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ea617e559 推薦於2017-11-28

在明代，由於統治者的大力扶持，武當道教處於鼎盛時期。在明朝統治的二百餘年間，武當山的政治地位較高，經濟活躍，被譽為“舉世無雙的龐大而宏偉的道場”。

聖旨，是中國封建社會一種特殊的文體，專指封建皇帝下的命令或發表的言論。這些命令或言論，往往決定著一個人的命運，對一個地方或一個事件的興起、成功、失敗都起著決定性作用。統治者重視武當道教、支援武當山建設，就突出反映在皇帝頒發的聖旨中。《武當山明代志書集註》中收錄了現存明代武當山志書四部，即 《敕建大嶽太和山志》（簡稱 《任志》）、《大嶽志略》（簡稱《方誌》）、嘉靖三十年《大嶽太和山志》（簡稱《王志》）、隆慶六年《大嶽太和山志》（簡稱《盧志》），其基本情況見《略述武當山歷代山志》一文。

在上述山志中，聖旨總計258道。其中，《敕建大嶽太和山志》收錄明洪武至弘治七年的 （1368年—1494年）聖旨124道；《大嶽志略》收錄明朝聖旨103道，其中，弘治七年至嘉靖十五年（1494年—1536年）聖旨15道；《大嶽太和山志》收錄明朝聖旨255道，其中，嘉靖十五年至三十五年 （1536年—1556年）聖旨107道；《大嶽太和山志》收錄明朝聖旨139道，其中，嘉靖三十五年至隆慶六年 （1556年—1572年）聖旨12道。解讀這些聖旨，對我們瞭解明朝的政治、軍事、經濟，以及武當山建設、武當道教的發展等大有裨益。

一、玄帝信仰是武當山大建設的動力，是武當道教鼎盛的重要原因。

關於朱棣“南修武當”的起因，有許多種說法，常見的有以下兩種說法：

“搜尋說”，即明成祖朱棣奪位後，認為建文帝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他一路派鄭和沿海尋找，另一路派人在全國各地找尋，並實施了名為修建武當山而實為尋找建文帝的大工程。

“穩定說”，即明成祖朱棣奪位後，以大力宣揚玄帝信仰為突破口，平輿論，籠民心，保穩定。

對於這兩種說法，前者尚存爭論，後者卻在明代諸皇帝的聖旨中得到論證。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對道教崇奉的玄帝懷有敬畏之心，他在升丘玄清任嘉議大夫太常司卿的聖旨中，開篇即有“祀神之道大”的感嘆。後來，在與武當道士孫碧雲促膝談心時，朱元璋對道教“教雖分三，道乃一也”的教義大加讚賞，龍心大悅之際說出“朕便是軒轅，爾便是廣成子”的比喻，這就為道教在明朝的發展指明瞭方向，定下了基調，並相沿而為祖宗“成例”。

明成祖朱棣認為，自己能當上皇帝，是道教最高尊神——玄帝“陰翊”的結果，“我自奉天靖難之初，神明顯助，威靈感應至多，言說不盡”。所以，他處心積慮地想為玄帝尋找一塊人間仙境，讓其長久地住下來，一則“報答神惠”，二則“上以資薦皇考、皇妣在天之靈，下為天下生靈祈福”。北京，是朱棣起兵發家的風水寶地，但他不可能讓玄帝住在北京，中國的神靈信仰是不可能凌駕於皇權之上的。而武當山是“天下名山”，又是“玄帝修道顯化之地”。同時，朱棣登上皇位後，武當山五龍宮道士李素希於永樂三年、四年連續將預示“嘉祥”、“豐穰”的武當山特有的榔梅進獻給明成祖，朱棣大加賞賜，選址武當山、大建神宮仙館的事就這樣確定了。

武當道教宮觀建成之後，武當山由“高真道場”一躍而成為“朝廷家廟”，明朝歷代皇帝即位後，都要派欽差大臣到武當山致祭真武、修建齋醮；不僅如此，遇有御賜神像奉安、每年 “恭遇萬壽千秋，並玄帝衝舉聖誕”，均有聖旨敕命修建醮事。永樂之後的明朝13位皇帝，均在即位後派欽差到武當山致祭玄帝，其中，英宗兩次即位，均派大臣到武當山致祭玄帝。

與此同時，民眾亦把武當山作為 “朝聖”的最佳場所， “每遇春三，趨謁而徼福者莫不駢肩接踵，不數百里歡呼而至”，這種朝山進香活動，也給武當山帶來了相當可觀的經濟收入。

有明一代，上自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下至山林田野平民百姓，玄帝信仰蔚然成風。這種信仰，在明初凝聚成為一種新的動力，讓統治者能體貼民情， “用工之時，要愛惜他的氣力，體念他的勤勞；關與糧食，休著他受飢寒；有病著官醫每用心調治”；同時，也支撐著數十萬軍民夫匠在這深山老林中辛苦勞作，建成這規模宏大的道教道場。明朝歷代皇帝沿襲了這種信仰，均委派提督內臣、提督藩臣、提點，駐紮軍隊用以管理、保護、維修這賴於 “妥神”的武當道教道場。特別是嘉靖皇帝，他將這種信仰推向又一個高潮，他下令拿出內帑銀11萬兩，動用10萬夫匠修葺武當宮觀。既有統治者的推崇和保護、又有深厚群眾基礎的武當道教，在明朝有著輝煌的發展就不足為奇了。

