囯士瀟湘館 2020-11-20

導語：看《長安十二時辰》，深度剖析唐朝外蕃奴隸，為何這麼多？崑崙奴來自於哪裡？開放政策，兼收幷蓄的態度，交通發達，商業貿易發達

由馬伯庸原著小說改編的《長安十二時辰》近日火爆熒屏，《長安十二時辰》真實再現了大唐盛世生活場景，當時的長安城已經是一個國際化大都市，充滿著各種行業、各種膚色的外蕃人，其中有一個人引起了觀眾的極大興趣，那就是“地下長安”的“涉黑大佬”葛老，身穿大唐貴族服飾的黑人葛老，本來是一個崑崙奴，由於會辦事，後來贖身成為自由人。

其實，在長安城內外蕃很人多，除了眾多的西域胡人外，還有波斯人、大食人、新羅人、倭人。這些人中有使臣、貢人、僧人、留學生、商人之外，還有許多被長安貴族人家僱傭的奴隸。在長安，貴族及大戶人家除了有大量本土奴婢和傭人外，還追求使用外蕃人為時尚，當時流行一句話“崑崙奴、新羅婢”，崑崙奴身體強壯、性情溫順、吃苦耐勞，深得貴族人家喜歡，新羅的女婢，相當於今天的菲傭，她們具有一定的專業技能，乖巧能幹。

藉助《長安十二時辰》這個話題，本篇文章淺析大唐長安城有哪些外蕃奴隸、崑崙奴到底是哪裡人？是怎麼來到大唐的？

開放的唐朝，國際化的長安引來無數外蕃人來自此學習、工作、交流和生活，這些外蕃人廣泛活躍於長安各階層，他們或經商貿易、或求學深造、或講經布法、或吹拉彈唱、甚至出將入相，他們的活動是唐人生活中一道靚麗的風景線。長安城內的外蕃人種類很多，有使節、有商人、有俘虜、有質子、有僧侶、有奴隸、有貢人等等，可研究的體系非常龐大，由於篇幅有限，我們從外蕃奴隸、外蕃貢人、外蕃僧人三方面入手，來論述長安城內外蕃樂人、奴隸、侏儒、舞伎和僧人等生活狀況。

唐朝對外來人都有不同的稱呼，蕃客指的是外國使節，蕃商指的是外國商人，外國的神稱為“蕃神”，同時唐人還有一個習慣上的稱呼，南方的少數民族稱為南蠻，北方突厥等遊牧民族稱為夷狄，西域及中亞各國的外來人習慣上統稱為胡人，對東亞地區的朝貢國如新羅、高麗、日本等國不以蕃人相稱。唐朝外蕃人透過各種途徑來到大唐國土。

《唐六典》記載“凡天下十道，關內道控北蕃突厥之貢獻；河南道控海東新羅、日本之貢獻；河北道控西河群蠻之貢獻；嶺南控林邑、扶南之貢獻。”“曾有蕃胡足跡之州郡近百，幾達全國三分之一，分佈不為不廣。”

由以上資料可知，外蕃人來唐途徑不同，從東南西北方向湧入，並且分佈範圍極廣，南方廣州、揚州城市聚集一些從海路而來的大食、波斯商人，山東沿海地區聚集新羅、日本人，北方涼州則聚集從絲綢之路而來的康國、石國、吐火羅等中亞胡人。

長安城外蕃奴隸

唐朝雖然是最開明的時代，也是封建社會發展鼎盛時期，但奴隸制度殘餘力量依然很大，依然有大量的奴隸存在於社會中。唐代的奴隸有官奴和私奴之分，官奴主要來源於俘虜、犯罪坐沒，私奴則是透過賞賜、買賣、投靠、掠奪等手段獲得。在唐代眾多的奴隸中，夾雜這各色的外蕃奴隸。那麼這些外蕃奴隸從何而來呢？

