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月氏的文化習俗有什麼啊?

  • 作者:由 匿名使用者 發表于 曲藝
  • 2021-09-26

古代大月氏的文化習俗有什麼啊? 匿名使用者 1級 2011-11-29 回答

月氏人所佔地域大,人口眾多,畜牧業和農業都發展很快,尤其畜牧業更為突出。生產發展了,有了剩餘產品,必然會有互補餘缺的要求,一定會發生交換。這種交換可分兩種:一種是部族聯盟內部的,一種是外部的。無論哪一種,只要是交換,用自己剩餘的產品,換來自己所需要的物品,或者借他人之物,換來自己所需之財物,這都屬於商業貿易。 月氏以畜牧為主的經濟發展了,氏族成員有較多的產品,氏族酋長有更多的產品,就要求在氏族與氏族之間,部落與部落之間進行交換。月氏人的部落聯盟已具有國家的功能,部落聯盟的酋長,或者說,初步進入奴隸社會的奴隸主,已擁有更多的剩餘產品。他們為了獲得更多的財富,同時也為了滿足生活上的奢侈和生產上的需要,更迫切要求產品交換。月氏人的周圍有其他氏族或部落聯盟,月氏下層民眾,也會和他們發生交換。作為外部交換來說,這僅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是作為月氏整體的最高聯盟和外界的交換。這種外部交換是否有?月氏鼎盛在公元前3世紀中葉。先舉同時代匈奴族的交換貿易為例。公元前3世紀前後匈奴墓葬出土物中,有大批的漢族文物,還有希臘人的繡幕;匈奴與統治區內的烏桓、羌、東胡等族都有交換和貿易;月氏與匈奴為鄰,無疑也與月氏有交換。比月氏後進的匈奴,物物交換和貿易已較發達,比匈奴先進和強盛的月氏,物物交換的商業貿易更會頻繁。只不過在這種交換中,政治上的強弱反映在經濟交換貿易上也不平等;強者帶有掠奪性,弱者帶有被壓迫被奴役性。匈奴與東胡的貿易就是顯例。 月氏人的外部交換和貿易,如果何秋濤先生對《逸周書·王會篇》的觀點正確,那麼,月氏人最早的外部交換,要算公元前11世紀,禺知(月氏)向周成王獻駒馱——張掖出產的一種野馬了;如果岑仲勉教授對《穆天子傳》的看法有理,那麼公元前10世紀禺知(月氏)人蒯柏綮向西游到“焉居、禺知之平,’(今山丹、張掖)的周穆王敬獻豹皮10張,良馬12匹,周穆王回贈“束帛加璧”,就是月氏人和中原王朝最早的物物交換了。這就是說,可能在周代前期,月氏(禺知)人和中原王朝已有物物交換。到公元前4世紀,印度阿育王(與秦始皇同時代)祖父時的一部書裡,已提到中國的絲織品。梵文中“成捆的絲”(cinapatta) 、“絲織衣服”(cinasuka)等詞中,都有,Cina(支那,秦字的古音快讀,指中國)作詞根。中國的絲綢已遠銷希臘。當時的歐洲稱中國為“支那”,希臘故稱中國為“賽力斯國”。“賽力斯”在希臘語中即“絲”之意,也就是希臘稱中國為絲國的原因。這些銷往印度和希臘的絲綢,很可能是由河西月氏人轉銷的,尤其是銷往希臘絲綢的時間,正是月氏將發展到鼎盛的前夕。月氏在地理上的樞紐地位,決定了它在貿易上十分突出的中介轉輸作用。 有學者說,月氏就是秦時住在天水附近的鷂諸(一作綿諸),曾在隴西和秦國發生物物交換。後受秦國幾次攻擊,“西遷河西走廊西部”。據此文之意,鷂諸就是月氏,它是由天水附近的鷂諸遷去的,在西遷之前,曾與秦國貿易。這是月氏來源的又一說。此說恐與史實不符。秦國的西面是義渠,秦國和義渠的鬥爭時緊時鬆,因為秦國的主要精力用在對付東面的六國上。西面的義渠只要不攻擊它,秦國就對它緩和;否則就鬥爭激烈。義渠的西南面是月氏。