二、 “祖制”、 “成例”，是明代武當山宮觀得以有效保護的關鍵。

明朝，武當山的建築規模達到了頂峰。明永樂年間，在朱棣的主持下，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禮部尚書金純、工部侍郎郭璡等官， “統領天下億萬錢糧，官軍夫匠20餘萬，到山修建大小宮觀36處，殿堂、房屋1800餘間，12年工完”。這些大小宮觀以天柱峰為軸心，向四面八方輻射，遍佈全山。僅古均州城至天柱峰官道、神道旁的建築就綿延140餘華里， “五里一庵十里宮”、 “玉虛彷彿秦阿房”是其真實的寫照。這項曠日持久的建設，自籌備伊始到建設完工，甚至在宮觀房屋、橋樑、道路維修等方面，都始終貫穿著皇帝的聖旨。從這些聖旨中，我們可以發現，在明朝二百多年時間裡，遵循 “祖制”、 “成例”的歷代皇帝，對武當山宮觀建築的保護、維修工作一直沒有停止過，這為武當山在明代鼎盛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從聖旨中看，明朝歷代皇帝對武當山宮觀建築的維修、保護工作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建設、維修不破壞山體植被。明成祖在頒給張信、沐昕修建天柱峰紫金城的聖旨中，明確地寫道 “其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動”。在其它聖旨中，也多次提到建設宮觀要“相其廣狹，定其規制”。嘉靖年間維修宮觀時， “白窯移於均之小江口，鄖之潦石鋪、柘溪口；黑窯於石板灘、蒿口、花慄崗”，這些製造維修材料的白窯、黑窯所在地，都是距宮觀較偏遠的地方。這些做法既是道教“道化自然”的宗旨體現，也是保護武當山環境的突出表現。

二是制定制度、劃定保護範圍。永樂十一年十月，為保護道士清修及加強道教管理，明成祖專門頒佈聖旨，拒 “一應往來浮浪之人”于山門外；同時， “若道士有不務本教、生事害群、傷壞祖風者”，也有依據處理。明朝皇帝多次敕諭官員軍民諸色人等 “毋得侮慢褻瀆，砍伐侵種，生事擾害”。成化五年，聖旨明確劃分了宮觀庵的四方邊界，如五龍宮自然庵， “東至青羊澗，西至西行宮，南至桃源澗，北至明真庵，為庵中永業”。成化二十年，更是明確了武當山 “官山”的界限：“東至冠子山，西至鴉鶘寨，南至麥凹，北至白廟兒”。以後歷代皇帝多次下聖旨重申這一邊界。

三是增設道官管理武當道教事務。在武當山大建設正式開工的第二年，也就是永樂十一年九月，明成祖就頒聖旨給正一嗣教真人、四十四代天師臣張宇清，讓其從浙江、湖廣、山西、河南、陝西等地挑選有道行者擔任玉虛宮、紫霄宮、五龍宮、南巖宮住持、提點，並每處各選50人看守。各大宮觀每處至少2名提點，多者4名，全山每年提點數穩定在20人左右，且均為正六品。永樂十七年（1419年），聖旨命湖廣佈政司右參議諸葛平“不管布政司事，專在大嶽太和山提調事務”。宣德十年（1435年）三月十六日，增設提督內臣（太監）到提調武當山事務。至此，提督內臣、提督藩臣、提點等職官合力管理武當道教及武當山事務。後來，隨著社會矛盾的不斷出現，武當山提督內臣的權力及管理範圍也越來越大。成化十二年（1476年），右監韋貴“兼分守荊襄二府所屬州縣並衛所，各該山場哨堡巡司，兼管附近淅川、內鄉二縣”。成化十六年，內官監太監韋貴的管理範圍則為“兼分守荊州、襄陽、鄖陽三府所屬州縣並衛所，及河南南陽府之淅川、內鄉縣，陝西漢中府之白河縣，西安府之商州及洛南、商南、山陽縣，與鄖陽接界者四十餘處”。當然，其職責也擴大到了賑濟災民、安撫流民、清剿盜賊等方面。總之，這些舉措是為了保證武當道場有一個清靜的修練環境。

四是設定專門維修機構及領導。武當山維修工作的領導人，其實就是住山的提督內臣、提督藩臣。而維修人員，則由最初民工“以工代科差”，逐步演變為固定的“軍隊維修工”。永樂十五年，免去均州軍民人戶稅糧之外的全部科差，“均州八里人民在山灑掃”。到了永樂二十一年，胡濙建議讓“均州守禦千戶所旗軍”擔負維修工作，朱棣雖然當時沒有同意，但沒過多久，於二十二年（1424年）二月十九日，他就專門下聖旨給諸葛平，稱維護人員“就於均州千戶所官軍內撥用”。洪熙元年（1425年），正式啟用均州千戶所旗軍專一維修武當宮觀，並且“免爾均州一千戶所軍餘、雜泛、差役”，“皇家工程兵”由此誕生。其後，相沿成例，明朝二百多年來沒有間斷過。維修任務繁重時，還從襄陽調撥官軍充當維修工。維修工作告一段落後，“襄陽原撥官軍四百二員名，俱放回操備”。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這類聖旨多與職官的任命、調動有關。但無論當朝皇帝有關保護、維修的聖旨多與寡，當其坐上皇帝寶座的時候，鐵定會下一道聖旨，敕令武當山官員、軍民、夫匠用心巡視、修理武當山宮觀。現存明代4部山志所記明朝聖旨，與武當山保護、維修有關的達80%以上，這足以顯示武當山的重要地位。不過，也只有這種代代相傳、持之以恆地悉心維護，才使得武當山宮觀建築在600年後的今天仍輝煌如初。

桂寒雲ct 2021-06-05

在明朝統治的二百餘年間，武當山的政治地位較高，經濟活躍，被譽為“舉世無雙的龐大而宏偉的道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