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來客007 2006-09-24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於河南鞏縣的瑤灣。他的出身是一個“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十三世祖杜預是西晉名將，祖父審言是武則天時著名詩人，父閒曾為兗州司馬和奉天縣令，因此他也享有不納租稅、不服兵役等特權。這一階級出身規定了杜甫要成為一個熱愛人民的詩人不可能不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也正是這樣表明著的。

杜甫一生約可分為四個時期。三十五歲以前，是他的讀書和壯遊時期。這時正當開元盛世，他的經濟狀況也較好，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詩人從小就“好學”，七歲時已開始吟詩，“讀書破萬卷”、“群書萬卷常闇誦”的刻苦學習，為他的創作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遊”。先南遊吳越，後北遊齊趙。遊齊趙時，曾先後和蘇源明、高適、李白等人有時呼鷹逐獸，打獵取樂，有時登高懷古，飲酒賦詩，並和李白結下了“兄弟”般的友誼。在這長期的壯遊中，詩人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嶽》詩可為代表。“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一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飢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飢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但他沒有迴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後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在陝北，他曾經和人民一起逃難，在淪隱了的長安，他曾經親眼看到胡人的屠殺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國亡家破的痛苦。為了獻身恢復事業，他隻身逃出長安，投奔鳳翔。“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從這些詩句也就可以想見當時的艱險和困苦。脫賊後，他被任為左拾遺，這是一個從八品、卻又很接近皇帝的諫官。就在作諫官的頭一個月，他因“見時危急”，上疏營救房官的罷相，不料觸怒肅宗，幾受刑戮。從此他屢遭貶斥，但也因而多次獲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機會。在由鳳翔回鹿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種慘象，他和父老們，和送孩子上戰場的母親們哭在一起。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於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並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七五九年七月，杜甫棄官由華州經秦州、同谷，歷盡千辛萬苦，於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後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七六四年，嚴武再鎮蜀，表薦杜甫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後人因稱“杜工部”），他曾度過六個月的幕府生活。除此以外，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常過著“生涯似眾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在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介之亂而捱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麼地方，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鬆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竟寫了一千多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七七�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祖國和人民最後的懷念。在人民被奴役的時代，要作關懷人民疾苦的詩人，他的身後，自然是蕭條的。八一三年，僅由他的孫子杜嗣業“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岳陽的靈柩歸葬偃師。詩人的遺體還漂泊了四十三年。

從以上簡單的敘述，我們已可看出杜甫和人民的關係和他如何成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的過程。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但他從切身生活體驗出發，對儒家的消極方面也有所批判。比如，儒家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杜甫卻不管窮達，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杜甫卻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謀其政！儘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卻說“拔劍撥年衰”。儘管“萬國盡窮途”，“處處是窮途”，然而他卻是“不擬哭窮途”，“艱危氣益增”。前人說杜甫的許多五律詩都可作“奏疏”看，其實何止五律？我們知道，儒家也談“節用愛人”，“民為貴”，但一面又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杜甫與之不同，他接近勞動人民，也喜歡勞動，甚至願為廣大人民的幸福犧牲自己。儒家嚴“華夷之辨”，杜甫卻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這種狹隘性。他主張與鄰族和平相處，不事殺伐，所以說：“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凌，豈在多殺傷？”（《前出塞》）因此他非常珍視民族間的和好關係：“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近聞》）對玄宗的大事殺伐以致破壞這種關係則加以非難：“朝廷忽用歌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喜聞賊盜蕃寇總退口號》）

總之，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虯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曆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由於時代、階級的限制，杜甫不可能否定皇帝的地位，白居易說“蜂巢與蟻穴，隨分有君臣”，也是把君臣關係看作天經地義。須要指出的是，杜甫雖然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但他的忠君是從愛國愛民出發的。正因如此，他一方面對皇帝存在著很大的幻想，希望透過皇帝的“下令減徵賦”來“各使蒼生有環堵”；另一方面，他也寫了“唐堯真有聖，野老復何知？”“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等詩句，直接諷刺皇帝，對權貴達官們禍國殃民的罪行，他更勇於揭發。

小瓏 2006-09-24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於河南鞏縣的瑤灣。他的出身是一個“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十三世祖杜預是西晉名將，祖父審言是武則天時著名詩人，父閒曾為兗州司馬和奉天縣令，因此他也享有不納租稅、不服兵役等特權。這一階級出身規定了杜甫要成為一個熱愛人民的詩人不可能不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也正是這樣表明著的。

