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作品著眼於什麼?

作者：由匿名使用者發表于曲藝
2022-11-11

氫氧化釧 2008-07-18

汪曾祺，作品著眼於“__小場景_”，“_小敘事__”，寫凡人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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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小敘事

在當代文壇，當人們熱衷於“大敘事”，習慣欣賞“大事物”、“大場面”、“大結局”，片面追求高、大、全時，另一種與之相反的審美情趣悄然興起，即著眼於“小場景”、“小敘事”，著力寫凡人小事，寫油鹽醬醋茶，寫“一地雞毛”……汪曾祺就是這種審美情趣的傑出代表。當他80年代重出文壇的時候，他的“小敘事”的作品居然引起了“大轟動”。

汪曾祺同別人不一樣之處，在於他接受過西南聯大正規的高等教育，當屬科班出身。他雖也喜歡做學問，但同那些大學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於辭章考辨之類的“小學”，做的是闡幽發微的工作。他喜愛《世說新語》和宋人筆記，繼承明清散文傳統和五四散文傳統，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張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也息息相通。中國傳統文化修養深厚、從事過京劇編劇的汪曾祺，深諳“絢爛之極歸於平淡”的東方古訓和布萊希特標榜的“間離效果”的西方現代理論，加上個人身世浮沉的滄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時代精神的最強音，而是以含蓄、空靈、淡遠的風格，去努力建構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蘊和永恆美學價值。他長於江南，定居於京城。翻閱他的作品，不乏風和日麗、小橋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衚衕的京城一景，極少見到雷霆怒吼、闊大無比的壯觀場景。汪曾祺憑著對事物的獨到穎悟和審美髮現，從小的視角契入，寫凡人小事，記鄉情民俗，談花鳥蟲魚，考辭章典故，即興偶感，娓娓道來，於不經心、不刻意中設傳神妙筆，成就了當代小品文的經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學多識，情趣廣泛，愛好書畫，樂談醫道，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鑽研。他一生所經歷的轟轟烈烈的大事可謂多矣，例如啟蒙救亡、奪取政權、反右鬥爭、“文革”、改革開放等等。但他深感現代社會生活的喧囂和緊張，使讀者形成了嚮往寧靜、閒適、恬淡的心理定勢，追求心靈的愉悅、淨化和昇華。人們都有這樣的體驗：狂瀉喧騰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麗澄明的小溪邊，觀魚遊蝦戲，聽流水潺潺，不是讓人忘掉精神疲憊而頓感其樂融融嗎？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於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適應了中國讀者文化心態和期待視野的調整。

現代人的生存有一個明顯的特徵，那就是個體擴張為團體，小我膨脹為大我。在這種“擴張”和“膨脹”中，人們的生存在變得“偉大”、極盡各種目眩心迷的感官享受的同時，也變得虛擬縹緲了。這種虛擬縹緲的生存狀態由於資訊科技突飛猛進、數字化浪潮鋪天蓋地的發展而越發加劇。在這個資訊爆炸的高技術時代，我們似乎看不見真實可感的世界。如何擺脫這種生存危機？一些思想家注意到，只有從喧囂回到沉默，從團體回到個體，從符號回到事實，我們的生存才具有真實性。當今社會，由於複製技術造成的那種虛擬幻化的“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因為它們的虛幻和刻板，已經不再具備任何可體驗的審美特徵。真正具有可體驗的美的特徵的，恰好是真實的個體生存中的無時無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話語”、“小敘事”。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壇上的貢獻，就在於他對“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的解構，在於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於他幫助人們發現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氣質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對讀者產生強大的魅力，就在於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見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須指出，汪曾祺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蘊著他獨特的人生體驗，但其效用並不只是自娛一己的性情，他強調自己的作品還應於世道人心有補，於社會人生有益，決不是要把個人與社會隔離開來，對立起來。他的作品間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張的隨緣自適、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斷然有別於魏晉文人的清談和頹廢，在本質上他對人生的理解和描繪是樂觀向上的，相信“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現代藝術，太多的誇飾，太多的刺激，太多的藉助聲光電氣。汪曾祺則是要從內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種原汁原味的“本色藝術”或“綠色藝術”，創造真境界，傳達真感情，引領人們到達精神世界的淨土。

