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難忘uI 2020-03-20

隱逸本身是消極的，不可取的，但陶淵明身處魏晉時代，遊走於世俗於心靈之間的氣魄的生存方式和人生轉換的經歷不一定值得效仿，但詩人身上所具有的精神實質和詩人留下的田園牧歌式的精神遺產卻都具有很高價值

陶淵明就這樣訴說著心中對黑暗官場的厭惡和鄙棄，抒發著由仕途折回的喜悅以及對田園生活的嚮往與熱愛，他的心為此舞之又蹈之。在這篇美文中也暴露了他樂天知命、乘化歸盡的有些消極的人生觀，這也是在當時社會環境下，他在想有所為而又不能為的困惑中產生的思想。

東晉詩人陶淵明素有隱逸詩人之譽，他的好友生前顏延之稱他為“南嶽之幽居者”，沈約將他列入《宋書·隱逸傳》，鍾嶸又譽其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歷代文人墨客大都將陶淵明歸結為一般意義上的“隱者”，即單純意義上的隱士，然而結合陶淵明本人的身世經歷及其思想發展歷程，我們卻不難看出陶淵明隱逸背後的許多真實的思想；人的思想總是在一定程度上指揮人的行動，要了解陶淵明的隱逸思想，還必須深刻把握他的身世經歷及思想歷程。

陶淵明一生五十多載，有著四次出仕的經歷。縱觀他的一生，雖無仕途上的大起大落，大痛大悲，卻有著心路上的大苦大哀，大徹大悟；隱逸是他偉大生命樂章中一段哀怨纏綿的音符。

從社會發展角度看，隱士的出現實際上是由於各個不同時期的社會矛盾引起的；隨著對立階級之間或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激烈，必然要從統治集團內部遊離分化出一批持不同意見的代表人物，於是散落江湖，山林，閒雲野鶴，雲遊四海般的生活就成了他們最好的歸宿；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擺在所有知識分子面前的，無非兩條路——出仕和歸隱，即所謂出世與入世的矛盾；“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都指的是這兩種前途；歷代的都有學而仕的文人，也都有解職歸田的隱者；再加之亂世之秋動亂的魏晉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和魏晉玄學家超然物外思想的宣傳作用，更在客觀上助長了社會上的隱逸之風。歷代隱者大都是從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中敗跡下來，不得以而為之的，他們心知事情早已無可挽回，便也縱情山水，所以自寬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