月氏與秦國隔遠,月氏沒有攻擊過秦國,秦國也未西攻過月氏,月氏與秦國未直接交往過,所以秦國的歷史上未發現有月氏的記載。相反,鷂諸與秦與鄰,秦厲公六年(前471),曾向秦求援;二十年(前457),秦厲公曾伐鷂諸;秦惠公五年(前395),秦又伐鷂諸。以後再不見有關鷂諸的記載,也不見有到河西的記載,可能已被秦消滅。而義渠則滅亡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秦國的宣太后誘殺了曾與其通姦的義渠戎王於甘泉宮,隨即滅其國,將其地置為北地郡,郡治在義渠(今寧縣西北)。於此,鷂諸滅亡後120多年,義渠才滅亡。秦國與月氏之間,始終隔著義渠。鷂諸要遷到河西走廊西部,怎麼能越過義渠?即使能越過,這時的月氏已很強大,月氏怎能容忍鷂諸佔了它滅烏孫後而獲得的西部?由上面所述種種情況推斷:鷂諸不是月氏,到隴西和秦國進行區別輕重緩急物物交換的是鷂諸,不是月氏。那麼月氏與秦國是否有過物物交換的貿易往來?肯定有,轉手的絲綢貿易就是東從秦國來的。但這種物物交換的貿易,是間接的,不是直接的。雖然間接,但月氏人亦脫離了以物易物的原始形態,而發展到買與賣較高階的商業貿易了。 月氏在古代絲路東段的十字路口上,交換和貿易很頻繁。它為東西方的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作出過不朽的貢獻。大夏國人(Asii,Tochari,Gasiani,Sacarauli)原來亦為騎馬遊牧民族,只是進人Bactria以後才逐轉向農耕和定居,“其上層貴族無疑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頑固地保持著舊的習俗,下層牧民‘土著’化的過程只要條件具備也不是不可逆轉的。至於張賽所見畏戰、善賈市的土多,當然包括若干已定居的Asii,Tochari人,但絕大部分應該是原希臘巴克特利亞王國的居民,須知張著所傳大夏國已是被大月氏征服了的大夏國”。張騫西使時,大月氏雖已征服了大夏國,其王也常巡歷媯水南,但其王庭畢竟尚在地水北。換言之,地水南邊的原大夏國都城藍布城可能仍為大夏人的活動中心,故《史記·大宛列傳》仍為大夏立了專條。但是,學者們對大月氏與大夏的關係,亦頗存異說。 然至《漢書·西域傳》頌描述的年代,大月氏已定居如水南,其國土、國都似與原大夏國已基本相同,故《漢書·西域傳》取消了“大夏國”專條而附列其事於“大月氏國”條之後。日本學者桑原騭藏認為,直到公元前150年左右希臘—巴克特利亞王國滅亡前Sogdiana仍在該國版圖之內,說明大月氏西遷前的Sogdiana屬於大夏。故《史記》所載大月氏“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表明大月氏首先征服的是當時屬於大夏的Sogdiana。至於《漢書》的“大月氏國”,則應包括《史記》的大月氏國和大夏國。餘太山先生對此已有否證,他認為《大唐西域記順載的“覩貨邏故地”並不包括Sog山ana,因此《史記》所謂“西擊大夏”不能認為是大月氏西擊Sogdiana。楊建新先生認為,玄類所說的“覩貨羅國故地”與“覩貨邏故國”是由不同民族在不同時期建立的兩個政權。《大唐西域記》中所說蔥嶺以西的“覩貨邏國故地”是指5~6世紀中曾經佔據吐火羅斯坦並以巴爾赫為都的厭噠-—吐火羅王國;《大唐西域記》所說的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的“覩貨邏故國”是指統一的貴霜王國破滅後(公元3世紀20年代至4世紀30年代),其一部分包括大月氏人的遺民東遷到尼雅河至安得悅河一帶所建立起來的、隸屬於都善的小政權。

