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法法空1014 2016-06-02

“如果我必須在出賣我的祖國和出賣我的朋友之間做出選擇，我希望，我敢於出賣我的祖國。”

E·M·福斯特，1951年

1820年，聖約翰學院的一位大學生同他的朋友們一道成立了一個辯論俱樂部，劍橋座談會。由於它當初只有12名成員，後人一直稱它使徒俱樂部。創始人喬治·湯姆林森生前系直布羅陀英國聖公會主教。最有名的俱樂部成員是基姆·菲爾比，克格勃間諜，曾被授予最高勳章，1988年在莫斯科去世。

使徒俱樂部每星期聚會一次，先是在聖約翰學院，後來轉到三一學院，詩人艾爾弗雷德·坦尼森是俱樂部的早期成員之一。他們討論他們感興趣的一切，規定僅有一條：相互之間絕對坦率，對外完全保密。他們是理性主義者、不可知論者，懷疑一切。他們對教會和國家、科學和道德上的一切正統理論提出置疑。這許多的不同見解在劍橋也是要冒風險的。因此使徒們以英國方式維護著他們的顛覆思想，俱樂部內絕對機密。他們比誰都靈敏地掌握著這一技能，激進地同現有的思想決裂，又不放棄自己的上層社會及其舒適生活。

這一秘密組織之所以舉世聞名，同俱樂部成員中的知名人士和愛寫回憶錄有關。萊昂納德·伍爾夫、利頓·斯特雷奇、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魯珀特·布魯克、伯特蘭·羅素、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小說家E·M·福斯特、歷史學家G·M·特里維廉，他們全都是使徒。20世紀初，場面蔚為壯觀。大多數使徒來自三一學院，劍橋最富裕、最高貴的學院，很多人也和布盧姆斯伯裡的朋友圈子有往來。時任俱樂部主席的哲學家G·E·穆爾是這樣概括使徒們的理想的：“愛情、創造、享受美學體驗和努力認識。”穆爾的《倫理原則》（《Principia Ethica》，1903年），一種善的相對論，影響了整整一代大學生。

“在我的劍橋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被選為使徒。”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侄兒朱利安·貝爾1930年寫道：“我真正感覺到我是坐在劍橋理性主義的塔尖上。”他們相互之間以兄弟相稱。和使徒們有關的一切他們稱之為現實，世上其餘的東西都是現象，單純的現象。他們像學童一樣喜歡一些暗語：天使指老成員，胚胎代表候選人員，吐司麵包上的沙丁魚叫做鯨，那是他們星期六晚上聚會時的傳統菜餚。1893年，伯特蘭·羅素解釋說：“當我們在最後一學期討論‘我們能否愛我們和她性交的人？’這個問題時，實在難以想象會有女人在場。”這個男性組織直到1971年才接受女性。第一位姐妹是朱麗葉·安南，國王學院的學生和天使安南勳爵的女兒。不少使徒認為同性愛是愛情的較高階形式。在利頓·斯特雷奇所稱的“高階雞姦”的框架內，只要符合他們自己的倫理要求，什麼都是允許的。在這種輕佻的腦力遊戲、知識和道德的冒險氣氛中，也和馬克思主義打情罵俏。

早在20世紀初，一位年輕的俄羅斯流亡者、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就對他的一些劍橋同學感到奇怪，他們“雖然為人正派受過教育，在談論俄羅斯時，他們講出的蠢話令人目瞪口呆。”這些蠢話之一――會不會只是一句特別輕佻的俏皮話呢？――出自藝術史學家、三一學院的使徒安東尼·布倫特之口，1935年他去蘇聯旅行過一趟，回來後聲稱：“共產主義同樣可以像立體派一樣有意思。”並非所有使徒都盲目追隨左派。梅納德·凱恩斯就告誡他的朋友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對我們的智慧的一種傷害。”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粉紅色時期，英國有很多左派同情馬克思主義，這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造成了三百萬失業人員的社會制度，其二是面臨的民族社會主義。這樣，作為工黨、綏靖政策和那種“假正經”的對立面，共產主義似乎更容易讓人接受，約翰·勒卡雷形容那種假正經是“我們的社會供給的重要組成部份”：“毫不奇怪，牛津和劍橋的年輕人一心想擺脫資產階級英國拘束的行為準則，摘取30年代共產主義的藍花 。”但牛橋的大多數聰明年輕人是自由黨和保皇黨，不是馬克思主義者。1933年2月9日，就在希特勒上臺後不久，牛津大學辯論會的學生們在那場著名辯論中表現出了他們的和平主義傾向多麼強烈。他們以275票對153票的投票結果同意下列提議：“本會絕不為國王和祖國去戰鬥。” 劍橋的使徒們也以自己的方式對這一道德和政治忠誠問題做出了宣告。

朱利安·貝爾在西班牙內戰中支援左派陣亡了，他在三一學院時的合作使徒和情人安東尼·布倫特卻成了蘇聯克格勃的間諜。招募他的是他的大學學友蓋伊·伯吉斯，一位冒險家和權勢神經症患者。基姆·菲爾比也是一名使徒和三一學院的紈絝子弟，早在1933年他就已經加入克格勃了。還有外交官唐納德·麥克萊恩，三一學堂的畢業生，蓋伊·伯吉斯在外交部重新遇見他將他招募了。1950年，兩人都在駐華盛頓的英國使館工作，在那裡，唐納德·麥克萊恩有機會接觸美國的核武器計劃。1951年，兩人受到“第三者”基姆·菲爾比的及時警告，逃去了莫斯科。

