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三公消費”,為何居高不下

  • 作者:由 匿名使用者 發表于 詩詞
  • 2022-11-01

古代“三公消費”,為何居高不下潘正啊狗97 2013-11-29

據統計,超九成中央部門的“三公消費”支出有所減少。 其實,古代也有“三公消費”,並且為了抑制“三公消費”,一些君王可謂煞費苦心,不過效果卻總是不盡如人意。 公款吃喝巧立名目,“四菜一湯”泡了湯 “食色,性也”,歷史上有無數饕餮之徒,想方設法滿足口腹之慾。反對公款消費的第一要務,就是與公款吃喝作鬥爭。 今天,“四菜一湯”已成為勤儉的代名詞。據說,這是朱元璋的發明。跟歷朝皇帝相比,朱元璋日子過得還是非常儉樸的。一方面,朱元璋稱帝后,面臨的是個一窮二白的大明王朝,需要節儉度日;另一方面,朱元璋窮苦出身,當年甚至做過乞丐,什麼苦沒吃過?坐鎮天下後,發覺有公款吃喝的苗頭,於是趁馬皇后過生日,他便召叢集臣,吩咐上菜:第一道是炒蘿蔔;第二道是炒韭菜;第三道是兩大碗青菜;最後一道是蔥花豆腐湯。眾臣不解,朱元璋解釋,大意是:“蘿蔔上了街,藥店無買賣”、“韭菜青又青,長治久安定人心”、“兩碗青菜一樣香,兩袖清風好丞相”、“小蔥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潔如日月”。於是“四菜一湯”就這麼誕生了。 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好吃者有無數對付“四菜一湯”的“絕技”。 袁世凱就是一個作秀的高手。史載,袁世凱一日吃早餐,有人拜見,見他只吃兩個小饅頭、兩條小鯽魚,還有一點胡椒麵,於是稱讚不已,逢人就說,袁總統身居一國元首,早餐還這麼簡單隨便,應該在全國推廣。這時,有知情人悄悄提醒他,別傻了,袁大總統的早餐可不能推廣,鯽魚是從淮河運過來的,活魚打上來,用豬油浸泡,豬油凝固,魚也密封了,這樣可以保證運到京城的時候還是新鮮的。至於“胡椒麵”,實際上是用鹿茸、人參以及十幾味中藥製成的補藥。 交際應酬是古代官吏的重要工作內容之一。唐代衙門裡有人升官了,照例要辦 “燒尾宴”,既是祝賀同僚進步,也有歡送他去新崗位的意思。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官府有了專門的宴會吃喝款項,官員們可以動用公款來埋單。官員聚會、迎新送舊、招待賓客、法定節假等,官吏們都有理由大吃大喝。在宋朝宋寧宗時,又特許衙門每個月都可以報銷一次沒有任何名目的公款吃喝。 長此以往,後世的官吏越來越大膽,都學會巧立名目吃喝了,比如檢查倉庫要吃一頓,出郊勸農要吃一頓,商議公文太晚了也安排一次“公筵”。公款吃喝的報銷手續很簡便,也沒有人核實。而吃喝的可不是簡單的工作餐,更不是粗茶淡飯。古代官衙門口或者附近,必定有酒樓、飯莊,有的還是當地的頂級消費場所。 公車消費為了面子,官員都愛把轎坐 “公車”也是公款消費的一個主要支出專案。這個詞出於《史記·東方朔傳》:“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漢代用公家車馬接送應舉的人,後便以“公車”泛指入京應試的舉人。 古代沒有汽車 ,公車就是馬、馬車,還有轎子以及船。雖然有言道“安步當車”,但“出無車”卻一直被士大夫之流視為奇恥大辱。 不過,古代官員們更喜歡坐轎子,轎子在中國傳統中有太大太多的暗示意味。例如,全世界只有中國才把小車叫做“轎車”。轎子最早叫“肩輿”或“平肩輿”,古時的轎子分為官轎和民轎兩種。官轎是皇家、官員的主要交通工具,由於坐轎者身份不同,所乘的轎子也不同。皇帝坐的轎子就有許多種類。如禮輿,是供皇帝上朝時乘坐的;步輿,是供皇帝在紫禁城內巡行時乘坐的;輕步輿,是供皇帝去城外巡狩、視察民情時乘坐的;便輿,是供皇帝在巡視時備用的轎子,隨時以轎代步用的。平時,皇帝在宮內出入,一般都乘便輿,冬天坐暖輿,夏天坐涼輿。 除皇帝的轎子外,不同品級的官員則坐不同的轎子。官轎出府,常有隨從在前鳴鑼開道,四周還有侍衛人員,前呼後擁,展示官威。百姓見之,必須肅靜、迴避。所用轎伕也分等級,官越大,抬轎的人越多。一般七品官多為四抬,五品以上的官員可乘八抬,皇帝出宮時是十六抬,自然是最高的規格。 不過,並非一開始官員就能坐轎。唐代和北宋的官員一般不許坐轎。唐初,宰相出門一律乘馬,只有貴族婦女才可以乘轎。