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後期，太平軍與湘軍作戰時在數量上遠遠超過湘軍，為什麼還屢戰屢敗

qqda98552013-03-04

200兄弟：

太平天國後期，洪秀全反覆強調君權神授，並不斷自我神化。1863年12月下旬，曾國藩的湘軍已把天京團團圍困，在天國形勢萬分危機之時，李秀成提出“讓城別走”，洪秀全竟斥責說：“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者乎？”但天父上帝是救不了太平天國的。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先期病故的洪秀全遺體被湘軍從天王府中掘出，舉火焚之。上帝的神話從此便與天王府七日不熄的大火，一起化作了灰燼。

得人則昌，失人則亡——洪秀全的孤家寡人政策

“存亡在於得人”，這是漢代劉向的一句名言。在得人與用人方面，洪秀全採取的是孤家寡人政策，遠遠比不上與他刀兵相見的湘軍首領曾國藩。在上帝教的小家庭裡，不僅有全能的天父天兄，就連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等人也都是上帝遣派到人間的“神”。所以他們並不需要凡身肉胎的才華和智慧，“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實是天父早已排定，故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但實際上洪秀全等人也明白，要建設地上的天國，必須有大批的人才。所以他們也曾竭力蒐羅知識分子，或開科取士，或設榜招賢。然上帝教所推行的反孔政策及“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的過激行為，致使大部分知識分子退避三舍。同時，對進入太平軍中的文化人，洪秀全等人也是隻利用而不重用。史載：“賊擄我官吏紳衿讀書有心計人，或挫折以死，或分為各館充當書手，號曰先後，所辦無非寫奏章、誥諭、封條、出告示、造家冊、兵冊等事，一切軍令蓋不與聞，蓋防有用之才之算己也。”故李秀成被俘後，在被問及官兵與太平軍某事好、某事不好時說：官兵多用讀書人，而太平軍中無讀書人。其實，太平軍中也並非沒有文武兼備的人才，如翼王石達開、忠王李秀成等都是令清軍望而生畏的人物，但他們並沒有得到洪秀全十分的重用。

同時，按照上帝教的規定，凡是拜上帝者皆為天父子女，不拜上帝者為妖徒鬼卒，均在斬殺之列。這樣以順逆、人妖來劃分敵我，又嚴重地擴大了打擊面。同樣，狹隘的宗教信條還使太平軍失去了很多的盟友和同盟軍。如上海小刀會起義之後，首領劉麗川等極欲歸附太平天國，上書洪秀全願受驅使，但天國始終未派兵接應，任其孤立無援，終至敗亡。其他如福建的小刀會、紅錢會，江西的邊錢會，廣西的昇平天國、大成國，包括淮河兩岸的捻軍等各地各民族起義，太平天國均未能很好地與之聯合。結果，各支農民起義軍分別被清軍鎮壓。

北伐西征，形同流寇——太平天國戰略上的重大失誤

縱觀太平天國戰史，我們很難看到一種謀定後動、貫穿全域性的戰略計劃，卻常出現坐困突圍、隨機性較大的戰略失誤。如金田起義之後，洪秀全不及時帶兵北上，而是先於大黃江口駐紮57天；在武宣東鄉登極後，也屯兵二月之久；其後在永安“蕞爾山城”中，又急急封王建政，盤桓半載有餘，給了清廷從容調兵遣將的機會。軍事上的一連串勝利，又使天國領袖們忘乎所以，以為“百萬銅關，盡行打破，實賴天父天兄之權能”，而非人力之所為。故建都天京後，洪、楊等人置清軍在天京和揚州城外建立的江南、江北大營於不顧，分兵北伐和西征。

當時太平軍雖號稱百萬，但除去老弱婦孺，能戰之兵只有十萬左右。如集中兵力先摧毀威脅天京的清江南、江北大營（時兩大營兵力不足三萬人），然後以天京為中心，上取武漢九江、安慶，下取上海、蘇、杭，建立鞏固的江南根據地，最後再揮師北伐，與清廷爭奪天下，也許會取得劉邦、朱元璋的勝利。但天國領袖們計不出此，卻匆匆將全部太平軍兵分為三，結果無論留守天京，還是北伐、西征，其兵力均不佔優勢，實際上給了清軍各個擊破的機會。

不修德政，治國無章——洪秀全等人治國政策的檢討

太平天國以宗教起家，是政教合一的組織，所以上帝教的教條既是軍規，也是法律。在建都天京以前，這種兼法律與軍規的宗教教條，在太平軍與清軍的作戰中，無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建都之後，太平天國並沒有一套完整的治國之策，而是將治軍的上帝教教規直接推行於社會，結果非但行不通，而且大失民心。

