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杉ss 2016-05-31

宋人邵伯溫《聞見錄》中“定州紅瓷”條雲：“仁宗一日幸會張貴妃閣，見定州紅瓷，帝堅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獻為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送，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關於定州紅瓷蘇東坡也有“定州花瓷琢紅玉”詩句，唯定窯窯址裡未見銅紅釉標本，兩人所記定州紅瓷，是否銅紅釉現尚難定，故宮博物院1950年第一次調查澗磁村窯址時，採集到的醬釉標本中有的呈現紅色。遼寧阜新縣遼墓也出土有醬紅色釉碗。這類醬紅色釉或醬釉中閃現紅班，是鐵的呈色，與宋代鈞窯以銅為著色劑的鈞窯紫紅釉不同。

定窯有金彩描花器，見於著錄的僅有兩件黑釉描金花卉紋碗。兩碗多年前流散到日本，分別收藏於箱根美術館及大和文華館中。故宮博物院定窯藏品中有白釉描金彩雲龍紋盤三件，惜金彩大多傷脫，但云龍紋痕則依稀可辨。此盤當為宮廷用瓷。定瓷描金的具體制作方法，宋人周密《志雅堂雜鈔》說：“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然再入窯燒，永不得脫”。考歷代陶瓷器上的金彩大都用膠來粘結，大蒜汁雖比田較粘，但起不到粘結效果。從傳世的幾件定窯金花碗上的金彩看，多數都已脫落，可見“永不復脫”的記載也是不符合事實的。

用金彩描瓷並不限於定窯，福建建窯所產黑釉碗上也有金彩裝飾，傳世品中有三件，一件碗裡繪建築花卉，碗裡口題有四句七言詩；一件為“壽山福海”四字，字外畫雙線六花瓣形開光，空間金黃色彩畫兔毫紋，碗心為朵梅紋；故宮博物遼院1954年調查江西吉字永和鎮宋吉州窯窯址時，曾採集到一片黑釉碗筷的殘片標本，內書一“山”字，字外也有雙線六瓣形開光。由此可知福建、江西地區的黑血肉瓷器也有此種類似的裝飾。

五代越窯青瓷、宋定窯白瓷和景德鎮青白瓷器都有鑲金口、銀口或銅口的做法，這類做法有兩種用意：一種是為了表明使用者身分尊貴或顯示豪華，在器物上句鑲金口或銀口，這一類多見之於五代宋初權貴階層使用的瓷器。一種是為了彌補缺欠，如定窯和景德鎮青白瓷因系覆燒，器物口若懸河部無釉，用句鑲口辦法把漏釉部位句起來。《吳越備史》、《宋兩朝貢奉錄》以及《宋會要輯稿》諸書中，在貢瓷名目裡有金口、銀口和金裝定器等名稱。各地墓葬出土文物中，這 類鑲金、銀、銅牆鐵壁口的瓷器實物也有發現，如浙江杭州錢氏墓出土鑲金口的越窯青瓷，揚州、南京宋墓出土鑲金銀口的青白瓷，河北定縣的靜志寺與淨眾院兩座塔基出土有鑲金銀口的定窯白瓷。《吳越備史》所記之“金裝定器”之金，句括金銀，有廣義的金屬含義。定縣淨眾院塔出土的定窯刻花瓶，除句鑲銀足外還配有銀質帶花蓋，也應屬“金裝定器”，即帶金屬裝飾的定器。吳越錢氏於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向宋進貢了“金裝定器”2000件，定縣靜志寺塔基出土有書太平興國二年（977年）銘文的瓷器，同時出土的鑲金銀口瓷器比錢氏貢宋“金裝定器”早三年，句鑲工藝不會有什麼變化，因此可以大體得知錢氏那批貢瓷的句鑲工藝的情況。

明代陳眉公《妮古錄》：“餘秀州買得白定（原文誤為錠）瓶，口有四紐，斜燒成仁和館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書。”故宮博物院藏品中有“仁和館”銘文四系瓶一件，該瓶小口外撇，短頸，瓶形略如橄欖，腹部稍肥大，圈足；瓶身下半部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瓶口亦施黑釉，頸肩之間有四系，繫上部寬、下為尖形，系面印四條直紋，由頸肩部向下斜書“仁和館”三字，字為行書體，館字稍傾斜，書法蒼勁有力。可以確定這件瓶就是《妮古錄》中所說的白定瓶。但這件瓶不是定窯產品，無論從瓶的造形、系的式樣，器身兼施黑白兩種色釉，定窯都不見類似標本。山西省博物館藏品中有一件與此相同的四系瓶，肩下斜書“太平館”三字，字型與書寫部位如出一轍。可以肯定兩件瓶屬於同一瓷窯的產品。這兩件瓶的具體燒造地點應是河北省磁縣西面的彭城鎮。彭城陸續發現宋代瓷窯遺址，標本中有斜書“館”字的這類系瓶的標本，因此可以正《妮古錄》之誤。仁和館似為宋代館驛的名稱。宋人周淙《乾道臨安志》卷二館驛條中有“仁和館在清湖閘之南，紹興十九年郡守湯鵬舉重建“的記載④臨安府轄九縣，仁和縣為九縣之一。仁和館類似今天的縣招待所。這件帶銘文的四系瓶應是紹興十九年重建，建造時間當比較早。《乾道臨安志》書後附有校勘記，有“仁和館湯鵬舉重建，原校一本無重字”⑤，可知校勘記作者曾取《乾道臨安志》及《淳祜臨安志》互校，無論如何，“仁和館”款四系瓶的燒造時間最遲不應晚於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