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曉燕Uc 2016-05-10

1853年7月1日（清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張謇（英譯Chang Chien）出生於江蘇省海門市常樂鎮 。張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後被稱“四先生”。

清咸豐六年（1856年）張謇4歲時，由父開始教識《千字文》。5歲時因背誦《千字文》無訛，父令隨伯、仲、叔三兄入鄰塾，從海門邱大璋先生讀書。但是張家祖上三代沒有人獲得過功名，也就是所謂“冷籍”。當時科舉規定，“冷籍不得入試”。12歲時，謇父自闢家塾，延請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讀其三子。14歲時，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負笈往西亭，從效祁先生的從子宋琳先生讀書，膳宿其家。為了取得應試資格，張謇15歲時由他的一位老師宋琛安排，結識瞭如皋縣的張家。張家同意張謇冒充自家的子嗣報名獲得學籍。

同治七年（1868年）16歲時，由於祖上是三代沒有功名的冷籍，為了走上科舉正道，經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縣人張銓兒子張育才的名義報名注籍，經縣、州、院三試勝出，得隸名如皋縣學為生員。從16歲中秀才到27歲之間，張謇每兩年就去江寧參加一次鄉試，先後5次都未得中。但是從此如皋縣張家開始用冒名一事來要挾張謇，連續索要錢物，最後索性將張謇告上了公堂。這場訴訟延續數年，令張謇十分狼狽，家道也因此困頓。

1869年，張謇科舉考中秀才。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張謇前往南京投奔孫雲錦。光緒二年（1876年）夏，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入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參與了慶軍機要、重要決策和軍事行動。光緒六年（1880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1882年（光緒八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勢力擴張。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強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翁同龢在政治上與慈禧不和，擁護光緒掌權，正需有人充實陣營，從此不遺餘力地提攜張謇。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都給爭相禮聘，邀其入幕，但張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張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里，繼續攻讀應試。打算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順地踏入仕途。

1884年（光緒十年）隨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長慶病故，離開慶軍回鄉讀書，準備應試。 1885年，張謇終於在鄉試中考中了第二名舉人。

光緒十三年（1887年）張謇隨孫雲錦赴開封府任，協助治河救災，並擬訂《疏塞大綱》。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後，又應聘主持贛榆選青書院、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古書院等。

張謇從16歲錄取生員起，中經18歲、21歲、23歲、24歲、27歲前後5次赴江寧府應江南鄉試（俗稱南闈）均未中試。直至光緒十一年（1885年）33歲，因孫雲錦官江寧府尹，子弟依例迴避，轉赴順天府鄉試（俗稱北闈），才取中第二名舉人，俗稱“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聲名漸著，成為“清流”著重延攬的物件，但此後張謇四次參加會試均遭失敗。自1868年以來，張謇已經在入仕的道路上走了26個年頭，進出科場20多次，直接耗費在考場上的時間合計就有120天。中狀元的這一天，他的日記中沒有興奮之情。喜訊傳到家鄉不久，他父親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規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

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為慈禧六十壽辰特設了恩科會試。張謇因父命難違，第五次進京應試，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將他改為第十名。4月殿試時翁同龢的提攜之心已經迫不及待，幾次誤把他人卷子認作張謇而取中會元。（張謇34歲應禮部會試不中；37歲赴會試，將無錫孫叔和的試卷誤認，孫中而張落；38歲應會試，場中誤以陶世鳳卷為張謇卷，陶中“會元”而張落第；40歲赴會試，又將武進劉可毅的試卷誤認，劉中會元而張又落第）。他命收卷官坐著等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裡，匆匆評閱之後，便勸說其他閱卷大臣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並特地向光緒帝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於是張謇在41歲的時候，終於得中一甲第一名狀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

1898年張謇回北京銷假，正值“百日維新”。恩師翁同龢被慈禧罷官，“開缺回籍”。張謇聞訊作《奉送松禪老人歸虞山》詩贈翁同龢，並前往火車站泣淚送別。翁師的遭遇，使他目睹了官場的險惡，半月之後，張謇也藉故請假南歸，繼續他的“實業救國”。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后兩黨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藉以衝擊主和的後黨，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皇帝爭取若干實權。名噪一時的新科狀元張謇，由於歷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戰、主和兩派鬥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制。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禦日本海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游的侵犯，由於清政府在中日戰爭中落敗並簽訂了《馬關條約》，通海團練半途而廢。同年底，加入康有為組織的上海強學會。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張謇與陸潤庠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張謇試圖透過官招商辦、官商合辦來集股籌款，但收效甚微，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向官府尋求援助。

