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談歷史 2020-03-30

我國樂律的制定，最早大約上溯到黃帝軒轅氏時代。戰國時期的著作《昌氏春秋》中記載：

“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

根據傳說，伶倫來到了崑崙山，在嶰溪之谷砍了十二根竹子，削去竹節，做成了一端開口、一端竹節閉合的十二根管子。起初吹奏出來的聲音並不好聽，正在這時候，天上飛來了一對鳳凰，鳳叫了六聲，凰也叫了六聲，那聲音美妙極了。於是，伶倫便根據鳳凰叫聲的啟示製成了十二根律管。在這裡，史實和神話的界限就很難劃分了。

一、“三分損益法”的誕生

唐朝杜佑的《通典》說：

“自殷以前，但有五聲。”

可見在殷商以前，早就有五聲的稱謂了。是哪五聲呢？相傳周朝呂望的《太公六韜》說：

“律管十二，其聲有五：宮、商、角、徵、羽。”

這五聲的由來，源遠流長，已經不太清楚了。但春秋戰國時期成書的《管子・地員篇》講得很生動有趣。它說：

“凡聽徴，如負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馬鳴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

它還介紹了取宮、商、角、徵、羽中的任一音為主音，把它對應的長度接連乘以4/3及2/3，依次得到五個音，就可構成一個五聲音階；而且作為主音的那個音，就是這個五聲音階音調的標誌。例如令黃鐘宮音的弦長為9×9=81，則徵音弦長為81×4/3=108；商音弦長為108×2/3=72；羽音弦長為72×4/3=96；角音弦長為96×2/3=64。將上述五個音依其弦長大小排列如下：徵、羽、官、商、角，即成五聲徴調的音階。

這個定律法就是蜚聲中外的 “三分損益法”。

因為弦長與順率成反比，所以它們之間的頻率比均為三比二（即相差五度）或其倍數。因此，由三分損益法得出的五聲音階實際上是由許多相差五度的音組成的。所以三分損益法又名

“五度相生法”

。五度相生律既簡單易算，又和諧悅耳，在我國律學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春秋時期的音樂大體上就是根據這種樂制，演奏出來是十分動人的。難怪孔子聽了《詩經》名篇《關睢》的演奏，興奮地說

：“洋洋乎，盈耳哉！”

其精彩程度可知。數千年間不知出現過多少種律制，而五度相生律的餘風遺韻，一直留存不衰，足見它的生命力是很強的。

二、“十二律”登上我國律學史的舞臺

由於樂器的發展和音樂實踐的要求，加之國內南北方各民族之間的交流日趨頻繁，音愈增加，生律愈繁，律制當然要隨之發展。先是在原來五個音之外，再加上變徵和變宮兩個半音，組成七聲音階。更為了變調的需要，又加上了一些半音，使在一均（一個八度）之間，包含十二個音，成為所謂十二律。

到公元前第三世紀時，十二律已從三分損益法脫穎而出，登上我國律學史的舞臺。十二律的名稱，依次為

“黃鐘、大昌、太簇、夾鍾、姑洗、中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和應鐘。”

上述十二律，又稱為六律六呂。

顧名思義，黃鐘、夾鍾、林鐘、應鐘，當指鐘聲無疑；至於大昌、中呂、南呂的呂字，根據《周禮》與《國語》的提法，呂即同，同即筒，就是竹管的意思。可以推測大呂、中呂、南呂來源於某些竹管樂器。剩下幾個隱晦難解、古義不明的律名：如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等，依照專家的意見，可能是音譯當時南方少數民族傳入中原地帶的

“南蠻鴃舌之音”

而成。

律學的進步，無疑也反過來促進了音樂的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我國湧現出許多著名的樂師，如師涓、師摯、師曠、師襄等等。一代名手俞伯牙競能彈出志在高山、志在流水的格調。律學的勃發展，必然把制訂樂律標準的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孟子說過：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由此可見一斑。

三、我國古代“以管定律”說

究竟我國古代是以管定律，還是以弦定律，一直存有疑問。

人們多麼盼望地下遺物的出土，讓事實作出判斷。

1972年我國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第一次發掘出公元前150年以前的一組律管。這是能發出高低不同的標準聲音的十二支竹管，其中最短的10。2釐米，最長的17。65釐米，孔徑約0。65釐米，管的下端皆書有

“黃鐘、大呂、應鐘”

等音律名稱。為我國古代以管定律說提供了新的證據。

同一時期的歐洲，則根據弦長不同發聲頻率就不同的道理，一直是以弦定律的。他們的成就，以公元前第六世紀古希臘哲學家兼數學家畢達哥拉斯（約前582-493）為代表。其研究的五度相生律，稱作