戰爭俘虜而來的外蕃奴隸，唐初期，透過高麗戰爭、突厥戰爭等一系列戰爭中，唐軍隊俘虜了大批戰俘，這些戰俘有相當一部分被帶回了唐長安城後，被迫陷入遭受奴役的境地，他們或被送給天子、重臣、寵臣為奴作苦工。

《舊唐書》記載唐軍隊俘獲大批戰俘“貞觀四年，李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新唐書》記載“薛仁貴進擊突厥，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資治通鑑》記載王玄策俘虜過大批印度人“玄策與副將進至於中天竺，大破之，獲其妃及王子，擄男女萬二千人。”

由此可見，唐朝透過戰爭獲得了大批俘虜。但在戰俘中，也分為不同級別，唐朝對他們區別對待，例如部落酋長、首領、王孫貴族等，唐朝廷給他們很高的待遇，有得甚至被授予官職，讓他們入朝為官，繼續統治原本部落的居民，如車鼻可汗，高昌國王、突厥可汗、龜茲國王等等，這些都屬於高階俘虜，當然不是唐朝奴隸。

但是，大量普通戰俘就沒那麼幸運了，他們一部分轉化為官方和私人奴隸，或作為獎品賞賜給有功之臣，或留在皇宮內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一部分直接轉化為居民，以充實地方人口，發展生產和經濟，在唐朝前期戰俘轉化為居民是比較常見的。還有一部分戰俘，被髮配到偏遠南方地區，也是充實地方人口，同時也為了斷絕他們與故土聯絡，以防對大唐造成威脅。

留在長安城內的外來戰俘，大部分被充實到宮廷內成為官奴，還有一小部分被賞賜給功臣成為私奴隸。這些官奴在宦官的統一管理下，在宮廷內部進行燈火、灑掃、染織、舂米、做飯等雜活，他們一旦進入宮廷內，這輩子幾乎就出不了宮了。私奴主要從事家庭內一些役使，當然在戰爭中也有一些美麗的女俘虜，被將領據為己有，成為自己私人奴隸的。

《朝野僉載》記載“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殊豔，令專知財物庫。”

這些私奴，也有一些聰明能幹的，得到主人的賞識後，逐漸脫離繁重體力勞動，幫助主人管理一些家庭事務，大部分奴隸其身份幾乎沒有改變的可能，也有極其個別出類拔萃的憑著自己的能力換取自由身，《長安十二時辰》中的葛老，就是奴隸逆襲的典範。

販賣、掠奪而來的外蕃奴隸，儘管唐代對掠賣良人為奴的懲罰特別嚴重，但在唐中後期，販賣奴隸的情況特別嚴重，但對於外蕃奴隸卻是例外，經營異族奴隸的買賣還是很保險的，因為異族奴隸並不是完全的人，所以，買賣奴隸的人並不會受到良心的譴責。當時唐朝並沒有赦免異族奴隸的法令，所以不管是那哪個種族，崑崙奴、波斯奴、回紇奴、突厥奴都是很暢銷的。

《唐會要》記載，薛蘋向唐肅宗奏報“海賊掠新羅良口，將到當管登萊州界，及緣海諸道，賣為奴婢者，先有制禁斷。起今已後，緣海諸道，應有上件賊賣新羅國良人等，一切禁斷。”

從薛蘋向唐肅宗奏摺中，我們可以看到，登萊沿海地區販賣新羅人口的情況以前就存在，這個問題已經到了影響兩國關係的嚴重地步，薛蘋著手解決這個問題。薛蘋上任後掠賣新羅人口現象在唐朝境內得到有效遏制，被販賣的人口，願意回國的，唐朝廷給放回，但是還有一些老弱流浪者流落在大唐境內。

《新唐書》記載“自大和後，海上無新羅人者。”

到了新羅大和年，新羅境內已經沒有連續的饑荒年，百姓生活逐漸安穩下來，國內局勢安定，海盜不像以前那樣有機可乘，販賣新羅奴現象才逐漸消失。其實，新羅國和高麗國的少女奴隸比較受唐朝貴族階層歡迎，很多唐人希望得到高麗、新羅國少女為貼身女婢，演藝者或姬妾。

