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紫倒A 2008-04-18

《李谷一與<鄉戀>》是怎麼回事？鄧加榮 釋出時間： 2007-12-07 16：16 光明日報新聞內情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早在1979年底，1980年初，中央電視臺製作並播放了一部旅遊風光片電視劇《三峽傳說》，劇中有一首插曲名叫《鄉戀》，以擬人格的手法，表達了長江在流到秭歸，來到“生長明妃的當有村”這個奇妙地方，不免發出對我國一位奇絕女子王昭君的思念，從藝術角度上反映出王昭君在離開故鄉、遠去長安時對於鄉土的依依戀情。記得畫面上是一個古裝美人，在山青樹茂、水碧花紅的峽江上廣舒長袖，獨抒胸懷。《鄉戀》，就是這時配唱的一支曲子。按說，這是情景交融、山水和人物結合在一起時必然產生的感念和情思。

導演馬靖華原來填了一首詞，讓作曲家張丕基譜曲。詞曲完成後，交給歌唱家李谷一演唱。雖然三人的功底都是一流的，創作上也都用盡了心力，但是演出的效果卻並不理想，以至配唱剛一結束，錄音棚裡就發生了互不相讓的爭吵。導演嫌曲調過於激昂，沒有一點抒情的味道。作曲家當然也有自己的理由，埋怨歌曲寫得不順。李谷一憑著一個歌唱家的直覺，也感到歌曲有些不妥，便回過頭來勸張丕基讓他修改，並向他保證一定要把這首歌唱好。

在李谷一的勸說下，雙方達成協議：都對原詞曲作修改，確切地說，都進行重新創作。因為抒發這種思鄉懷故之情，不細膩深沉舒緩，還真不能充分表達。

兩天之後，詞曲都已改好，再送到李谷一手上時，完全是另一番情景，另一種境界了。李谷一本人已受到了感動，因此在演唱時充滿了深情，那纏綿悱惻、不絕如縷的鄉思，那低迴悽婉、如泣如訴的離愁，感人肺腑，撼人心絃。沒等曲終，她已經是淚流滿面了。

然而，就是這樣一支歌曲，拿到社會上去之後，竟然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播出後，雖然很受廣大群眾的喜愛，街頭巷尾到處聽到人們哼唱的聲音；但是也有一片強烈的斥責、非議甚至是聲討征伐之聲。在報紙雜誌上，經常看到批判的文章。有的說：“這首歌趣味不高，格調很低，在氣質、情趣、人物的品德和性格等方面都不夠健康”；有的說：“這首歌是灰暗的、頹廢的、低沉纏綿的靡靡之音”，非議最多的，是李谷一所採用的輕、氣聲唱法。

原來，早在為獲獎電影《小花》配唱插曲《妹妹找哥淚花流》、《絨花》和為電影《淚痕》配唱插曲《我心中的玫瑰》、《擦掉吧，傷心的淚》時，李谷一就大膽創新地嘗試將西洋歌劇和我國古典戲曲中曾經使用過的輕聲和氣聲唱法，巧妙地運用到現代歌曲上來。這一突破，使我國的歌壇立即為之耳目一新，像一股清新的風吹蕩著人們束縛已久的心扉，那舒緩的輕聲和顫動的氣聲讓人們感受到從未有過的藝術享受和感情共鳴。就因為有了這一小小的創新，便使得李谷一的歌聲沁入到廣大群眾的心底，李谷一已經成為家喻戶曉、人人樂道的一個名字。電影百花獎評選時，《妹妹找哥淚花流》和《絨花》被評為最佳配唱歌曲。但與之同時，也招引來一片竊竊私語和各種非議之聲。有不少的人都認為這種唱法不正經、走了板，離經叛道，不符合社會主義藝術規律。於是，有不少好心的人出來向她發出警告：“應當止步了，再往前走就危險了！”