古代大月氏的文化習俗有什麼啊? 匿名使用者 1級 2011-11-29 回答

月氏人所佔地域大,人口眾多,畜牧業和農業都發展很快,尤其畜牧業更為突出。生產發展了,有了剩餘產品,必然會有互補餘缺的要求,一定會發生交換。這種交換可分兩種:一種是部族聯盟內部的,一種是外部的。無論哪一種,只要是交換,用自己剩餘的產品,換來自己所需要的物品,或者借他人之物,換來自己所需之財物,這都屬於商業貿易。 月氏以畜牧為主的經濟發展了,氏族成員有較多的產品,氏族酋長有更多的產品,就要求在氏族與氏族之間,部落與部落之間進行交換。月氏人的部落聯盟已具有國家的功能,部落聯盟的酋長,或者說,初步進入奴隸社會的奴隸主,已擁有更多的剩餘產品。他們為了獲得更多的財富,同時也為了滿足生活上的奢侈和生產上的需要,更迫切要求產品交換。月氏人的周圍有其他氏族或部落聯盟,月氏下層民眾,也會和他們發生交換。作為外部交換來說,這僅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是作為月氏整體的最高聯盟和外界的交換。這種外部交換是否有?月氏鼎盛在公元前3世紀中葉。先舉同時代匈奴族的交換貿易為例。公元前3世紀前後匈奴墓葬出土物中,有大批的漢族文物,還有希臘人的繡幕;匈奴與統治區內的烏桓、羌、東胡等族都有交換和貿易;月氏與匈奴為鄰,無疑也與月氏有交換。比月氏後進的匈奴,物物交換和貿易已較發達,比匈奴先進和強盛的月氏,物物交換的商業貿易更會頻繁。只不過在這種交換中,政治上的強弱反映在經濟交換貿易上也不平等;強者帶有掠奪性,弱者帶有被壓迫被奴役性。匈奴與東胡的貿易就是顯例。 月氏人的外部交換和貿易,如果何秋濤先生對《逸周書·王會篇》的觀點正確,那麼,月氏人最早的外部交換,要算公元前11世紀,禺知(月氏)向周成王獻駒馱——張掖出產的一種野馬了;如果岑仲勉教授對《穆天子傳》的看法有理,那麼公元前10世紀禺知(月氏)人蒯柏綮向西游到“焉居、禺知之平,’(今山丹、張掖)的周穆王敬獻豹皮10張,良馬12匹,周穆王回贈“束帛加璧”,就是月氏人和中原王朝最早的物物交換了。這就是說,可能在周代前期,月氏(禺知)人和中原王朝已有物物交換。到公元前4世紀,印度阿育王(與秦始皇同時代)祖父時的一部書裡,已提到中國的絲織品。梵文中“成捆的絲”(cinapatta) 、“絲織衣服”(cinasuka)等詞中,都有,Cina(支那,秦字的古音快讀,指中國)作詞根。中國的絲綢已遠銷希臘。當時的歐洲稱中國為“支那”,希臘故稱中國為“賽力斯國”。“賽力斯”在希臘語中即“絲”之意,也就是希臘稱中國為絲國的原因。這些銷往印度和希臘的絲綢,很可能是由河西月氏人轉銷的,尤其是銷往希臘絲綢的時間,正是月氏將發展到鼎盛的前夕。月氏在地理上的樞紐地位,決定了它在貿易上十分突出的中介轉輸作用。 有學者說,月氏就是秦時住在天水附近的鷂諸(一作綿諸),曾在隴西和秦國發生物物交換。後受秦國幾次攻擊,“西遷河西走廊西部”。據此文之意,鷂諸就是月氏,它是由天水附近的鷂諸遷去的,在西遷之前,曾與秦國貿易。這是月氏來源的又一說。此說恐與史實不符。秦國的西面是義渠,秦國和義渠的鬥爭時緊時鬆,因為秦國的主要精力用在對付東面的六國上。西面的義渠只要不攻擊它,秦國就對它緩和;否則就鬥爭激烈。義渠的西南面是月氏。月氏與秦國隔遠,月氏沒有攻擊過秦國,秦國也未西攻過月氏,月氏與秦國未直接交往過,所以秦國的歷史上未發現有月氏的記載。相反,鷂諸與秦與鄰,秦厲公六年(前471),曾向秦求援;二十年(前457),秦厲公曾伐鷂諸;秦惠公五年(前395),秦又伐鷂諸。