唐朝除了沿海地區盜販外來人口外，西北地區也存在盜販西域奴隸現象，唐人蓄養外蕃奴隸是比較流行的，出於種種原因，唐朝廷是嚴令禁止的，仍有不少人為了追逐利益鋌而走險，從事販賣人口活動。

《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為己貨，掠人為奴婢。”

上文的波斯舶就是唐人對外國船隻的統稱，船上可能有各個不同國家的人，可能有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非洲人等。若芳蓄養了大批奴隸，應該不是為自己家用，而是待價而沽，賣到不同地方的。這些外蕃奴隸透過各種不同途徑流傳到大唐各地，也不排除一部分被賣到長安城。《長安十二時辰》中的葛老或許是從這船來到大唐的。

進貢的外蕃奴隸，奴隸社會地位十分低下，他們既然可以像牲口一樣進行自由買賣，當然也可以作為禮物賞賜給別人。向唐朝廷進貢的藩屬國很多，進貢物品種類不一，有奇花異草，金銀財寶，也有珍禽異獸，還有向唐朝廷進貢奴隸的。

《冊府元龜》記載“開元十二年，尸利佛誓國王遣俱摩羅獻，僧耆女一人。”“訶陵國遣使獻僧袛童。”《唐會要》記載“訶陵獻僧袛女二人。”

僧袛童，歷史研究學者普遍認為他們是非洲人，由阿拉伯國家擄掠後又販賣到其他國家，然後由不同途徑流入唐朝社會的；馬來西亞群島上人，稱他們為僧袛或僧耆，我國古籍稱這些黑人奴隸為“崑崙奴”或“僧袛奴”。

《舊唐書》記載“自林邑以南，皆捲髮黑身，通號為崑崙。”

由此可知，崑崙奴不僅包括東南亞各國的黑人奴隸，還包括非洲黑奴，其中來自東南亞國家黑人奴隸，水性特別好，來自非洲的黑奴體質特別健壯。

海外國家除了朝貢黑人奴隸外，西北周邊藩屬國也常常朝貢一些奴隸，如天寶九年，骨咄（今塔吉克）國王向唐朝獻口四十三，胡馬三十匹；唐穆宗時，回紇使者獻女口六人，葛祿口四人；這裡“女口”“獻口”“葛祿口”指的是西北胡人獻給唐朝廷的奴隸。在唐朝，奴隸地位低下，長安城有專門的集市能夠進行牲口和奴隸買賣。這些胡人進貢給朝廷奴隸數量非常多，這些奴隸被直接送到宮中，成為龐大官奴隸中一份子，所從事的具體勞動由宮中統一調配。

外蕃奴隸在長安城的生活狀況

唐朝時期的奴隸，來源途徑不一，有的俘虜而來，有的是販賣而來，還有的是朝貢而來的，他們在大唐從事不同的體力活動，為大唐繁榮做出了貢獻。這些奴隸由於地位低下，很少能在史料中有記載，他們的生活痕跡，我們只能根據本地奴隸生活狀況來推斷他們在長安生活的點點滴滴。

唐朝是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也是最繁華、最強盛、最開明的封建王朝之一，唐朝的農業生產力比奴隸社會有了很大的提高，不會使用大批奴隸來從事農業生產勞動，外蕃奴隸數量有限更不能從事具體的農業生產勞動，唐朝會依據奴隸的種族出身來分配一定的工作。

來自蒙古草原遊牧民族和中亞奴隸，通常從事牧馬人、騎馬侍從、馬伕等職業；東南亞來到崑崙奴一般都用來充當水手；新羅、高麗國來到漂亮女奴一般作為貼身侍女或歌姬。不同種族分工不同，“漢人專知倉庫，胡奴檢校牛羊”，唐人充分利用他們的長處，更好地為自己服務。在唐朝長安，外蕃奴隸與一般奴隸在體力勞動上沒有明顯差別，就私人奴隸而言，主人吩咐過的事都要奴隸去幹，當然一些漂亮的女奴有可能成為主人的貼身侍從，不用幹過多的家務勞動。

