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可否改變 2020-10-31

“歷史上委託給一個國家的最重要的國際責任”，這是英國工黨成員斯內爾（Snell）勳爵用來描述巴勒斯坦託管的話。實際上，沒有人把巴勒斯坦委託給誰，巴勒斯坦的託管權是被奪取的，奪取的方式很文雅，而奪取者就是英國。英國軍隊征服了巴勒斯坦，並駐紮下來，託管僅是承認了一個既定事實。但承擔了託管就代表英國要負起國際責任，此舉實際上使英國人落入自己挖下的陷阱之中。

託管，而不是《貝爾福宣言》，給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復國提供了法律基礎。這份宣言僅是宣佈了一項政策，英國後續政府可以不予理睬，任它失效，甚至收回。但託管是國際承諾，國際聯盟主要成員國都已簽字批准，這就使得《貝爾福宣言》上升為國際協定。當土耳其在1918年10月30日投降時，其讓歐洲諸大國垂涎已久的亞洲領土有十分之九掌握在英國手裡。從名義上，土耳其在停火協定下應把領土交由盟國處置，但實際上，英國是唯一能挑揀土耳其領土的協約國成員。

在美索不達米亞戰役中，英軍推進到巴格達以外，到達距傳說中的伊甸園不遠的拉馬迪（Ramadi）；巴勒斯坦戰役使英國人控制了古代的迦南。法國在此的軍隊僅夠佔領敘利亞北部地區，那裡也是法國人長期居於主導的地方。革命使俄國不再是一個帝國主義競爭者。德國是最後加入的一個競爭者，但是戰敗國。只有英國笑到了最後，獲得了一直想要的地盤——從尼羅河到幼發拉底河的廣大地區，即以色列人的應許之地。這片土地曾留下亞歷山大和拿破崙的足跡，曾相繼被羅馬、拜占庭和伊斯蘭統治。

如今英國人在羅馬皇帝哈德良修建的道路上行進，英國船隻停泊在紅海的亞喀巴港——所羅門建立海軍的地方。他們來到了法老的開羅，來到了亞述人的尼尼微和巴比倫，來到了耶路撒冷——佔據中世紀世界地圖中心位置近千年的耶路撒冷。這時，擺在英國人面前的問題是如何對待這份遺產：如何佔有這份遺產，但又不能太過明顯；如何在不喪失控制的條件下，實現在獲取這份遺產過程中向猶太人、阿拉伯人、法國人做出的許諾。根據《賽克斯——皮科協定》，巴勒斯坦將由一個國際機構管理，如今這個方案無法實施了，因為曾經的協定方俄國政權消失了。管理巴勒斯坦需要某種新的安排。

此外，自賽克斯——皮科時期起，就出現了一個新闖入者，過去歐洲處理殖民地戰果的現成規矩被改變了。不能再用老辦法處理殖民地問題了。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和平原則”製造出一個新環境，外交官們不得不小心行事。美國總統威爾遜堅持民族自決，未來的巴勒斯坦託管者需要等待當地居民的意見。在巴黎和會上，英國在宣佈自己是巴勒斯坦託管者的候選者時態度曖昧。但在英國的內閣會議上，英國人對自己的企圖很明確。

寇松勳爵一直對中東問題特別關注，他在1918年12月告訴內閣，巴勒斯坦是埃及和蘇伊士運河的“戰略緩衝地”。運河必須從巴勒斯坦那一側進行防禦。誰將會是“守護國”，需要內閣做出決斷，而且必須在勞合·喬治和貝爾福出發去巴黎前獲得答案。只有法國、美國和英國可以做候選者，寇松輕易地否定了其中的兩個。他說，法國不是合格的候選者，因為“無論法國人的意願如何，沒有人願意法國去那裡”。

