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落韶華怨丶2011.06.11 回答

陶侃和郗超都屬於實幹家，應該不算是體現典型“魏晉風度”的名士。

所謂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這一點在我國古代很早就是一種美德，不是魏晉才有的，在我個人來看，魏晉風度應該是放任曠達，率性而為，毫不矯飾。所以這兩章不是典型地反映了魏晉風度的一章。

陶做過地方大員（相當於省委書記和軍區司令），勤王時任盟主，晚年做到太尉（三公啊！！！）；郗則一直是桓溫的幕僚，相當於總參謀部智囊，權勢最盛時可以左右朝政。這兩人在《新語》中篇幅不多，可能是因為政務太忙，沒在文化界留下太多逸聞。具體事蹟與典型名士（特別是文人）不同。

郗超名門出身，雖以實幹為主，但名士派頭還是很足的，從一些描述中可以看出；陶侃微末出身，長期在行伍打拼，完全被名士看不起，甚至被蔑稱為“溪狗”（據說因陶是江西少數民族），後來靠實幹取得了崇高地位和聲望，基本不是靠清談和風度。

解不掉的心結ゝ2011.06.12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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