但是，當時她配唱的一些歌曲，都是反映革命戰爭和反對“四人幫”迫害的政治性很強的題材，雖然歌曲的唱法有些創新，反感者卻不好說出更多的話來。等到《鄉戀》一出來，那鬱積已久的李谷一唱法問題就徹底地爆發了。新舊觀念、新舊隔閡、新舊矛盾、新舊分歧，統統在這首歌曲上爆發了。什麼“嬌聲嗲氣呀，矯揉造作呀”，什麼“完全是毫無價值地模仿外來的流行歌曲”，“很像目前海外歌星們演唱流行歌曲的路子”，“同那裡的咖啡館、酒吧間、歌舞廳、夜總會等等資本主義社會的娛樂生活是一個味道”。有的說：“讓一位古代的巾幗英雄唱這樣靡靡之音，有損於人物的形象”；有的說：“用電吉他去配長袖曼舞的王昭君，不倫不類”。還有人寫打油詩藉以諷喻說：“昭君麗君都是君，不抱琵琶抱電子琴！”除了這些限於藝術範圍之內的爭論外，有些人更是廣泛地延伸，把社會上出現的嗽叭褲，港式頭和青少年犯罪等等，都與李谷一的歌聲連到一起。有人甚至搞形式邏輯的三段論證，把輕音樂、港臺音樂和靡靡之音無間奏地連到一起；把抒情歌曲、流行歌曲和黃色歌曲無間奏地連到一起；把李香蘭、鄧麗君和李�君無間奏地連到一起。甚至，連過去曾經說過“什麼時候我都替李谷一講話”的人，現在也覺得她走得太遠了，“我們為李谷一同志現在選擇了這樣一條路子而感到惋惜。”至於過去就對李谷一唱法嫌棄和看不慣的人，就更是怒不可遏了。於是一時間，電閃雷鳴，冰雹雪霰，一齊向她襲擊過來。音樂界裡，重新奏起《揚子江暴風雨》。

1980年4月間，她收到了中央樂團一位領導同志的信，警告她如果再走下去，這裡便沒有適合她表現藝術才華的土壤了，只好請她另謀高就。這是一道很殘酷的逐客令。因為在當時的體制下，一個人一旦被某個單位開除，其他任何單位都不願意再收這位革員。試問，在這樣情況下她還能到哪裡去尋找適合表現自己才華的土壤呢？也就是在這個月份裡，音樂界人士在北京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音樂界一位負責人點名批判《鄉戀》，而且說得很具體：詞和曲的問題都不大，毛病就出在唱法上。他還告訴作曲家，如果找人重唱，可以開放綠燈，同意在電臺和電視臺上播出。看來一切都明朗了，跌落在《揚子江暴風雨》中的，只有李谷一一個人了。

與此同時，也還有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也被當作炒作資料，被添油加醋地撥弄起來。有的人含蓄委婉地將李谷一因感情不合與金鐵林離婚的事，說是她由於生活上的曲折才把所有的歌兒都唱得過分憂鬱、感傷；更有的人甚至巧笑俏罵，說她“要結一百次婚”。某個相聲演員竟然編成段子，說有個家庭婦女專愛無事生非地饒舌，逢人便講：“你知道嗎？李谷一又結婚了！嫁給百貨大樓的張秉貴，兩個人的結婚照都擺在照像館櫥窗裡了。”有人去照像館看過之後對饒舌婦說：“那不是結婚照，櫥窗裡的照片是分著擺的，一個在東，一個在西。”饒舌婦聽了一撇嘴說：“哎，你們不知道，昨天又離了！”

就是在這種氣候下，我和理由去採訪了李谷一。由於我倆對於中央樂團和門坎都不熟悉，透過別人幫助，我們的採訪一路順利，樂團的一些負責人和熟悉李谷一的一些同志，都熱情地接待了我們，雖然大家對於李谷一的看法不盡相同，但都坦誠地、毫無保留地介紹了李谷一的情況和他們的看法。

當時李谷一正在外地演出，沒有能夠見到她的面。我們把外圍戰場打掃乾淨後，便乘飛機追趕到上海。上海記者站同志聽說理由來了，大家都很熱情，大力配合，給我們提供了許多便利。

丁香盛開的5月，在花香醉人的春風中，我們隨著擁擠的人流走進了寬闊敞亮的體育館大廳，在一個偏角的位置上坐下來。今天中央樂團在這裡演出，人們聽說有李谷一參加演出，深夜2點就冒著細雨排隊買票。一般的音樂節目很少在體育館裡舉行，因為場子太大，如果賣不出那麼多票，場上稀稀落落的，效果便不好了。但是那天，18000個座位的上海體育館，全場爆滿。