杜甫一生約可分為四個時期。三十五歲以前，是他的讀書和壯遊時期。這時正當開元盛世，他的經濟狀況也較好，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詩人從小就“好學”，七歲時已開始吟詩，“讀書破萬卷”、“群書萬卷常闇誦”的刻苦學習，為他的創作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遊”。先南遊吳越，後北遊齊趙。遊齊趙時，曾先後和蘇源明、高適、李白等人有時呼鷹逐獸，打獵取樂，有時登高懷古，飲酒賦詩，並和李白結下了“兄弟”般的友誼。在這長期的壯遊中，詩人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嶽》詩可為代表。“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一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飢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飢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但他沒有迴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後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在陝北，他曾經和人民一起逃難，在淪隱了的長安，他曾經親眼看到胡人的屠殺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國亡家破的痛苦。為了獻身恢復事業，他隻身逃出長安，投奔鳳翔。“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從這些詩句也就可以想見當時的艱險和困苦。脫賊後，他被任為左拾遺，這是一個從八品、卻又很接近皇帝的諫官。就在作諫官的頭一個月，他因“見時危急”，上疏營救房官的罷相，不料觸怒肅宗，幾受刑戮。從此他屢遭貶斥，但也因而多次獲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機會。在由鳳翔回鹿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種慘象，他和父老們，和送孩子上戰場的母親們哭在一起。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於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並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七五九年七月，杜甫棄官由華州經秦州、同谷，歷盡千辛萬苦，於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後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七六四年，嚴武再鎮蜀，表薦杜甫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後人因稱“杜工部”），他曾度過六個月的幕府生活。除此以外，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常過著“生涯似眾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在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介之亂而捱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麼地方，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鬆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竟寫了一千多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七七�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祖國和人民最後的懷念。在人民被奴役的時代，要作關懷人民疾苦的詩人，他的身後，自然是蕭條的。八一三年，僅由他的孫子杜嗣業“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岳陽的靈柩歸葬偃師。詩人的遺體還漂泊了四十三年。

從以上簡單的敘述，我們已可看出杜甫和人民的關係和他如何成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的過程。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但他從切身生活體驗出發，對儒家的消極方面也有所批判。比如，儒家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杜甫卻不管窮達，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杜甫卻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謀其政！儘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卻說“拔劍撥年衰”。儘管“萬國盡窮途”，“處處是窮途”，然而他卻是“不擬哭窮途”，“艱危氣益增”。前人說杜甫的許多五律詩都可作“奏疏”看，其實何止五律？我們知道，儒家也談“節用愛人”，“民為貴”，但一面又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杜甫與之不同，他接近勞動人民，也喜歡勞動，甚至願為廣大人民的幸福犧牲自己。儒家嚴“華夷之辨”，杜甫卻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這種狹隘性。他主張與鄰族和平相處，不事殺伐，所以說：“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凌，豈在多殺傷？”（《前出塞》）因此他非常珍視民族間的和好關係：“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近聞》）對玄宗的大事殺伐以致破壞這種關係則加以非難：“朝廷忽用歌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喜聞賊盜蕃寇總退口號》）

總之，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虯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曆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由於時代、階級的限制，杜甫不可能否定皇帝的地位，白居易說“蜂巢與蟻穴，隨分有君臣”，也是把君臣關係看作天經地義。須要指出的是，杜甫雖然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但他的忠君是從愛國愛民出發的。正因如此，他一方面對皇帝存在著很大的幻想，希望透過皇帝的“下令減徵賦”來“各使蒼生有環堵”；另一方面，他也寫了“唐堯真有聖，野老復何知？”“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等詩句，直接諷刺皇帝，對權貴達官們禍國殃民的罪行，他更勇於揭發。

檀秀雋CN 2006-09-24

杜甫

（712～770）

唐代詩人。字子美。祖籍襄陽（今屬湖北），生於河南鞏縣。因曾居長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嚴武薦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後世稱之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並有文學傳統的家庭中，是著名詩人杜審言之孫。7歲學詩，15歲揚名。20歲以後可分4個時期。

玄宗開元十九年（731）至天寶四載（745），杜甫過著“裘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後漫遊吳越和齊趙一帶。其間赴洛陽考進士失敗。天寶三載，在洛陽與李白結為摯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會。杜甫此期詩作現存20餘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嶽》為代表。