在經濟方面，進入南京之前太平軍還採取保護農工商政策，“買飯求漿，多給市值”。但建都之後，楊秀清便釋出《待百姓條例》，實行廢除工商、田畝歸公的政策，“鋪店照常買賣，但本利皆歸天王，不許百姓使用”，“不要錢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粒，全歸天王”。太平天國又設立百工衙，集中各種工匠為天國服務，“但有口糧，並無僱錢”。這種剝奪農民和手工業者、違反經濟規律的政策是根本行不通的。

在文化方面，金田起義之後，在獨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驅使下，太平軍視“諸凡百神皆為妖魔，遇廟像輒焚燬”，以致“所過廟宇祠觀，無論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殘剝”。建都天京後，洪秀全的反孔政策更急劇升溫，“所陷之處，凡學宮正殿兩廡木主亦俱譭棄殆盡，任意作踐，或堆軍火，或為馬廄，江寧學宮則改為宰夫衙，以璧水圜橋之地為錐牛屠狗之場”。對於儒家經典，則禁之惟恐不絕，毀之惟恐不盡。其後，因楊秀清提出不同意見，洪秀全雖下詔設刪書衙，宣佈孔孟經書待刪改刊行後始準習讀。但直到太平天國敗亡，刪改之書也未能問世，孔孟之書仍被禁止。太平天國如此摧折作為漢族文化象徵的儒家文化，焚禁一切古書的做法，與推崇儒學的清王朝形成鮮明對照，其結果不啻將整個士大夫階層乃至普通民眾，都推向自己的對立面。

在社會管理方面，太平軍所佔之地，凡城鎮居民不管信仰愛好與否，先將財產集於聖庫，按男女分編入館，然後嚴格履行拜上帝儀式，誦習天條，讚美皇上帝。這種取消家庭、違揹人倫的禁慾政策，引起大多數人民的強烈不滿，以至“嗟怨之聲”，長久不息。同時，太平天國還將上帝教強行推向社會，迫使人們改變風俗。如：不許奉佛敬神，崇拜祖宗，“禁民間供奉家堂”；禁止人們按傳統的舊曆過年，並取締民間過節時與天情相悖的所有舊俗；禁止民間飲酒、吸菸等等；這一系列以宗教治國的政策必然與傳統社會發生激烈的衝突，故當時處罰、殺戮之事所在多有。曾任天國洋務丞相的羅孝全說：“他們的政治系統和他們的神學是一樣的薄弱可憐。我不相信他們有任何的政治組織，並且不相信他們知道要組織一個政府。一切要務好象完全存於軍法，由最上級到最下級的當權者都是在殺人這條線上走。”如果去除誹謗之詞，這種看法亦不無道理。

150年前爆發的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最終失敗了，她曾使無數英烈們抱恨終天。她在歷史上的豐功偉績和興亡得失，儘管可以任人評說，但其用鮮血和生命鑄成的慘痛教訓，卻永遠值得後人警醒。

背景：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矛盾空前激化。戰時軍費和對外賠款，全部都加到了廣大農民和其他生產者身上。又由於各級官吏的層層盤剝和地主階級轉嫁攤派，農民的實際負擔數倍於明文規定的提稅。再加上銀價上漲及連年水旱災害，大批人民衣食無著，陷於極端悲慘的境地。因此，農民的反抗風起雲湧，遍及全國，其中尤以兩廣和湖南鬥爭最為激烈。在這樣的背景下，太平天國革命在廣西爆發了。

這場戰爭勢在必發，不得不發，皆因大清對外之無能，對內之殘酷。

這一切皆來自中西方的接觸與衝擊，如果當時大清未到中衰，大清統治者有康熙、成吉思汗之雄才大略，任他八國集團多麼強橫，也未必能夠侵入中國，反而可能引來殺身大禍，使歐亞大陸統一於大清鐵蹄之下（不好意思，多廢了兩句）。但也正是由於封建社會的集權制度使得明君出現的機率大大減小，絕對之權利只能導致絕對之腐化，如果一個國家取決於一個人的意志，那麼這個國家就相當危險了。

太平天國運動爆發的原因與鴉片戰爭影響之間的關係：

太平天國運動是多年來階級矛盾積累的結果。鴉片戰爭中清政府慘敗，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償付大量賠款，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戰後開闢通商口岸，便利了西方商品的輸入，自然經濟開始解體，一批農民破產，流民增加；戰後鴉片貿易猖獗，白銀大量外流，加上統治集團生活腐敗奢侈，進一步加劇了階級矛盾。因此，民族矛盾激化了階級矛盾，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說“太平天國運動是鴉片戰爭炮聲的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