因為籌資困難，張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標，另一方面則四處碰壁。江寧布政使桂嵩慶曾許諾出資六七萬兩；盛宣懷和張謇分領官機的時候也曾答應張謇籌資，定有合約。但是當大生紗廠動工後，資金告急，桂嵩慶答應的錢屢催不應，盛宣懷也默不作聲，百般躲閃。張謇到上海招股沒有收穫，甚至沒有旅費回通州。只得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在四馬路賣字三天，賺取旅費。狀元經商，而狼狽至此，聽著誹謗之詞也不敢辯駁，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此時的張謇已經不是當年痛斥袁世凱的名士，彈劾李鴻章的翰林。

1896年11月，張謇透過曾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商務大臣的劉坤一，將光緒十九年（1893年）張之洞搞“洋務”時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造局擱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經鏽蝕的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為官股，此時，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形式壟斷洋務企業的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張謇對分，各得20400錠，作價25萬兩官股，另集2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只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紗廠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閘陶朱壩破土動工，次年大生紗廠建成投產。到1899年開車試生產時，運營資金僅有數萬兩，沒有資金購買棉花當原料。張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錢莊借貸。向股東告急，無人響應；而打算將廠房出租卻又遭到惡意殺價。最後作為張謇多年摯友和忠實助手的沈敬夫提議破釜沉舟，全面投產，用棉紗的收入來購買棉花，維持運轉。幸而隨後幾個月裡，棉紗的行情看好，紗廠的資金不斷擴充套件，使工廠得以正常生產還略有結餘。大生紗廠終於生存了下來。

1901年起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援下，在呂泗、海門交界處圍墾沿海荒灘，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擁有10 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閘創辦了廣生油廠，復新麵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工業區，同時，為了便於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在唐閘西面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又在天生港興建了發電廠，在城鎮之間，鎮鎮之間開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為當時南通的主要長江港口。張謇除在通海、鹽阜等地區圍墾大片土地、開辦鹽墾公司外，在東臺縣境曾和他的哥哥張謇 （號退庵）共同辦過大賚（民國6年設於角斜）、大豐（民國7年設於西團）、通遂（民國8年設於沈灶）、中孚（又稱通濟，民國8年設於潘家 ）等5所公司。這些公司投資多的超過百萬元，少的數十萬元，墾地數十萬畝。廢灶興墾，發展棉植，解決了辦紗廠所需要的原料。19世紀末近代經紡工業的出現，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換為主轉為生產為主，南通成為中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基地之一。與江蘇連雲港沈雲霈、贛榆許鼎霖並稱蘇北三大實業家。

發展民族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並首先致力於師範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張謇應兩江總督劉坤一電邀赴江寧討論興學之事，劉坤一讚成，而藩司吳、巡道徐、鹽道胡阻撓。張謇嘆息不已，乃與羅叔韞、湯壽潛等同人籌劃在通州自立師範，計1898年以張謇從任辦通州紗廠五年以來應得未支的公費連本帶息2萬元，另加勸集資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師範擇定南通城東南千佛寺為校址開工建設，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範學校，它的建設標誌著中國師範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

經過數年的慘淡經營，大生紗廠逐漸壯大，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該廠增加資本63萬兩，紗錠2萬餘枚。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啟東市）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00萬兩，紗錠2。6萬枚。到宣統三年（1911年）為止，大生一、二兩廠已經共獲淨利約370餘萬兩。

光緒30年（1904年），張謇創辦了南通大達輪步（步即局），先開闢了外江航線，以後又組成了大達輪船公司，在蘇北內河開闢航線。開泰-東-鹽班，每日對開一次，循運鹽河由泰州至東臺，再由東臺循串場河至鹽城。後來在東臺設有分公司，沿線集鎮均設有輪船站，代辦貨運、客運，發展了東臺與各鄰縣的水上交通運輸。

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銜。1909年被推為江蘇諮議局議長。1910年，發起國會請願活動。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2年起草退位詔書，在南京政府成立後，任實業總長，1912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1914年兼任全國水利局總裁。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走上實業教育救國之路，他曾是立憲派主要生力軍。

民國3年（1914年）張謇還以他任兩淮鹽政使的俸金，在臺城南門口河南創辦了泰屬貧民工場一所，建房80餘間，佔地30畝，僱工進行毛巾、藤器、縫紉等項工藝的生產。民國8年張謇還將上海人招股籌建的東臺榮泰電氣公司承購下來，改名為東明電氣公司，並增加股金，添置機件，於當年秋開始發電，解決了大街與一些使用者照明的困難。 張謇還是晚清時期立憲運動的領袖，曾主持發動了三次國會請願運動。在民國任工商部長時，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後部辦企業，概行停罷，悉聽民辦。

