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晗UM 2016-06-05

新密古城寨古城寨龍山文化城址，迄今仍較好地儲存著南、北、東三面城垣和南北相對的兩個城門缺口。北垣長460米，南垣長345米，東垣長345米，西垣被溱水沖毀，復原長度為370米；存高約7－16米，牆基寬約42－102米。南城門缺口因西側城牆被起土破壞，寬18。7米，北城門缺口寬10。7米，城址面積17。65萬平方米。城外南、北、東三面有壕溝環繞，壕溝寬34－90米，深約4。5米多。城西是溱水，水寬而溝深，成為自然屏障。城內發掘面積近千平方米，發現龍山、二里頭、二里崗、殷墟文化和戰國時期的灰坑153座、陶窯4座、水井8眼，房址4座，墓葬5座。

一號房址（F1）位於城內中部略偏東北處，坐西朝東，南、北、東三面有迴廊，為夯築高臺建築，方向281度，南北長284米，東西寬13米，面積369。2平方米。

四號房址（F4）位於一號房址以北7。4米處，是一座廊廡式建築，由三道牆基槽、門道、門衛房和眾多的柱洞組成。房址方向281度，現已發現長60餘米，基寬4米，三道牆基槽南北並列，每道寬30－50釐米不等。

根據城垣和遺蹟的地層關係及出土文物判斷，古城寨城址為一座龍山文化晚期城址。從其年代和地望來看，均與古史傳說中的祝融時期相近或大體一致。今本《竹書紀年》載：“夏道將興，草木暢茂，青龍止於郊，祝融之神降於崇山。”《左傳·昭公十七年》載：“鄭，祝融之虛也。”杜預注：“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此“鄭”係指今河南新鄭、新密一帶而言。清嘉慶七年（1802）黑峪溝白衣觀《建立火神廟碑記》雲：“密本古鄶地，高辛氏之火正祝融舊墟也。”清道光九年（1829）原密縣老城南關《重修火神廟碑記》謂：“密，故祝融墟也。”由此看來，古城寨城址似與祝融之間存在著較為密切的關係。從城內宮殿建築遺蹟的規模來看，其規格甚高，很有可能就是祝融都邑之所在。

登封王城崗王城崗龍山文化城址位於河南省登封市告城鎮西北約500米的崗地上。北距嵩山主峰之一的太室山約10公里，南去箕山北峰約7公里，西有王嶺尖，東為盧醫廟坡，四周群山與丘陵環抱。潁河流經南側，五渡河從其東南注入潁河，形成一處小型的河谷盆地，王城崗就處在這個盆地的中央。其東南因被五渡河常年沖刷，已成為北高南低的斷崖，而崗的西面地勢卻比較平坦開闊。

王城崗城址分內城與外城，內城位於外城的東北部，由東西並列的兩座小城組成，兩城隔一牆而連屬，東城西垣就是西城東垣。東城城垣大都遭到破壞，現存南垣西段殘長約30米，西垣南段殘長約65米，南垣與西垣的交角為88度，近乎直角。由於古代五渡河道的西移，將東城大部分城垣沖毀。西城除東垣與東城共用外，南垣殘長82。4米，其東端有一段長9。5米的缺口似為城門設施；西垣長92米；北垣西段殘長29米。西垣與南垣的交角為90度，直角相接。兩座小城的面積約1萬餘平方米。西城內的中西部較高處和東北部一帶，曾發掘出多處龍山文化夯土基址遺存。其中分佈在中西部較大的兩處：一為長方形，面積約150平方米左右；一為方形，面積約70平方米左右。在夯土建築基址範圍內發掘出10多個奠基坑，坑內填埋有數量不等的人骨架和零散人骨。

外城亦稱大城，其北垣殘長370米，殘高0。5－1。2米。城外有城壕，北城壕長約630米，寬約10米，殘深3－4米，向東通往五渡河；西城壕殘長130米，寬約10米，殘深1。4－2米，向南似通往潁河。其東面和南面的城垣與城壕已被毀壞。大城將小城包括在內，面積約30萬平方米左右。城內發現有龍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

王城崗龍山文化遺存共分五期，根據內城灰坑和奠基坑中出土骨頭測定的年代資料，擬合後的日曆年代：一期為公元前2190－前2110年，或公元前2190－前2105年；二期為公元前2132－前2082年，或公元前2128－前2084年；三期為公元前2090－前2030年。一期是內城的始建期，二期是內城的使用期。外城的始建年代與內城相當或略晚。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公佈，夏的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則王城崗城址始建年代應早於夏代，在五帝時代的積年以內。

王城崗城址位於嵩山南麓，同歷史上夏部族之間存在著比較密切的關係。《國語·周語上》載：“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韋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又《太平御覽》卷39引韋昭注：“崇、嵩古字通。夏都陽城，嵩山在焉。”傳說中鯀是夏部族的首領。《國語·周語下》雲：“其在有虞，有崇伯鯀。”《太平御覽》卷115引《帝王世紀》說：“夏鯀封崇伯。故《春秋傳》曰，謂之有崇伯鯀。”伯即一方之長，在此指部族首領或古國的國王，因其活動在嵩山一帶，嵩即崇字，故曰崇伯鯀。《山海經·中山次經》雲：“萯山之首……南望蟬渚，禹父之所化。”“禹父”指的就是鯀。鯀之子禹，既是夏部族的首領，也是夏王朝的創始人，他的早期居地和政治中心都在陽城。古本《竹書紀年》載：“夏后氏禹居陽城。”《世本》謂：“禹都陽城。”從其方位判斷，禹所都的陽城應為登封王城崗古城。王城崗城址的始建年代稍早於禹，可能就是禹父夏鯀之城，後來成為禹都陽城。

綜上所述，中原地區發現的鄭州西山、濮陽高城、襄汾陶寺、輝縣孟莊、新密古城寨和登封王城崗諸城址，均屬於五帝或與五帝時代關係密切的古城，為我們探索中原早期文明提供了珍貴的資料。關於文明的形成及其文化載體，歷來就有多種說法。摩爾根認為，文明時代“始於標音字母的發明及文字的使用”；恩格斯主張，“由於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於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英國著名考古學家柴爾德認為，人類文明的出現是城市革命的結果，城市的出現是文明時代的開始；美國人類學家克拉克洪認為，不論任何文化，只要具備下列三項中的兩項，就是一個古代文明，這三項標準是：1。有高牆圍繞的城市，2。文字，3。複雜的禮儀中心；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張光直認為，初期文明的一般標誌是：青銅冶金術、文字、城市、國家組織、宮殿建築、廟宇文化以及巨型建築；夏鼐先生認為，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銅三個要素”；安志敏先生說：“大抵以城市、文字、金屬器和禮儀性建築等要素的出現，作為文明的具體標誌。”從考古發現來看，城址是文明形成最重要的標誌。劉慶柱先生指出：“‘國家’是‘古代文明形成的概括’，從考古學研究講，最早‘國家’的物化形式或載體學術界有多種多樣的說法，如‘城市’、‘文字’、‘金屬器’、‘禮器’、‘王陵’等等。上述種種物化形式或載體，如‘文字’、‘金屬器’、‘禮器’、‘王陵’等很難界定，而最早國家機器的物化形式與載體以‘城’最具代表性”，“它是國家政治統治中心，軍事指揮中心、社會與經濟管理中心。它們遺留下來的物質載體是宮殿、宗廟、官署及其相關遺物等”。考察中原文明的形成與發展，應以五帝時代的城址為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