官奴隸，具體分工和生活都由宮廷統一進行分配和管理。

《唐六典》記載了官奴分配原則“初配沒有伎藝者，從其能而配諸司；婦人工巧者，入於掖庭；其餘無能，鹹隸司農。”

由以上資料可知，俘虜或進貢而來的女奴隸，如果沒有伎藝一般都送入掖庭局內，主要從事一些蠶桑、縫紉、織染等勞務工作，分配到司農司的男女奴隸分工也不同，司農司下面又有很多部門，例如上林署、宮苑署、鹽池監、諸屯監、太倉署等等，即使在農司他們的分工也不同，大多遵循“男入蔬圃，女入廚膳”等原則。

上林署中的奴隸主要從事種植蔬菜、瓜果等勞動；太倉署奴隸負責搬運糧食、鑿窯造屋等勞動，這些奴隸的勞動都是無償的，但統治者為了能夠榨取他們最大利益，讓他們能夠從事正常勞動，給予這些奴隸最基本的生活關照。

《唐六典》記載“諸官奴婢皆給公糧，其官戶上番充役者亦如之”。“凡奴婢及蕃戶、雜戶，皆給其資糧及春、冬衣服等”。“有疾，太常給其醫藥。”

由此可見，統治者為了讓他們能夠正常勞動，由朝廷給予撥付一定量的口糧，還配發春冬換季衣服，官奴婢有病了，由太常給治病，唐朝的奴隸生活狀況是奴隸社會的奴隸不可同日而語的。

除此之外，唐朝廷還給本地奴隸一定的假期，例如元日、冬至、寒食放三天假，產後假、父母喪假、婚嫁都有；但是對外蕃奴隸而言，這些假期都是沒有意義的。例如，親人喪給七天假期，但是這些外蕃奴隸都是被擄掠而來，在長安城內根本就沒有親屬，何談親人喪假。

外蕃奴隸來到唐朝後，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不允許他們與其他社會各階層有聯絡，他們的奴隸身份幾乎沒有改變的可能。進入掖庭局的宮女，沒有婚姻的權利，只能孤獨度過餘生；即使偶爾有婚姻權的奴隸，她們也只能在同為奴隸的人群中選擇自己的配偶，這就註定了他們（她們）後代人的奴隸命運。私人奴隸也有轉化為官奴的可能，如果他們（她們）當中有才藝出色的，就有脫離奴籍的可能。

《唐六典》記載“男年十三已上，在外州者十屋已上，容貌端正，送太樂；十六已上，送鼓吹及少府教習，有工能官奴婢亦准此。”《因話錄》記載“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為優，因使隸樂工，肅宗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不思之妻。”

阿不思的妻子被唐肅宗赦免奴隸身份，像她這樣的幸運者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的奴隸都過著艱辛而悲慘的奴隸生活。這些奴隸死後，墓誌只記載去世年月，不留姓氏、不留種族出身，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的外族特性逐漸被唐人所忽略，種族身份被歷史所遺忘，留下的只是整個奴隸階層的身影。

綜述，長安城的外蕃奴隸很多，他們透過不同途徑來到這個繁華的大都市，有被透過戰爭被俘虜來到的，有被販賣人口過來的，還有被外蕃朝貢而來的，無論他們的來源如何，最終都不能逃出悲慘的命運。唐朝的奴隸生活比起奴隸社會，比起其他藩國要好的多，但是畢竟是奴隸，他們生活在整個社會的最底層，過著默默無聞的艱辛生活，沒有人生自由，從事著體力勞動，生活僅能夠解決溫飽，他們卻為統治者的安逸生活提供了保障，大唐的盛世繁華有他們的一份功勞。