李谷一身穿深紅色的長裙，最後一個走出來。她雖然步履輕盈，姿態優美，富有彈性，但是你稍微用心便會看得出來，她的臉色有些疲憊，心底藏著波瀾。她的歌唱得很動人，一啟唇，臺下便悄然凝慮，針落有聲。她傾吐出來的，是人們都能感受到的活生生的真實感情。

最後一個節目報出《鄉戀》時，我和理由都驚訝地對視了一下，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還敢在大庭廣眾之下唱《鄉戀》嗎？後果將會怎麼樣呢？我們懷著既擔心又期盼的複雜心情，進入了她所創造的詩一般的藝術境界。三峽雄姿奇偉，氣象萬千，那懷志遠離的古代女子，一步一回首，顧盼流連的神態，清晰如畫地展現在人們的眼前。

你的身影，

你的歌聲，

永遠印在我的心中。

昨天雖已消逝，

分別難重逢，

怎能忘記你的一片深情……

歌曲結束，場內人群的情緒達到了沸點，掌聲如春潮一般在大廳裡激盪。李谷一隻好像運動員似的繞場一週，以答謝觀眾對她的一片盛情。

在上海，我們訪到了她。她說她很忙，樂團實行半獨立的經濟核算，樂團的開支主要依靠綜合樂隊的演出收入來維持。她說，這一年多來已經演出了200多場。除此之外，她還要給電影和電視劇配唱，幾乎沒有一點間歇。她簡單地列出個時間表給我們看。去年，在為電影《小花》配唱的前夜，她還在秦皇島舞臺上為觀眾演出。她的節目提前了2個小時，為的是能夠趕上火車返回北京。夜裡12點到家，第二天清晨8點就趕到了北京電影製片廠錄音棚。上午一首《妹妹找哥淚花流》，下午一首《絨花》。第二天上午，又搭乘火車返回北戴河。下午6點鐘到，7點就又上臺演出。今年3月，剛剛結束在北京的演出，就一路南下到了江浙，48天裡演出了45場。這不，剛進5月就到了上海，接下來還要到天津、瀋陽、大連、西安等地，年末還要趕到廣東、廣西。東西南北，春夏秋冬，場場都不能把她落下。觀眾見沒有李谷一出場，便紛紛向臺上拋西紅柿和桃子。有一次她來到上海，下火車時已經是夜裡2點多鐘了，剛剛走進候車室就被鐵路員工們認出來。大家非讓她唱首歌不可，盛情難卻呀！於是，她就在候車室裡清唱了一首。

無論是在什麼地方，無論是在為誰演唱，她都認認真真，投入全部感情，每一個字都要用全部感情去熔鍊、陶鑄。因此，每一首在觀眾聽起來悠揚優美，輕鬆自如的歌，對於歌唱者本人來說卻不是那麼輕鬆自如。人們看見的是亮晶晶的絲，卻不知道蠶是怎麼嘔心瀝血將它吐出來的。有一次她在瀋陽演出，聲帶血管再一次破裂，當時便血流如注。一方藕荷色的手帕上綻開了幾朵血紅的桃花。她是一隻望春的杜鵑，聲聲啼血。

當談到《鄉戀》所引起的爭議時，她衝動地說：“我並不認為這是一首特別精湛的歌曲，只是真實地抒發了人們對家鄉故土的依戀感情而已。我在演唱時，根據詞曲創設的意境，採用了輕聲和氣聲的唱法，加重了人物的感情深度，因此受到了廣大觀眾的喜愛。有人指責這種唱法是簡單地模仿港臺流行歌曲，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事實上，輕聲和氣聲在西方歌劇和我國古代戲曲，甚至某些民歌的演唱中，都使用過。西方歌唱家常用嘆氣的聲音使氣息保持一定的深度，使喉頭放鬆達到聲音鬆弛的程度。至於輕聲，在我國戲曲中就更為多見。在《鄉戀》中，我更多地採用了輕聲，是因為輕聲更能夠表達王昭君離別時的憂傷和懷念的情緒。這無論如何，都不能與港臺流行歌曲相提並論。有人說我拼命地學港臺歌星。我怎麼學呢？每月工資只有49�50元，連一臺錄音機都沒有。再說，一天到晚忙得連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想學也沒功夫學呀！我今天之所以還有勇氣唱《鄉戀》，主要是因為有廣大群眾的支援。我每天都能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信。廣大觀眾和聽眾對我的支援，便是最大的鼓舞和力量。”