現代人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身邊的“凡人小事”還沒來得及完全呈現自己的意義就被拋到記憶的背後。由此看來，人們除了被“忙”包裹、擠壓之外，似乎根本體驗不到人生還有什麼其他樂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們發出這樣的籲請：慢點走，欣賞你自己啊！

戀細雨_如絲 2008-07-28

《汪曾祺作品自選集》自序

承灕江出版社的好意，約我出一個自選集。我略加考慮，欣然同意了。因為，一則我出過的書市面上已經售缺，好些讀者來信問哪裡可以買到，有一個新的選集，可以滿足他們的要求；二則，把不同體裁的作品集中在一起，對想要較全面地瞭解我的讀者和研究者方便一些，省得到處去搜羅。

自選集包括少量的詩，不多的散文，主要的還是短篇小說。評論文章未收入，因為前些時剛剛編了一本《晚翠文談》，交給了浙江出版社，手裡沒有存稿。

我年輕時寫過詩，後來很長時間沒有寫。我對於詩只有一點很簡單的想法。一個是希望能吸收中國傳統詩歌的影響（新詩本是外來形式，自然要吸收外國的，——西方的影響）。一個是最好要講一點韻律。詩的語言總要有一點音樂性，這樣才便於記誦，不能和散文完全一樣。

我的散文大都是記敘文。間發議論，也是夾敘夾議。我寫不了像伏爾泰、叔本華那樣閃爍著智慧的論著，也寫不了蒙田那樣淵博而優美的談論人生哲理的長篇散文。我也很少寫純粹的抒情散文。我覺得散文的感情要適當剋制。感情過於洋溢，就像老年人寫情書一樣，自己有點不好意思。我讀了一些散文，覺得有點感傷主義。我的散文大概繼承了一點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傳統。有些篇可以看出張岱和龔定庵的痕跡。

我只寫短篇小說，因為我只會寫短篇小說。或者說，我只熟悉這樣一種對生活的思維方式。我沒有寫過長篇，因為我不知道長篇小說為何物。長篇小說當然不是篇幅很長的小說，也不是說它有繁複的人和事，有縱深感，是一個具有歷史性的長卷……這些等等。我覺得長篇小說是另外一種東西。什麼時候我摸得著長篇小說是什麼東西，我也許會試試，我沒有寫過中篇（外國沒有“中篇”這個概念）。我的小說最長的一篇大約是一萬七千字。有人說，我的某些小說，比如《大淖記事》，稍為抻一抻就是一箇中篇。我很奇怪：為什麼要抻一抻呢？抻一抻，就會失去原來的完整、原來的勻稱，就不是原來那個東西了。我以為一篇小說未產生前，即已有此小說的天生的形式在，好像宋儒所說的未有此事物，先有此事物的“天理”。我以為一篇小說是不能隨便抻長或縮短的。就像一個蘋果，既不能把它壓小一點，也不能把它泡得更大一點。壓小了，泡大了，都不成其為一個蘋果。宋玉說東鄰之處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施朱則太赤，敷粉則太白，說得雖然絕對了一些，但是每個作者都應當希望自己的作品修短相宜，濃淡適度。當他寫出了一個作品，自己覺得：嘿，這正是我希望寫成的那樣，他就可以覺得無憾。一個作家能得到的最大的快感，無非是這點無憾，如莊子所說：“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躇躊滿志”。否則，一個作家當作家，當個什麼勁兒呢？

我的小說的背景是：我的家鄉高郵、昆明、上海、北京、張家口。因為我在這幾個地方住過。我在家鄉生活到十九歲，在昆明住了七年，上海住了一年多，以後一直住在北京，——當中到張家口沙嶺子勞動了四個年頭。我們以這些不同地方為背景的小說，大都受了一些這些地方的影響，風土人情、語言——包括敘述語言，都有一點這些地方的特點。但我不專用這一地方的語言寫這一地方的人事。我不太同意“鄉土文學”的提法。我不認為我寫的是鄉土文學。有些同志所主張的鄉土文學，他們心目中的對立面實際上是現代主義，我不排斥現代主義。