菲爾比是這群人裡的超級大間諜，是克格勃最成功的雙料間諜。在劍橋修完歷史專業之後，他加入了英國情報機構，成了M16部的負責人，負責對東歐集團的反間諜活動。菲爾比的雙重遊戲給東歐的數百名間諜和反對派帶來了致命的後果。直到1963年他才暴露出來，在美國人邁克爾·斯特雷特向聯邦情報局自首以後，斯特雷特也是三一學院的畢業生和使徒俱樂部成員。基姆·菲爾比逃往莫斯科。他在那裡生活了25年，享受著一名克格勃將領的國家津貼、科珀公司的牛津果醬，至死都向劍橋的謝拉特和休出版社購買圖書。

1964年，在菲爾比出逃一年之後，“第四人”也被揭露出來了。他是女王的藝術顧問，負責管理王室藏畫，女王因他作做的貢獻將他晉升為了騎士。他由於主動招供而免受懲罰，直到15年後，當他早就光榮地卸下了一切職位時，瑪格麗特·撒切爾首相才在1979年11月公佈了議院裡這位叛國者的名字：安東尼·布倫特男爵，王室的藝術專家，斯大利的間諜。這一醜聞在上層社會引起的震動遠遠大於愛德華八世的遜位。布倫特是我們中的一員（one of us），和老男孩來自同一個圈子。俱樂部、研究院，他們曾經共享過一切，有時甚至同床共寢過。劍橋間諜們背判了他們的階級，這比出賣國家還要嚴重。布倫特聲稱：“我選擇了良心。”這位使徒判國為的不是幾塊錢。菲爾比和伯吉斯也覺得自己是為了信仰叛國的。牛津教師莫里斯·鮑勒稱他們為“秘密網路”，它的重要人物都是雙料間諜和雙重道德的天才，知識分子冒險家，他們對他們的出身、對使徒俱樂部也造成了不良的影響。

這個值得尊敬的劍橋俱樂部難道不是一直有著秘密組織的名聲嗎？使徒俱樂部的許多老成員受到尷尬的審訊。揭露出來的不是克格勃的其他鼴鼠，而是被分裂的一代人的情感矛盾。1939年的希特勒－斯大利條約也沒能讓劍橋的這些精英馬克思主義者懷疑他們的使命，這一自我欺騙是歷史學家約翰·科斯特洛曾經詳細描述過的“出賣的面具”中的一種。從此這種謀反者氣息就和使徒俱樂部的神話分不開了。被選為終身成員的包括今天非常有影響的人物，如羅思柴爾德男爵、出版家尼爾·阿舍森和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埃裡克·霍布斯鮑姆。

基姆·菲爾比及其朋友們不是惟一的劍橋間諜。使徒俱樂部匯聚的主要是文學人材。但卡文迪什實驗室裡也坐著一隻鼴鼠：皮奧特·卡皮察，歐內斯特·拉瑟福德的寵兒和合作者。卡皮察將核研究的成果交給莫斯科，它們是蘇聯原子彈計劃的基礎之一。另外還有喬治·布萊克：不是使徒，不是上流社會的大人物，沒有性故事，唐寧學院的一名非常普通的畢業生。但布萊克在冷戰時期不僅出賣了很多西方間諜，而且出賣了“黃金行動”，英美的那個在柏林分界線下挖地道、接通蘇軍電話網的計劃。伊恩·麥克尤恩的柏林長篇小說《無辜者》（1990年）就取材於挖掘這條地道。

在圖書、劇本和電影裡，作為媒體效果特別強烈的劍橋民間文學的角色，克里姆林宮的鼴鼠們銘刻在民族心靈裡。當安東尼·布倫特1983年去世時，《時代報》上為他刊登的悼文長達三版，像一位國家領導人似的。基姆·菲爾比也一樣，1994年，他的遺物像搖滾明星的遺物似地，被拿到索思比拍賣會拍賣。斯大林最忠誠的間諜來自劍橋，但最好的間諜小說卻是牛津人創作的：將其作品的初版獻給基姆·菲爾比的格雷厄姆·格林（他本人替M16工作過3年）和約翰·勒卡雷，他大學時為情報部門監視過左派同學。斯邁利，他的憂傷的主人公，比誰都更好地代表了劍橋間諜面對忠誠的矛盾心理。

在他曾經就讀的基督聖體學院裡，懸掛著一幅劇作家克利斯託弗·馬洛1585年的肖像。這位將舞臺和偽裝掌握得恰到火候的莎士比亞的對手，是無神論者和同性戀者，學生時人家就說他也捲進了情報生意。據說，伊麗莎白一世的樞密院招募了他監視學院裡從劍橋去萊姆斯上英文課的天主教徒，那裡是天主教牧師和潛在政敵的培訓中心。在早早地暴死於一家客棧裡之前，這位詩人會不會是位雙料間諜呢？克利斯託弗·馬洛不是劍橋間諜的惟一先驅者。他的同時代人約翰·迪伊，聖約翰學院的畢業生，數學家、地理學家、術師和卡貝利演員，當時的一位傑出學者，迪伊博士不僅僅擔任伊麗莎白一世的星占學家，而且在大陸上負擔著外交使命。他的密碼信件以“007”這個暗號簽名。伊恩·弗萊明的間諜大師詹姆斯·邦德當然也在劍橋讀過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