月末，我們從上海返回北京，接著又在北京訪問了許多與李谷一有過接觸往來的同志，其中包括《鄉戀》的作者馬靖華、張丕基和《妹妹找哥淚花流》的詞、曲作者凱傳、王酩等人。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央音樂學院教授金鐵林同志（當然，那時他還不是教授）。他雖然已與李谷一離婚了，但是聽說我們來採訪李谷一，還是顯出十分的高興和熱情，沒有絲毫因為個人生活上的事而留有什麼嫌隙。從這也看出，他們的離合是完全光明磊落的。6、7月的天氣，酷熱非凡，進屋還沒有坐下已是汗流浹背、嗓子冒煙。金鐵林是早有準備，立即從廚房裡捧出一個冰鎮西瓜，快馬金刀地切開招待我們。

他是行家，詳細地給我們介紹了李谷一歌唱的特點和藝術上的成就，特別是在輕聲、氣聲運用上的突破。他的稱讚是毫無保留的，說話時總是喜形於色，滿面生輝，得意之情溢於言表，他充滿信心地說：“我培養出了一個一流的歌唱家李谷一，還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培養出第二個、第三個這樣出色的人才。”我們聽了也很興奮，表示以後要做專題報道。可惜理由同志後來去了香港，我們沒有實現當年的諾言——對金鐵林的教學方法做專題報道。

1980年10月8日，我們的採訪稿《李谷一與〈鄉戀〉》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之後，在社會上發生了強烈的反響，讀者紛紛給報社和李谷一本人寫信，記得那時的登稿組，每日都要送過來一大捆讀者來信，不出三五天就要裝一麻袋。這些來信什麼人都有，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學生、幹部、教員、軍人、教師、科技工作者、文藝界同行，什麼年齡的都有，小至十幾歲的中學生，大至退休的老人。在大學裡反應最為強烈，報紙拿到學生宿舍裡時幾個人搶著看，因為等不及，只好將一張報紙裁成幾條大家交換著看。《光明日報》也在11月9日闢了專欄《對李谷一與〈鄉戀〉一文的反應》，摘要選登了一些來信，並加編者按語說：“10月8日本報第三版登出《李谷一與〈鄉戀〉》一文之後，引起強烈反應，收到來自全國各地幾百封讀者來信，現摘登幾封如下。”

讀者來信絕大多數是支援李谷一的，喜歡她的演唱，不同意對她的創新和突破採取壓制態度。有個銀行幹部說：“我不曉得音樂，不知道什麼是‘輕聲’、‘氣聲’，只知道群眾喜歡聽李谷一的歌，只知道李谷一的歌能引起人們感情上的共鳴，能給人美的享受。”有位大學生說：“我第一次聽到李谷一唱《鄉戀》時都呆了，真像沉浸在夢境裡似的。我還從來沒聽到過這樣打動人心的歌呢！”有位中學教師說：“不允許搞‘創新獨白’，只准長歌頌雅，不準演員採風，稍一離格，即為異端，這符合藝術發展的規律嗎？如果天天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而連一首《鄉戀》都要打入冷宮，甚至槍斃，恐怕中國的歌壇上，就永遠只能欣賞‘靠舵手’了！”

但也有一些反對者的來信。有人說《鄉戀》只是一首一般歌曲，“上海、天津體育館裡的狂叫，也不能拿來作為《鄉戀》受群眾稱道的例子。幾千封支援的信，也說明不了問題。”認為《光明日報》是對李谷一過分渲染，“這種做法也有一個稱呼，叫做‘捧殺’。”還有人用下流的話來諷刺作者，說：“為忠臣烈女讚頌者，義士也；為歌女聲妓捧場者，嫖客也。”