唐武宗又規定:三品以上的宰相、三公、尚書令以及退仕和患病者,才可乘轎,其餘不論尊卑,一律不準,而且坐轎者還必須自己出錢僱請。北宋時期,士大夫認為乘轎是“以人代畜”,有傷風化,所以都不乘轎。宋哲宗紹聖二年“禁京師人士輿轎”,只有司馬光是四朝元老,德高望重,哲宗念他年事已高,批准他乘轎上朝,但司馬光一再辭謝,不敢接受。 南宋高宗趙構南渡以後,因為江南多雨,道路泥濘,才允許朝官乘轎,但還規定祭祀時騎馬,上朝時乘轎。從此,轎子才開始在官場中使用起來。但到明初,對乘轎仍有種種限制,規定“國朝文武大臣皆乘馬,自景泰以後,例許用轎。勳戚一品,惟年老寵優者方敢陳請,其他則不允許”。但在交通不便的南方山區,轎子還是一種使用較多的代步工具。明中後期以後,它才成為人們普遍使用的重要代步工具。 作家孫方友曾寫過一篇文章——《閒話轎子》。古代在官衙裡當轎伕,多是子承父業。因為抬轎也是一門技術。在衙府裡當轎伕有許多禁忌,一是行轎時不能大聲說話,上肩走轎、停轎全聽轎頭指揮。轎頭多用暗示,如起肩走轎喊一聲“起轎”,上坡下坡時要拍轎槓;落轎後,前面的轎伕要閃開,以便官員出轎。轎伕還要忌口,不能吃大蒜、生蔥和韭菜等有異味的東西,以防乘轎的官吏聞到。 公費旅遊招待超標,馬屁拍到馬桶上 “三公”中還有“一公”是公費旅遊。古代中國官員很少有出國的,他們更多是到各地公務出差,順便公費旅遊。 古代交通業和接待服務業不發達,行旅服務短缺。因此,自秦漢時期起即建立了政府接待制度,由官辦驛站和地方官府負責過往官員的接待服務。驛站所需要的物資、經費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負擔。從唐代開始,除了中央政府設定的招待所——“驛”,地方政府還設定被稱為“館”的地方政府賓館。 數量眾多的驛站或館驛,頻繁的公務往來,是國家財政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接待制度是自秦至清歷朝歷代政府後勤保障制度的重要內容。政府接待制度,既為官員因公出差這種日常的行政管理活動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也是對於官員的一種優待,進而成為特權。 古代規定很嚴格,官員進驛站需要經過批准,持有特殊的通行證,過往官員憑通行證可以得到相應於身份級別的待遇。同時實行消費等級制度,驛站按規定的接待標準接待過往官員。官員身份等級不同,飲食、住宿、車馬的接待標準不同。 朱元璋為限制官員的馳驛特權,一開始就用嚴法對某些特權者進行了限制。他明文規定:“非軍國重事不許給驛。”他又頒佈了《應合給驛條例》,限定了符合使用驛馬驛船人員的標準,其他人一律不得“擅自乘驛”,違者重罰。 當然,也有敢於挑戰潛規則者,著名的清官海瑞就是一位。他出任浙江省淳安縣知縣時,在公務接待方面嚴格照章辦事。按照當時的常規,顯要官員路過淳安,大概需要接待費二三十兩銀子,以糧價折算,在人民幣六七千元上下。如果巡撫路過淳安,接待費要用去銀子三四百兩,將近現在的十萬元人民幣;而按照海瑞遵循的章程,一般官員的伙食費、下程路上的伙食費、下程用船用夫,合計不過五六錢銀子,約一百四五十元人民幣。如果上司駕到,另加一隻鵝、一隻火腿,市價二錢銀子,再補充五六分銀子的蔬菜,合計不過兩百元人民幣。中央的部級離退休幹部路過,也按兩百元的標準辦理。 海瑞這個規定一出,得罪了不少人,不過他鐵面無私,後來上級就索性不去淳安了,這事對海瑞的仕途頗有影響。 不過,再好的規定也有人鑽空子,或者搞破壞。古代的一些高幹子弟,沒有權利享受服務,卻照樣一路作威作福,什麼待遇都少不了。海瑞任淳安知縣期間,倒是讓高幹子弟碰了個大釘子。有一次,總督胡宗憲的公子路過淳安,被淳安驛丞(近於招待所所長)的接待方式激怒,將驛丞倒吊了起來。海瑞大怒,下令將胡公子關押起來,銀子沒收,上報胡總督,說您在通知中明確指示不許大操大辦地搞接待,現在卻有人冒充您的公子招搖撞騙。海瑞請示如何處理,鬧得胡總督有苦說不出。 可畢竟海瑞這樣敢於堅持原則的人太少,驛站接待制度產生許多弊端。超範圍、超標準接待,擅自乘驛,給驛氾濫,利用公驛恣行享樂、賄賂誅求,十分普遍,成為吏治腐敗的一個重要方面。鉅額的接待費用,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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