對於美國，他說：“我認為美國人在巴勒斯坦不會幫忙，反而會給我們在埃及幫倒忙。”他的答案很清楚：英國是唯一可能的“守護國”，且幸運的是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本來就喜歡英國人。在接下來的討論中，羅伯特·塞西爾勳爵想到了未來，他評論說，“誰去誰倒黴”，最好留給美國人。但內閣批准了寇松勳爵的意見。巴黎和會上的交涉十分複雜。法國人要求得到他能守住的敘利亞幾乎所有的地方。美國人，至少是威爾遜總統，喋喋不休地談論自決。他的“十四點”中的第十二點說，應該保證土耳其帝國治下的民族獲得“一種絕對不受干擾的自治”。

比這更糟糕的是，他在國際聯盟盟約中包括進了這樣的語句：“挑選託管者時，當地居民的意見應是最主要的考慮。”阿拉伯人從來沒有嘗過獨立的美酒，但卻陶醉在酒香中。他們每天都在索要更多的自治和領土。猶太復國主義者要求公開保證他們在巴勒斯坦重建猶太國的權利，反猶太復國主義者希望所有人忘記這一切。英國人尋求“戰略緩衝”：美索不達米亞用於保護去印度的道路，巴勒斯坦用於保護蘇伊士運河。相互矛盾的利益難以調和，巴黎和會持續了一年多。

賽克斯本有可能整合各方利益，但卻病逝了。勞倫斯穿著阿拉伯白袍，領著費薩爾國王出現在和會現場，最後卻心灰意冷地離開了巴黎。克列孟梭（Clemenceau）與勞合·喬治展開激烈的鬥爭，但仍然失敗了。美國國務卿蘭辛（Lansing）在最高委員會質詢時問了魏茨曼那個關鍵問題：“民族家園”的確切含義是什麼？魏茨曼給出了他的著名回答：逐步在巴勒斯坦建設“猶太人國家”的機會，建設一個“像法國一樣法國化、像英國一樣英國化的猶太化國家”。

有隆重舉辦的公開聽證會，也有在飯店客房中私下進行的會議。甚至有個美國代表團去巴勒斯坦——英國謹慎地不予承認——調查本地居民的意見。這簡直就是多此一舉。關鍵的事實是，無論外交官如何爭論，英國軍隊控制了那片土地。巴黎和會談了一年，當正式協議無法達成的時候，既成事實決定了現實，英國非正式地成為託管者。指定託管者的事被留給聖雷莫會議（San Remo conference）決定，時間是1920年4月25日。

不出人們意料，會議授權英國託管巴勒斯坦和美索不達米亞。巴勒斯坦成為A級託管地：受託者負責管理這片土地，而不包含未來獨立的條款。實際上，對巴勒斯坦的託管法律一直拖到1923年9月才生效。由於土耳其外交和內政都發生了鉅變，與土耳其的和解被迫拖延了，洛桑會議之後才與土耳其簽訂和平協定。此時，麻煩的種子已經發育成了匕首。與此同時，巴勒斯坦的文職政府已經運作了三年，猶太事務局也建立起來，具有猶太復國主義精神的赫伯特·塞繆爾爵士被任命為第一任高階專員。

此時恢復過去老式的殖民保護國已經太晚，但否定過去的許諾又為時尚早。有所猶豫的英國以白皮書的形式把外約旦從巴勒斯坦託管協議中分離出去。但除此以外，聖雷莫會議上擬定的巴勒斯坦託管協定草案未作更改，並在1922年由國際聯盟批准生效。當託管變成公開法律的時候，用權力政治的術語來說，英國人承擔起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國際責任。巴勒斯坦“託管”是國際聯盟授予的說法是個法律虛構。“

實際上，國際聯盟是從受託者那裡收到了託管協定。”幾年後永久託管委員會的一位成員諷刺說。“我們堅持要求把巴勒斯坦託管的任務交給我們。”《經濟學人》鄭重地說。“實際上，是我們起草了託管書。”簡言之，皮爾委員會概括了當時的口頭和檔案證據，結論是英國的領袖和新聞界接受了以“最終建立猶太國”為條件的託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