報紙雜誌上接連出現了批判與反對的文章，一直延續1年多的時間。直到1981年11月還有人在《人民音樂》上發表長篇文章，指責《李谷一與〈鄉戀〉》的作者“所獲得的社會效果是運用誇大和歪曲事實的手法取得的”，聲色俱厲地警告作者說，“如果按照作者所提倡的新的美的探索繼續探索下去，其結果將不是實現了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所需要的音樂美的創造，而是對這種音樂美的損害。作者寫作該文所表現出的作風，則是對我國優良的新聞道德美的損害。”

不僅如此，音樂界一些權威人士還在中央一家大報上組織專題論壇，名曰《關於當前音樂創作和表演的討論》，連續發表了數期，有不少音樂界權威人士寫文章批評李谷一唱法、批評《鄉戀》、批評長通訊《李谷一與〈鄉戀〉》。有位專家寫文章說：“有些歌唱演員為迎合少數觀眾的低階趣味，亦步亦趨地模仿某些港臺歌星的庸俗風格。對此，一些人非但不幫助人們分辨真善美與假醜惡，反而大加讚揚，似乎這才是當今中國樂壇的正宗，這就使得通俗與庸俗、輕快與輕佻、灑脫與放蕩、委婉細膩與矯揉造作等混為一談了。那些庸俗的捧場和廉價的喝彩，不僅汙染了我們的音樂論壇，也會使被捧者誤入歧途。”

一天，我到李谷一的家裡，她當時的心情很複雜，但總的來說，對於《光明日報》對她的報道還是很感激的，她從床底下拉出一個大木桶來，裡面裝的都是讀者的來信，有7、800封。李谷一說：“我是含著眼淚讀這些信的。他們，這些普普通通的工人、學生、幹部、老人、孩子……透過這些信給我送來了莫大的溫暖和支援，給我莫大的鼓舞和力量。我唱的歌，吐的血，流的淚，受的委屈，比起這一片像海一樣的深情來，算得了什麼呢？”

我拿起那些各種筆跡，貼著各種郵票，蓋著各地郵戳的信，同樣感受到一股精神上的熱浪，激動的火花和樸素真摯的感情合流。我說的是“合流”，是恰如其分的，因為許多信的落款都寫著“我們一群十幾歲的年輕人”、“我和我身邊的同志”、“我們全班同學”、“我和我的全家”……

法國藝術大師羅丹曾經說過：“不公平的批評會激起人們的反感，會逼使他們在對於藝術家的同情上加以思考，更加明顯的把這種同情表露出來。”李谷一所遇到的情形，也正是這樣。就拿不久前在天津體育館裡一次演出來說吧，原來節目單上並沒有《鄉戀》，但是觀眾在她謝幕時卻高聲喊《鄉戀》、《鄉戀》，沒有這個節目就不讓她退場。等她開口一唱，群眾就熱烈鼓掌，她是在群眾的掌聲節奏中把這首歌曲唱完的。難道，那些觀眾僅僅是為了欣賞藝術嗎？如果僅是為了欣賞藝術，就不會用掌聲來干擾她的優美歌聲了。觀眾的掌聲就是他們的發言，就是他們表達自己意見的一種方式。

對於一些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她也感到很緊張，不斷地向我解釋說：“前次我有些激動，在介紹情況時說每月只拿49�50元工資拿什麼買錄音機，情況有點出入，今年我已經提了一級，工資長到55元了，而且也有了稿費，錄音機已經置了。關於演出的場次，你們寫半年200多場，我近來算了算，不是半年，而是1年。前幾天我已在報上做了解釋。”

我說：“這樣，你的經濟狀況要比過去好多了！”她笑著說：“我從來不裝窮，也不抱怨我的貢獻大收入少，對這些我是從不計較的。”說著，她還開啟衣櫃，讓我看看她新做的幾件衣服，當然，也都是些普普通通的。

那天，談得很多，她請我留下來吃晚飯。她讓她的姨媽去買三毛錢的肉末，做了一頓炸醬麵。說實在的，那時候人們的生活也就是這個水平；同時，也說明她這個人很實在，一心撲在事業上，對生活從不講究。