對外開放政策，兼收幷蓄的態度，李唐王朝在對外交往中，主動採取對外開放的政策，長安又是唐朝開放的中心，此時唐朝最大特點是開放性和世界性，它以兼收幷蓄的態度接受一切外來事物，對異質事物並不是漠然絕緣，而是積極拿來吸收，使得長安城在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都瀰漫著異域風情，受胡人文化影響，唐人在穿著，飲食，以及社會風俗方面都受到了很大影響，流行穿胡衣，吃胡食，熱衷於室外活動。

唐代對於外蕃奴隸這種新生事物，也同樣採取兼收幷蓄的態度，對於奴隸的買賣也沒有絕對禁止，事實上也禁止不了，因為很多奴隸沒有完全人格，被視為與牲口一樣的商品被正常交易，處於保護貿易的合法權益，唐朝廷也不能禁止；有的外蕃奴隸是藩屬國的朝貢品，出於對方的顏面和尊嚴，出於禮節考慮，唐朝廷也不可能回拒朝貢的奴隸；還有的奴隸是戰爭的戰利品，出於人道主義，大唐不可能都當戰俘屠殺，也不可能一放了之，這樣對國防安全不利，對戰爭中犧牲的唐軍也不公平。但毫無疑問，無論以任何途徑來到大唐，來到長安的外蕃奴隸，其命運要比在本國好多了，這裡生活水平相對高，唐朝廷對奴隸生活狀況也給予了一定的改善。

唐朝發達的交通，完善的交通狀況，是貿易往來、經濟發展、文化交流的最基本前提，唐朝是我國封建史上交通最發達的時代，唐代都城長安，交通更是四通八達，條條大路輻射向四方，形成極為發達的交通網；陸路上的絲綢之路，是商品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外蕃人進入在主要途徑。

唐代不僅擁有發達的陸路交通，各主要河流也可以通航，尤其是京杭大運河開通後，長安成了南北水路交通樞紐，在長安由水路可以經渭河入黃河，透過永濟渠向北抵達幽州，沿著運河可以抵達江淮和嶺南地區。唐朝還有發達的海上交通，海路從廣州出發，經南海過馬六甲海峽、西通印度洋，經過阿拉伯海岸，直到非洲東海岸和地中海南岸諸國；經東海可以到日本、三韓半島交流。

由此可見，四通八達的交通，完備的驛站，將長安城與全國各地聯絡起來，也與世界各國聯絡起來，發達的交通不僅將世界各地大量農產品、手工產品、外蕃奇珍異寶彙集到長安城，也吸引了更多的胡人、外蕃人來到長安，這個時期也帶來了大量的外蕃奴隸。

而外蕃奴隸也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唐朝廷不僅出臺了一系列鼓勵貿易政策，也注重保護商業貿易雙方合法人的權益，外蕃奴隸沒有完全的人格，可以看成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在唐朝廷儘管禁令有禁止奴隸買賣，但在利益的驅動下和唐朝上層社會的需求下，外蕃奴隸買賣被朝廷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得過且過了，而唐代長安上層社會以蓄養外蕃奴隸為榮，唐朝統治者還把奴隸賞賜給大臣，這是身份地位的象徵，也是財富的象徵，外蕃奴隸反而在唐朝成為一種高大上的商品。

靜雨軒說娛樂 2020-11-30

他們來自馬來西亞，是被一些不法奸商賣到唐朝的，他們的水性很好，和非洲的黑人的不同，因為非洲缺乏水源，會游泳的人很少；這些黑人的力氣很大，並且特別能吃苦，所以就留在唐朝參加勞動了

無伴懶看花 2020-11-30

根據史書上的記載，唐朝外藩奴隸崑崙奴，他們的故鄉應該來自遙遠的非洲。

小九七ss 2020-11-29

唐朝時期的崑崙奴，古籍記載髮捲而體黑，應該就是現在的黑人了，當時世界上只有非洲存在黑人，這些崑崙奴的故鄉應該就是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