他生前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舉辦了不少工廠企業和教育文化事業。他的“實業救國”雖不能挽救舊中國危亡，但卻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張謇將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鬥，獨佔鰲頭的形象。投產後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在大生紗廠經營好轉之後，集資招股的問題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張謇等人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一年之內就成功集到20。75萬兩。1904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大生分廠。原來不肯出資的桂嵩慶此時也“自願入股二萬”。當初寫信指控張謇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此時亦入股1萬兩。和大生一廠籌備時的艱難相比，大生二廠從籌備到開工僅29個月，很輕鬆地就收足了80萬兩股本。“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註冊，並且取得了“百里之內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張謇的社會威望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派爭相延攬的人物。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當時西方各國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紡織市場留出了一個巨大空間。1913年以後，和其他地方的紡織企業一樣，大生一廠、二廠連年贏利，興旺一時，僅1919年兩廠贏利就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總計從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個廠的利潤有1000多萬兩。1920~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當時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一。

此時，大生已擁有紗錠13。7萬多枚，張謇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

在辛亥革命之前，張謇一直是帝黨成員，主張君主立憲。但是辛亥革命之後，他迅速地轉向共和，剪掉辮子，日記換成陽曆，並且受孫中山邀請擔任實業總長。

作為前清狀元和帝黨成員，張謇在武昌起義剛剛打響的時候曾經找到當時的江蘇總督，希望把革命鎮壓下去。這時他並不主張革命，因為革命代價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業家，尤其是棉紡織業的立場——他們最需要的就是市場和社會的穩定。市場是他們的命根子，這時候，張謇對於國家的關心已經從效忠君王轉移到對市場穩定的維護上來了。 但很快社會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革命成為一種時尚。張謇是個有著清醒頭腦的人，一旦看到趨勢無法逆轉，他務實的一面就出來了。

他務實的態度就是：順應共和，但並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儘早結束動盪，維護市場穩定。他務實的政治選擇就是：第一，和孫中山見面，應孫之邀擔任民國內閣實業總長；第二，選擇支援擁有軍權的實力派人物袁世凱。

他和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的第一次會面，對於孫中山，張謇的評價是四個字：不知崖畔。“ 崖”即“邊際”。這話的言下之意就是說，他覺得孫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以為一革命，什麼問題都解決了。“而實際的情況是，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不出來。”張謇是一個務實之人，他沒有掩飾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認為孫中山很難收拾局面，政府雖然成立了，但是很難長久維持。“這種情況下，他更願意和實力派的現實人物袁世凱合作。

於是張謇離開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凱的陣營。袁世凱將宣統帝逼下帝位時所頒發的《清帝遜位詔書》就是張謇草擬的。孫中山履行承諾，將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了袁世凱。國內政治似乎出現了昇平景象，工商業開始復甦。張謇以為他所追求的統一與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經營企業，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凱成為正式總統，任命張謇為農商總長。但不久袁世凱便下令解散國會，復辟之心初露端倪。張謇曾經勸阻袁世凱，表示解散國會、穿戴袞冕祀天等行為將會誘發新的動亂。到1915年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的第一至四條號要求時（袁世凱並未完全同意“二十一條”），張謇憤然辭職，在袁世凱復闢稱帝之前徹底與袁世凱斬斷了聯絡。

此時的張謇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沒有得到足夠的社會權利，也沒有好的融資環境和渠道，國家的經濟政策仍未走出小農時代的框架，商業活動處處受到牽制。

大生駐滬事務所的前身是大生滬賬房，幾乎成了整個大生系統的神經中樞、金融調劑中心。大生鼎盛之時，上海等地的銀行、錢莊爭相給大生上海事務所提供貸款。大生掌握的現金最多時有兩三千萬，能透支的款項在五六百萬之間。由於借貸便利，大生進入了快速擴張期。

到了1921年，大生對外負債已經400萬兩，危機開始出現。張謇本來想在來年舉辦地方自治第25年報告會，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績，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將南通的許多水利工程摧毀。1922年，在北京、上海報紙舉辦的成功人物民意測驗中，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頂峰，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壽。也正是這一年，持續走紅的市場突然走黑，棉貴紗賤，向來贏利的大生一廠虧損39 萬多兩，二廠虧損31萬多兩。1922年成為大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黃金時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1922年的棉紡織業危機，導致他的事業全面崩盤。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沒有為他提供什麼有價值的幫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紀20年代初也發生過一次經濟恐慌，日本政府採取了大規模的緊急救濟措施，為各行業提供經濟貸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業、商業銀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擺脫了困境，在隨後的中日紗廠競爭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無奈之下，張謇尋求國外資金的支援，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資金始終沒有盼來，張謇向美國資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時已債臺高築，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張謇常常以企業家之力，辦社會化之事，嚴重拖累了大生。1926年8月24日，張謇在南通病逝。出殯之日，南通萬人空巷，近乎全城民眾都趕來為張謇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