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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鐵志：四十年前的朋克革命是怎樣改變世界的

時間：2016-12-22 09：04：19 來源： 作者：張鐵志

1976年的秋天和冬天，在倫敦沉悶和陰霾的空氣中，一支剛成軍的樂隊性手槍（Sex Pistol）製造了英國流行文化史上，或者整個音樂史上前所未有的混亂。一如他們第一首單曲的名字：這是一場無政府主義。

Sex Pistol

Sex Pistol

這一切甚至比他們想搞文化革命的經紀人麥克拉倫（Malcolm McLaren）所預期的更激烈。但他們要的不只是製造混亂，而是要徹底顛覆人們對於生活、對於藝術、對於體制的定義。

性手槍的行動和音樂是搖滾史乃至文化史最具雄心的一個文化與政治宣言，而一切發生的時間不過是短短一年間。然而，搖滾樂也從此再也不同了。

1。

要了解朋克的哲學，朋克如何改變了世界，必須先了解法國情境主義（situationism），以及一個藝術青年麥克拉倫（Malcolm McLaren）。

“情境主義國際”（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是一群前衛藝術家、政治理論家和行動者於1957年到1972年成立的組織。一方面他們深受二十世紀初期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影響，另方面也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而對資本主義嚴厲批判。他們前身是1952年在巴黎成立的“國際字母主義”（lettrist International），精神上的根源則是20年代的達達主義。法國青年居伊德波（Guy Debord） 是國際字母主義的創辦者之一，他說“藝術的未來是推翻情境，或者什麼也不是” 。

情境主義相信現代消費社會疏離了個人，因此必須經由非商品社會關係的建立來獲得人類真實的存在，尤其是透過顛覆性的政治挑釁來克服這種疏離與異化。他們的策略之一是“detournement”（一般翻譯作“異軌”）：亦即修改既有的意象來翻轉其原有意義，尤其是翻轉資本主義系統及其媒體文化來對抗其自身。對情境主義來說，現代性下的工作、城市規劃和福利國家制造出來的不是快樂，而是壓抑和無聊。無聊狀態（Boredom）是他們的關鍵字之一，是現代社會控制的結果。

60年代中期，居依德波提出“景觀社會”的觀念（The Spectacle of Society ），指出個人的自我表達原先是透過直接生活經驗，或是真實慾望的實踐，但到發達資本主義階段卻被轉化為是透過對物品的消費或者二手的疏離。而要對抗這種景觀的主要方法就是建構情境，亦即是在生活中建立可以喚醒人們真實慾望、讓人體驗真實生活和冒險的短暫時刻，從而能解放日常生活。

德波說：“文化已徹底淪為一種商品，並不可避免地成為景觀社會的明星商品。”

1968年巴黎，百萬青年和工人上街頭抗爭，情境主義影響了無數反抗青年的思想，並且被書寫在牆壁上，例如“無聊永遠是反革命的”（BOREDOM IS ALWAYS COUNTERREVOLUTIONARY）。

這一切觀念都被一個藝術青年麥克拉倫連線到一場搖滾革命上。

他是一個在60年代對現實不滿的反叛青年，在倫敦讀過好幾個不同的藝術學校，並深深著迷於法國情境主義。68年五月，他沒去成巴黎街頭，只能和剛認識的另一個藝術青年詹米瑞德（Jamie Reid）在自己學校搞了一場迷你佔領行動。

Malcolm McLaren

Malcolm McLaren

瑞德比麥克拉倫更政治，後來負責製作性手槍的許多視覺設計，包括從報紙上剪下字母重新拼貼的經典創作，以及在英國女王的鼻上掛上迴紋針，這些都是深受情境主義與68巴黎革命的美學影響。

這些情境主義的理論和行動經驗讓麥克拉倫和瑞德更清楚如何透過惡作劇、反諷、蒙太奇等手法來表達他們的理念，他也越來越清楚他的信念：“要幼稚。要不負責任。要不尊敬他人。要成為一切這個社會痛恨的。”