這一年，李谷一的歌越唱越火。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無處不有李谷一的聲音，無處不在傳唱《鄉戀》。有越來越多的人認同了李谷一的創新，那些非難和壓制的阻力終於沒有阻擋住時代的腳步。許多更年輕一點的歌手，又從李谷一的創新中進行更為大膽的創新，更有些人專門模仿李谷一的唱法，社會上經常聽到李谷二，李谷三之類的稱呼。

一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約我給他們寫一篇李谷一的專訪稿，於是我和電臺記者再次來到李谷一家中。這時她已與肖卓能結婚，搬進海軍大院。這次她展示給我的，更多的是家庭女性的一面。她對丈夫很溫柔、體貼，對3歲的女兒關懷備至，說不盡的撫愛。丈夫對她也很好，關心她的事業，從各方面給予支援和幫助。李谷一說普通話有的字咬不準，我見他當場就給糾正了幾處。那天他不僅幫助了李谷一回答了不少記者提出的問題，而且還主動提出來要下廚房，親手燒幾道菜來招待我，並說：“聽說上次李谷一隻給你吃了三毛錢肉末的炸醬麵，這次我來給你補上。”李谷一也笑笑指著丈夫說：“他的手藝比我強得多，很會做菜！”

以後，我又為幾家文學雜誌寄了報告文學《啼血杜鵑——李谷一》，《她在揚帆遠航》。

我最後見到她時，她已經是輕音樂團的團長了。為了籌建這個團，她費盡了苦心。雖有文化部領導和中央樂團的支援，但是，要在平地裡建立這樣一箇中國從未有過的新東西，困難和阻力之多是可以想象的，雖然中央的政策已經開放準允，但是有些人在感情上卻硬是不承認它。什麼輕音樂，流行歌，靡靡之音！文化部雖然支援，但只能給幾十個團員按月發工資，其他的經費一律自籌。辦公室和排練場都沒有。李谷一的家就是辦公室，她家那部電話就是傳達指令的發號臺。團員們住在全城東西南北各個角落，要演出時就得一傳十，十傳百地向下發通知。團員們搭乘公共汽車滿頭大汗地擠過來，顧不得休息擦掉臉上的汗水就立即動手化妝上臺。好在大家在她的感召下向心力很強，從來沒有一個人誤場的。即使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們頭一年就到全國各地演出了150餘場，場場受到歡迎。團裡接連培養出韋唯、付笛聲、任靜等一批深受廣大群眾喜愛的新星歌手。

劉秉義爽暢地對人說：“和李谷一在一起工作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作為一個著名歌唱家和司局級幹部，她沒有一點架子。在工作上雖然有些事情也會爭吵得臉紅脖子粗，可大家都不往心裡去，爭吵過後照樣又有說有笑，從不背地裡說長道短給人小鞋穿。遇到電視臺或記者來拍照時，她總是把年輕的演員往前推，自己卻像個勤雜工，裝臺、卸臺什麼活都幹！”文化部的一位負責人也說：“就部裡直屬的13個藝術院團來說，以紀律嚴明，演出認真，輕音樂團當屬第一。”

李谷一在黨的關懷下，迅速地成長起來，1986年11月7日她入了黨。她說：“這個日子很好，是十月革命69週年，差1年就是70週年。”在說起入黨問題上，她還笑對我說：“我能入黨，老肖（她丈夫）對我幫助很大，他是老黨員，覺悟高，不僅主動擔起了家務，保證我在團裡的工作，而且在思想政治上給予許多具體的幫助。”

這是我與李谷一同志最後一次見面時，她告訴我的，那是1990年夏出版局召開的一次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頒佈執行而邀請各界代表出席的座談會上。會上，她的思路敏捷，言語犀利，又做了一次精彩生動的發言。

從那之後，我們就沒有再見面，聽說，她現在已調到東方歌舞團任黨委書記了。近年來雖然出臺演出的次數少了，她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藝術管理和人才培養上，經她培養出來的走紅歌星難以計數。她的丈夫肖卓能還在某公司當總經理，女兒肖一（乳名寶寶）正讀大學，已是婷婷玉立的大姑娘了。

亞麻色的長髮 2008-04-16

呵呵，因為氣聲唱法剛剛作為新生事物呈現在世人面前，打破了以往的民族和通俗的傳統唱法，新生事物問世，都是會經過人們爭議的過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