天寶五載至十四載，杜甫困守長安，窮困潦倒。他不斷投獻權貴，以求仕進。六載曾應試“制舉”；十載獻“大禮賦”三篇得玄宗賞識，命宰相試文章；但均無結果。直到十四載十月，安史之亂前一個月，才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之職。仕途的失意沉淪和個人的飢寒交迫使他比較客觀地認識到了統治者的腐敗和人民的苦難，使他逐漸成為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創作發生了深刻、巨大的變化。產生了《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後出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這樣的不朽名篇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警世之句。此期流傳下來的詩大約100首，其中大都是五七言古體詩。

肅宗至德元載（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亂最盛。杜甫也盡歷艱危，但創作成就很大。長安陷落後，他北上靈武投奔肅宗，但半路被俘，陷賊中近半年，後冒死從長安逃歸鳳翔肅宗行在，受左拾遺。不久因房案直諫忤旨，幾近一死。長安收復後，回京任原職。758年5月，外貶華州司功參軍，永別長安。此時期的杜甫，對現實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先後寫出了《悲陳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別”等傳世名作。759年，關輔大飢，杜甫對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後辭官，經秦州、同谷，於年底到達成都。此期流傳下來詩歌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詩中的傑作。

肅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曆五年（770）11年內，杜甫在蜀中八年，荊、湘三年。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並斷續住了五年。其間曾因亂流亡梓、閬二州。765年，嚴武去世，杜甫失去憑依，舉家離開成都。因病滯留雲安，次年暮春遷往夔州。768年出峽，輾轉江陵、公安，於年底達岳陽。他生活的最後二年，居無定所。飄泊於岳陽、長沙、衡陽、耒陽之間，時間多在船上度過。770年冬，杜甫死於長沙到岳陽的船上，年59歲。逝世前作36韻長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有“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之句，仍以國家災難為念。這11年，他寫詩1000餘首（其中夔州作430多首），佔全部杜詩的七分之五強。多是絕句和律詩，也有長篇排律。名作有《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秋興八首》、《登高》、《又呈吳郎》等。

杜詩現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後20多年的社會全貌，生動地記載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經歷；把社會現實與個人生活緊密結合，達到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完美統一；代表了唐代詩歌的最高成就。被後代稱作“詩史”。但杜甫並非客觀地敘事，以詩寫歷史；而是在深刻、廣泛反映現實的同時，透過獨特的藝術手段表達自己的主觀感情。正如浦起龍所云：“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讀杜心解》）。天寶後期以來，杜甫寫了大量時事政治詩。短篇如《洗兵馬》、《有感》、《麗人行》、《三絕句》、《病橘》、《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又呈吳郎》，長篇如《夔州書懷》、《往在》、《草堂》、《遣懷》，雖內容各異，但都是個人情感與事實相結合，抒情色彩較濃。戰爭題材在杜詩中數量很大。杜甫對不同性質的戰爭態度不同。反對朝廷窮兵黷武，消耗國力的有《兵車行》、《又上後園山腳》等；支援平息叛亂，抵禦外侮的有《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觀兵》、《歲暮》等。《前出塞》、《後出塞》兩組詩，既歌頌了戰士的壯烈英勇，又譴責了君王拓邊無厭和主將驕橫奢侈；以一個戰士的自白概括了無數英勇士兵的不幸命運。“三吏”、“三別”中，詩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憤恨野蠻拉丁；但大敵當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淚勸慰被徵者。表現出作者內心尖銳複雜的矛盾衝突。杜甫有不少歌詠自然的詩。歌詠的物件，往往是既聯絡自己，也聯絡時事，是情、景與時事的交融，而不僅僅是情景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劍門》。

杜甫還有些歌詠繪畫、音樂、建築、舞蹈、用具和農業生產的詩，同樣貫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時代特色。杜集中也有些詩，時代氣氛不濃，個人感情較淡泊，尤其是在成都草堂寫的一部分詩。這是他經過長期飄泊，得到暫時休息後心境的表現。在《屏跡》、《為農》、《田舍》、《徐步》、《水檻遣心》、《後遊》、《春夜喜雨》等詩中，詩人對花草樹木、鳥獸魚蟲的動態有細膩的觀察，無限的喜愛和深刻的體會。體現了杜甫詩歌和為人的另一側面。杜甫懷念親友的詩，大都纏綿悱惻，一往情深。如《月夜》懷念妻子，《月夜憶舍弟》懷念弟弟。眾多懷友詩中，以懷念李白的最為突出。從與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談到李白的詩有15首。表現了他對李白的推崇和情誼。杜甫還以詩論詩，在《戲為六絕句》、《偶題》、《解悶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達了“轉益多師”、“別裁為體”，揚棄古今而自鑄偉辭的藝術主張。在困守長安和飄泊西南時期，為求仕進和維持生計，杜甫也作過一些內容無聊、格調不高的投贈權貴、奉和應酬的詩。其中有不少五言排律。