幾年之後，他會透過一個樂隊，來混合情境主義與搖滾樂，實踐他的文化革命。

2。

“‘無政府主義在英國’是一個自我統治、是最終的獨立，自己幹（do-it-yourself）的宣言。”——麥克拉倫。

1975年的英國經濟陷入嚴重困頓，高度通貨膨脹、英鎊匯率崩盤、政府債臺高築，失業率達到1940年代以來最嚴重，英國甚至被迫向IMF申請援助。整個英國社會人心惶惶。罷工、郵件炸彈、搶劫，不斷成為新聞頭條。八月底，諾丁丘（Notting Hill）嘉年華，發生了戰後最嚴重的種族暴動。

一個帝國正在崩塌，轉變成為一場漫長的夢魘。

於是，朋克出現了，成為這個時代的救贖與代罪羔羊。

性手槍先是在藝術學校和大學中演出，然後才去pub和live house演出。他們的歌曲充滿了絕望與憤怒，成為那些失落和不滿青年的發洩；他們的音樂乍聽粗糙拙劣，但他們並不是真的不會演奏，歌曲結構編排其實很有才華。

不過，當他們的演出第一次被NME評論時，吉他手Steve Jones在另一篇訪問中說：“其實我們不是對音樂有興趣，而是混亂。”

他們正式錄製的第一首單曲是“英國無政府”（Anarchy in the UK），但EMI一開始不願意這首作為主打，因為這首歌的歌詞實在太離經叛道，第一句就是一顆威力無窮的炸彈：

“我是一個反基督徒、這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反基督”（anti-Christ）一字具有強烈的末世意涵，甚至在宗教思想上讓人聯想起魔鬼。（一年前Patti Smith在首張專輯唱出“耶穌為其他人而死，但不是為我”，已經是對宗教的挑釁，但當然比不上性手槍的反基督姿態。）“無政府主義”則是一種世俗意義的反基督。這兩句話就充分表達了他們對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兩大秩序——政治與宗教——的徹底挑戰，讓他們成為建制派眼中的惡魔。

1976年11月單曲正式發售，唱片封面的設計是撕爛的英國國旗被別針和回形針釘在一起。這個設計本身表達了英國早已消逝的榮光，並且用朋克精神重組所謂英國的概念。

英國的衰落和性手槍的崛起，開始有媒體認為這是西方文明的終結。

他們的演出現場也充斥著暴力，不論是臺上的樂手或臺下的觀眾經常彼此攻擊、砸毀現場。越來越多場所拒絕他們演出，電臺也拒絕播放他們的歌曲（除了BBC的DJ John Peel）。有一次，他們要到一個小鎮演出，當地商店和酒吧全部關閉，彷彿瘟疫來襲。

正如主唱萊頓說：“‘性手槍’只是一群極端無聊的人的組合。我們是出自極端沮喪和絕望才會聚在一起。我們看不到希望，這就是我們的共同聯結。尋找一個正常工作是沒有意義的，那太令人作嘔了。這個世界沒有出路。”

1977 年是英國女皇的二十五週年銀禧慶典。本來，英國國歌“天佑女皇”（God Save the Queen）是要隨著飄揚的國旗四處歡唱，但性手槍卻以同樣歌名作了一首新歌，讓這個歌名成為英國女皇的惡夢。

Jamie Ried設計的單曲封面是一面英國國旗中有一個英國女皇像，但她的眼睛和嘴巴都被歌名和團名遮起來。這個封面就是這場試圖掩飾一切問題的慶典前，最誠實而直接的抗議，後來被英國音樂雜誌評為音樂史上最佳封面設計。

每一句歌詞都是一枚對英國統治的炸彈：

“天佑女皇，這個法西斯主義政權，他們把你變成一個白痴，一顆潛伏的氫彈。

天佑女皇，她不是一個人，在英格蘭的夢中，是沒有未來的。

不要讓別人告訴你你要什麼，不要讓別人告訴你你需求什麼。

沒有未來，沒有未來，你沒有未來。”