“畢氏律制

”，長時期稱霸歐洲樂壇，餘波及於後世。

說也怪，兩種不同的古代文明，雖然各自經歷了很長的發展過程，最後卻不約而同地都得到了五度相生律。中國以管定律和西方以弦定律正好東西輝映，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值得一提的是管上定律比起弦上定律來，不止困難多少倍

。弦上算音，只需要考慮弦的實際長度，而管上算音，因為是管內空氣柱振動發聲，還要顧及空氣柱在管口邊上的逸出部分，進行校正。這是一項十分複雜的工作，所以我國古代以管定律經歷了一個由簡單到複雜、由一般到精確的逐步改進過程。在晉朝荀勖發現管口校正數以後，用管作定律器就比較標準了。

四、三分損益十二律的不足之處

三分損益十二律比起以前來雖然是一種進步，但是細看一下，仍嫌美中不足。古代大半音的音程為114音分，小半音的音程為90音分，兩者之差為24音分，俗稱古代音差。當以三分損益法生律到第12次（即第13律）時，第13律理應還原為清黃鐘（音程值為1200音分）。但是從中呂再上升ー個五度的實際結果，卻是522（中呂）+702（五度）＝1224，比清黃鐘要高出一個古代音差。由此可見，這樣的十三個音不能真正組成一個完整的八度。

為了適應旋官（又稱旋相為宮，即以任一律為宮，依次選擇七律來組成一個七聲音階）和轉調的需要，滿足對於音樂藝術的更高要求，需要儘可能方便、合理地消除這個古代音差。

後世的音樂家和樂工、琴師，為了解決這個難題，進行了不斷的探索，經過近兩千年的努力，才大功告成。在這歷史的長河裡，律制改革的嘗試名目繁多，舉不勝舉，這裡不一一介紹。

五、“十二平均律”徹底解決旋宮轉調問題

此後，音樂的發展十分迅速，尤其在唐宋時期，文化鼎盛，樂府、唐詩、宋詞，都要配上音樂，文人墨客大都要懂一點律學，再加上各民族之間的同化，造成了音樂文化的大融合。發展到十六世紀，我國曆代眾說紛紜的旋宮轉調問題，已初步具備了徹底解決的客觀基礎。

十二平均律猶如騷動於母腹中的嬰兒，即將呱呱墜地。

另一方面，歐洲在文藝復興運動（14-16世紀）推動下，音樂界群起研究古代希臘音樂。自十六世紀中葉起，器樂已漸抬頭，轉調日趨繁複，鍵盤樂器（如鋼琴、風琴等）雖用全音平均律，也漸感不便，十二平均律遂成了音樂理論家們追求的目標。東西兩種文明分別沿著各自獨特的發展路線前進，究竟誰能首先到達勝利的目的地，歷史在拭目以待。

十六世紀我國明萬曆時期，大樂律家朱載堉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寫成《律呂精義》一書，在世界上第一次闡明瞭“十二平均律”。

這是律學發展的必然結果。早從漢代起，我國的琵琶一類樂器，一直在實踐上使用某種平均律。朱載堉既博又精，數理兼通。他考慮到律學理論既要滿足旋宮轉調的需要，又不能律數過多，便於樂器製造和演奏（唱），只有徹底擺脫因循守舊的路子，走平均律的道路才能成功。

他的

“左旋右旋相生”

理論，使

“十二律黃鐘為始，應鐘為終，終而復始、迴圈無端”

成功地解決了音階在音律上的轉調問題，甚至連現代鍵盤樂器的創制，也都有賴於他所提供的聲學理論基礎。

朱載堉發現十二平均律後，過了52年，法國音樂理論家梅爾生也搞出了十二平均律，跟中國的十二平均律遙相呼應。西方究竟是獨立創造，還是受了我國的啟發和影響，至今尚無確切證據。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朱載堉將他的畢生努力所得，畢恭畢敬地呈獻給皇上後，這些無價之寶卻被當作一團廢紙，打入冷宮，束之高閣，並不實行。

清代乾隆皇帝還把它罵得狗血噴頭。一直到它傳入歐洲以後，才轟動了整個世界，獲得了洋伯樂們的高度評價，使歐洲科學界不得不對中國人刮目相看。

時至今日，十二平均律已經風行於世界。歐洲音樂基本上採用十二平均律，然而大、小提琴演奏時往往容易傾向於五度相生律，還儲存著古代大音階的遺風。我國現代音樂，由於移調和轉調的需要，加上向多聲部發展，因此採用十二平均律作為標準，只是時間問題。

十二平均律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用十二平均律作為標準，在實踐上並不拒絕五度相生律及其推演的一種“純律”的“加味”。採用十二平均律後，不僅無損於我國的民族風格，而且有利於國際的音樂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