杜詩體制多樣，奄有眾長，兼工各體，並能推陳出新，別開生面。其五言古詩融感事、紀行、抒懷於一爐；博大精深、無施不可，開唐代五古境界；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羌村》、《贈衛八處士》、“三吏”、“三別”。七言古詩長於陳述意見，感情豪放、沉鬱，風格奇崛拗峭；如《醉時歌贈鄭廣文》、《洗兵馬》、《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歲晏行》等。其五、七言律詩功力極高；五律如《春望》、《天末懷李白》、《後遊》、《春夜喜雨》、《水檻遣心》、《旅夜書懷》、《登岳陽樓》，七律如《蜀相》、《野老》、《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宿府》、《白帝》、《諸將五首》、《秋興八首》、《登高》等；唐人律詩很少能超過它們。杜甫還有許多五言排律，幾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發展。其《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長達1000字。但杜甫排律亦多堆砌典故、投獻應酬之作。其絕句即景抒情，反映時事，並開絕句中議論之體，別開異徑，貢獻頗大。杜詩內容廣闊深刻，感情真摯濃郁；藝術上集古典詩歌之大成，並加以創新和發展；在內容與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詩歌領域，給後世以廣泛的影響。杜甫也被後人尊為詩聖。杜甫一生潦倒，其詩“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杜甫《南征》）。但死後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杜詩對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後。王禹、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對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範圍。

近千年來，治杜之風不絕。宋代有許多杜詩的編年、分類、集註等專書，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達《九家集註杜詩》、魯編次、蔡夢弼會箋的《杜工部草堂詩箋》、徐居仁編輯的《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後世註釋杜集的亦在百種以上，較流行的有錢謙益《箋註杜工部集》、仇兆鰲《杜詩詳註》、楊倫《杜詩鏡銓》、浦起龍《讀杜心解》。新、舊《唐書》都有杜甫本傳。兩宋以後，詩話筆記中評點、解釋杜詩的文字非常豐富。中華書局1964年編有《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杜甫卷》上編《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鴻保有《讀杜詩說》。另外，中華書局還將五四運動以來較重要的論文彙編成《杜甫研究論文集》。傳記和新的研究專著有馮至《杜甫傳》、蕭滌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詩論》、朱東潤《杜甫敘論》。較詳實的年譜有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和四川文史研究館的《杜甫年譜》。

hjfhhq 2006-09-24

http：//baike。baidu。com/view/2211。htm

匿名使用者 2006-09-24

杜甫（712－770）：唐詩人。字子美，詩中嘗自稱少陵野老。祖藉襄陽（今屬湖北），自其曾祖時遷居鞏縣（今屬河南）。杜審言之孫。自幼好學，知識淵博，頗有政治抱負。開元后期，舉進士不第，漫遊各地。天寶三載（744年）在洛陽與李白相識。後寓居長安（今屬陝西）將近十年，未能有所施展，生活貧困，逐漸接近人民，對當時的黑暗政治有較深的認識。靠獻賦得始得官。及安祿山軍陷長安，乃逃至鳳翔，謁見肅宗，官左拾遺。長安收復後，隨肅宗還京，尋出為華州司功參軍。不久棄官往秦州、同谷。又移家成都，築草堂於浣花溪上，世稱浣花草堂。一度在劍南節度使嚴武幕中任參謀，武表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故世稱杜工部。晚年攜家出蜀，病死湘江途中。一說飫死耒陽。其詩大膽揭露當時社會矛盾，對統治者的罪惡作了較深的批判，對窮苦人民寄以深切同情。善於選擇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題材，反映出當時政治的腐敗，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人民的願望。許多優秀作品，顯示出唐代由開元、天寶盛世轉向分裂衰微的歷史過程，故被稱為“詩史”。在藝術上，善於運用各種詩歌形式，風格多樣，而以沉鬱為主；語言精練，具有高度的表達能力。繼承和發展《詩經》以來的優良文學傳統，成為我國古代詩歌的現實主義高峰，起著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兵車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春望》、《羌村》、《北征》、《三吏》、《三別》、《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秋興》等詩，皆為人傳誦。但有些作品也存在著較濃厚的“忠君”思想。有《杜工部集》。（《辭海》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