“沒有未來”（No Future）這句話不僅成為英國一整代青年的憤怒宣言，也成為整個朋克搖滾的精神大旗，以及後來一代代被主流社會體制拒斥的青年的口號。

在整個英格蘭的惡夢中，性手槍是少數清醒的砍柴人，他們敲碎了一切謊言，兇猛地點燃了人們心中暗藏的怒火。主唱約翰萊登在後來接受訪問時說：“你寫‘天佑女皇’不是因為你恨英國民族，而是因為你愛他們，但你沒辦法忍受他們被國家如此對待。”

但他們也激怒了更多保守愛國主義者。此後一段時間，他們在路上屢屢被人攻擊，並被迫只能用假團名“SPOTS”（意思是Sex Pistols On Tour Secretly）演出。所有電臺都禁播這首歌，但最後這首歌在英國單曲榜上是第二名，雖然許多人認為他們是故意不被給予第一名的。

英國的惡夢繼續蔓延。77年夏天，失業人數達到一百萬，一支punk樂隊Chelsea發行單曲”Right to Work” （工作的權利），但性手槍在第三首單曲”Pretty vacant”，宣揚“不去工作的權利”，並且拒絕一切和工作有關的倫理價值：勤奮、堅持、野心等等。十月他們終於發行首張專輯Never Mind the Bollocks， Here’s the Sex Pistols，這的確是一個非常氣魄的宣示，但那也是最後的高潮了。

三個月後，萊頓離團，性手槍幾乎宣告終結。然後，貝斯手Sid Vicious在紐約被控殺了女友，萊頓和麥克拉倫互告，彼此都認為自己是性手槍的創造者。朋克變成一門好生意，反叛成為美麗的商業姿態。在這些混亂和金錢背後，英國人選出了保守黨撒切爾夫人當選了總理。性手槍與朋克所憎恨的一切更加地壓制在他們的頭上了。

The Clash樂隊主唱Joe Strummer說，“朋克最終成為只是一種流行，他成為一切他不應該成為的東西”。

3。 自己幹

“當你聽性手槍，聽‘無政府主義在英國’時，你立即被打到的感受就是這真的正在發生（斜體為原來有的）。這是一個有腦袋的傢伙，他真的說出世界上有些東西正在發生，並具有真正的熱情和真正毒液般的力量。他真正觸動你，並且讓你害怕，並且讓你感覺不舒服。”The Who的吉他手Pete Townshend如是說。

這段話也幾乎正是搖滾樂的本質精神：搖滾樂本來就要讓你不舒服，要挑釁你，讓你去思考這世界的問題。

但性手槍確實走到更極端。在很大程度上，性手槍確實是實踐了情境主義的一切要素：他們反藝術，他們透過各種挑釁行動，去批判現代社會控制的壓迫、去挑戰日常生活的無聊，他們更要面對體制的虛偽和虛無重新找回自我，找回真實。 （雖然萊頓後來否認他們和情境主義有任何關係。）

性手槍當然也是商業和反抗的最大矛盾體：他們看似反商業，卻一直和主流公司合作，但他們的惡行又讓他們被解約。第三個合作公司維珍又是一個最聰明的商人。

然而，即使朋克在政治上失敗了，也被音樂工業收編了，但性手槍還是在龐大的體制中打開了一個縫隙，讓一代代青年可以在混沌發現這個秘密，走進那個未知的可能。

性手槍說痛恨滾石、討厭平客弗洛伊德，但他們所做的是，創造出屬於自己的青年反文化。

性手槍看似拒絕一切現實，但在他們的拒絕中卻證明：一切都是可能的。

性手槍高唱“沒有未來”，但他們其實是在創造關於未來的想象。正如他們的朋克同代人Joe Strummer喜歡說的：“未來還沒有被寫定（the future is unwritten）。”

這正是關於搖滾樂或任何藝術創作本質：拒絕相信現在就是一切，拒絕相信掌權者給我們的未來就是我們未來的唯一可能。

答案不只在風中，而是隻有一條路：自己幹/do it yourself。

只是不要真的相信“沒有未來”。

（按，這篇文章是以性手槍為主，關於朋克搖滾另一個重要樂隊“衝擊”（The Clash）的完整文章，請見我的《時代的噪音：從迪倫到U2的抵抗之聲》。）

（原標題：《“沒有未來”？！四十年前朋克革命留下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