於明清之際的顧炎武，不僅是舊學術傳統的破壞者，更是新風氣的開創者。他嚴謹樸實的學風、經世致用的學術宗旨、鍥而不捨的學術實踐、調查研究歸納取證的治學方法，諸多學術門徑的開拓，與其“行己有恥”的耿介而傲岸的人格互動生輝，既取得了宏富的學術成就，又對整個清代學術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後人尊奉顧炎武為漢學之“不祧之祖”，雖然未獲炎武之心，但炎武實足以當之，他不愧為清初學術界之一位繼往開來的大師。（邱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