以後再不見有關鷂諸的記載,也不見有到河西的記載,可能已被秦消滅。而義渠則滅亡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秦國的宣太后誘殺了曾與其通姦的義渠戎王於甘泉宮,隨即滅其國,將其地置為北地郡,郡治在義渠(今寧縣西北)。於此,鷂諸滅亡後120多年,義渠才滅亡。秦國與月氏之間,始終隔著義渠。鷂諸要遷到河西走廊西部,怎麼能越過義渠?即使能越過,這時的月氏已很強大,月氏怎能容忍鷂諸佔了它滅烏孫後而獲得的西部?由上面所述種種情況推斷:鷂諸不是月氏,到隴西和秦國進行區別輕重緩急物物交換的是鷂諸,不是月氏。那麼月氏與秦國是否有過物物交換的貿易往來?肯定有,轉手的絲綢貿易就是東從秦國來的。但這種物物交換的貿易,是間接的,不是直接的。雖然間接,但月氏人亦脫離了以物易物的原始形態,而發展到買與賣較高階的商業貿易了。 月氏在古代絲路東段的十字路口上,交換和貿易很頻繁。它為東西方的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作出過不朽的貢獻。大夏國人(Asii,Tochari,Gasiani,Sacarauli)原來亦為騎馬遊牧民族,只是進人Bactria以後才逐轉向農耕和定居,“其上層貴族無疑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頑固地保持著舊的習俗,下層牧民‘土著’化的過程只要條件具備也不是不可逆轉的。至於張賽所見畏戰、善賈市的土多,當然包括若干已定居的Asii,Tochari人,但絕大部分應該是原希臘巴克特利亞王國的居民,須知張著所傳大夏國已是被大月氏征服了的大夏國”。張騫西使時,大月氏雖已征服了大夏國,其王也常巡歷媯水南,但其王庭畢竟尚在地水北。換言之,地水南邊的原大夏國都城藍布城可能仍為大夏人的活動中心,故《史記·大宛列傳》仍為大夏立了專條。但是,學者們對大月氏與大夏的關係,亦頗存異說。 然至《漢書·西域傳》頌描述的年代,大月氏已定居如水南,其國土、國都似與原大夏國已基本相同,故《漢書·西域傳》取消了“大夏國”專條而附列其事於“大月氏國”條之後。日本學者桑原騭藏認為,直到公元前150年左右希臘—巴克特利亞王國滅亡前Sogdiana仍在該國版圖之內,說明大月氏西遷前的Sogdiana屬於大夏。故《史記》所載大月氏“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表明大月氏首先征服的是當時屬於大夏的Sogdiana。至於《漢書》的“大月氏國”,則應包括《史記》的大月氏國和大夏國。餘太山先生對此已有否證,他認為《大唐西域記順載的“覩貨邏故地”並不包括Sog山ana,因此《史記》所謂“西擊大夏”不能認為是大月氏西擊Sogdiana。楊建新先生認為,玄類所說的“覩貨羅國故地”與“覩貨邏故國”是由不同民族在不同時期建立的兩個政權。《大唐西域記》中所說蔥嶺以西的“覩貨邏國故地”是指5~6世紀中曾經佔據吐火羅斯坦並以巴爾赫為都的厭噠-—吐火羅王國;《大唐西域記》所說的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的“覩貨邏故國”是指統一的貴霜王國破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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