我寫的人物大都有原型。移花接木，把一個人的特點安在另一個人的身上，這種情況是有的。也偶爾“雜取種種人”，把幾個人的特點集中到一個人的身上。但多以一個人為主。當然不是照搬原型。把生活裡的某個人原封不動地寫到紙上，這種情況是很少的。對於我所寫的人，會有我的看法，我的角度，為了表達我的一點什麼“意思”，會有所誇大，有所削減，有所改變，會加入我的假設、我的想象，這就是現在通常所說的主體意識。但我的主體意識總還是和某一活人的影子相粘附的。完全從理念出發，虛構出一個或幾個人物來，我還沒有這樣幹過。

重看我的作品時，我有一點奇怪的感覺：一個人為什麼要成為一個作家呢？這多半是偶然的，不是自己選擇的。不像是木匠或醫生，一個人拜師學木匠手藝，後來就當木匠；讀了醫科大學，畢業了就當醫生。木匠打傢俱，蓋房子；醫生給人看病。這都是實實在在的事。作家算幹什麼的呢？我幹了這一行，最初只是對文學有一點愛好，愛讀讀文學作品，——這種人多了去了！後來學著寫了一點作品，發表了，但是我很長時期並不意識到我是一個“作家”。現在我已經得到社會承認，再說我不是作家，就顯得矯情了。這樣我就不得不慎重地考慮考慮：作家在社會分工裡是幹什麼的？我覺得作家就是要不斷地拿出自己對生活的看法，拿出自己的思想、感情，——特別是感情的那麼一種人。作家是感情的生產者。那麼，檢查一下，我的作品所包涵的是什麼樣的感情？我自己覺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憂傷，比如《職業》、《幽冥鍾》；一部分作品則有一種內在的歡樂，比如《受戒》、《大淖記事》；一部分作品則由於對命運的無可奈何轉化出一種常有苦味的嘲謔，比如《雲致秋行狀》、《異秉》。在有些作品裡這三者是混和在一起的，比較複雜。但是總起來說，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對於生活，我的樸素的信念是：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我自覺地想要對讀者產生一點影響的，也正是這點樸素的信念。我的作品不是悲劇。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壯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這是一個作家的氣質所決定的，不能勉強。

重看舊作，常常會覺得：我怎麼會寫出這樣一篇作品來的？——現在叫我來寫，寫不出來了。我的女兒曾經問我：“你還能寫出一篇《受戒》嗎？”我說：“寫不出來了。”一個人寫出某一篇作品，是外在的、內在的各種原因造成的。我是相信創作是有內部規律的。我們的評論界過去很不重視創作的內部規律，創作被看作是單純的社會現象，其結果是導致創作缺乏個性。有人把政治的、社會的因素都看成是內部規律，那麼，還有什麼是外部規律呢？這實際上是抹煞內部規律。一個人寫成一篇作品，是有一定的機緣的。過了這個村，沒有這個店。為了讓人看出我的創作的思想脈絡，各輯的作品的編排，大體仍以寫作（發表）的時間先後為序。

嚴格地說，這個集子很難說是“自選集”。“自選集”應該是從大量的作品裡選出自己認為比較滿意的。我不能做到這一點。一則是我的作品數量本來就少，挑得嚴了，就更會所剩無幾；二則，我對自己的作品無偏愛。有一位外國的漢學家發給我一張調查表，其中一欄是：“你認為自己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哪幾篇”，我實在不知道如何填。我的自選集不是選出了多少篇，而是從我的作品裡剔除了一些篇。這不像農民田間選種，倒有點像老太太擇菜。老太太擇菜是很寬容的，往往把擇掉的黃葉、枯梗拿起來再看看，覺得湊合著還能吃，於是又擱回到好菜的一堆裡。常言說：揀到籃裡的都是菜，我的自選集就有一點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