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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在朝20多年間，重要的升官和封爵就達50次之多。其原因之一，是和珅對乾隆能揣摩其旨意，迎合其所好，滿足其欲求，博得其歡心。

（1）和珅與乾隆和詩。乾隆一生喜愛作詩，和珅為了迎合乾隆皇帝，下功夫學詩、寫詩，並造詣很深。他的詩收在《嘉樂堂詩集》中，流露真情，比較感人。和珅還經常與乾隆和詩，歷史檔案中至今儲存著當年和珅與乾隆和詩的文件。

（2）和珅仿乾隆書法。乾隆愛書法，和珅就刻意摹仿乾隆的書法，他寫的字酷似乾隆的御筆。乾隆後期有些詩匾題字，乾脆交由和珅代筆。我們現在看到的北京故宮重華宮內屏風上的詩文是乾隆書寫，而掛在故宮崇敬殿的御製詩匾，據考證就是由和珅代筆的。從中可以看出和珅書法之造詣。

（3）和珅同乾隆共同“修持密宗”。乾隆崇奉喇嘛教，對佛教經典頗有研究。他曾主持翻譯並刻印了《滿文大藏經》。和珅也學佛經，有的書說和珅同乾隆一起“修持密宗”。總之，和珅同乾隆有著一種極為特殊的、難以言明的密切關係。

（4）和珅體貼侍奉乾隆。乾隆是老人，喜歡別人奉承、照顧，和珅就陪伴在乾隆左右，對皇上服侍照顧，體貼周到。從朝鮮《李朝實錄》中可以看到：和珅雖貴為大學士、軍機大臣，但每當皇帝咳嗽吐痰的時候，他就馬上端個痰盂去接。

（5）和珅滿足乾隆侈欲。乾隆晚年生活奢華、大興土木，為自己建造了寧壽宮及花園（乾隆花園），以作退閒頤養天年之所。他六次南巡，沿途建造了30座行宮，花費巨大。乾隆80歲大壽，舉行萬壽大典和千叟宴。和珅總管這件事，需要大量銀子，當時國庫拮据，銀子從哪裡來呢？和珅用各種手段聚斂錢財，比如侵吞、賄賂、索要、放債、開店、收稅、盤剝鹽

商等。他命令外省三品以上大員都要進獻，在京各衙門長官要捐出俸銀，兩淮鹽商要捐銀400萬兩。和珅很快滿足了乾隆80大壽花費的需要。和珅還用“議罪銀”，就是讓有過失的官員，以交納罰銀代替處分，少則數千兩，多的幾十萬兩。這些“議罪銀”不入國庫，交到內務府，入乾隆私囊。內閣學士尹壯圖上奏皇帝表示反對，結果差點丟了性命。昭槤在《嘯亭雜錄》中說，和珅多方搜刮勒索，使得原來入不敷出、需要戶部補貼的內務府，沒有幾年就扭虧為盈。乾隆能夠隨意享樂，當然對和珅就更加依賴。同時，和珅也中飽私囊，凡是外省進貢皇上的禮物，都要過和珅這一關，他從中擷取，以致他所藏珍珠手串，比皇宮的還多還大。和珅有一部分珠寶就藏在住宅的夾牆裡。

乾隆年齡愈來愈老，執政時間愈來愈長，宮女、妃嬪、太監都沒有文化，不能同他交談詩文、書畫、佛經，也不能幫他處理軍國大事、進行多種語言文字交流。所以，和珅對老年乾隆來說，是沒有一個人可以替代的。由於乾隆的寵信，和珅的官職扶搖直上，在清朝近300年曆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和珅的官，武職——鑲藍旗滿洲都統、正白旗滿洲都統、鑲黃旗滿洲都統、步軍統領；文職——內務府大臣、御前大臣、議政大臣、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軍機大臣、領班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吏部尚書、兼辦理藩院尚書事；學職——殿試讀卷官、日講起居注官、《四庫全書》館正總裁、石經館正總裁、國史館正總裁、翰林院掌院學士；錢官——崇文門稅務監督；內職——兼管太醫院、御藥房事務；爵位——太子太保、伯爵、公爵。

和珅升官的同時，也在為自己挖掘墳墓。和珅靠乾隆寵信發跡，也必然隨乾隆昇天而自斃。

嘉慶早在做皇子嘉親王時，就對和珅不滿。嘉慶繼位後，乾隆還在，他投鼠忌器，而沒敢動手。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日，乾隆崩於紫禁城養心殿。嘉慶帝顒琰在乾隆死日親政。嘉慶在辦理大行皇帝乾隆大喪期間，採取斷然措施，懲治權相和珅，舉朝上下，大為震驚。

乾隆做了四年太上皇，仍緊緊地把持著實權。這時的和珅依然受寵，但是畢竟形勢發生了變化。和珅在乾隆與嘉慶間採取“四手”：第一手是緊緊依靠太上皇乾隆，第二手是討好嘉慶皇帝，第三手是限制嘉慶皇帝的權勢，第四手是防止嘉慶日後對自己進行懲處。所以他在乾隆和嘉慶之間、在嘉慶面前和背後，都表現了“兩面派”。

和珅竭盡全力限制嘉慶，培植任用自己的親信。嘉慶即位時，他的老師朱珪當時任廣東巡撫，向朝廷上了封表示慶賀的奏章。和珅就到乾隆面前告朱珪的狀，不過乾隆未予理睬。嘉慶元年（1796年），乾隆準備召朱珪回京，升任大學士，嘉慶寫詩向老師表示祝賀。和珅又到乾隆那裡告狀，說嘉慶皇帝籠絡人心，把太上皇對朱珪的恩典，算到自己身上。這一次，乾隆生氣了。他問軍機大臣董誥：“這該怎麼辦？”董誥跪下勸諫乾隆說：“聖主無過言。”乾隆才作罷。不久，和珅還是找了個藉口，慫恿乾隆將朱珪從兩廣總督降為安徽巡撫。和珅還將他的門下吳省蘭派到嘉慶身邊，名義上是幫助整理詩稿，實際上是監視嘉慶的言行。嘉慶二年（1797年），領班軍機大臣阿桂病故。和珅只知進、不知退，便成為領班軍機大臣。這時的乾隆，已年老體衰，記憶力很差，昨天的事，今天就忘，早上做的事，晚上就不明白了。和珅真正成了乾隆的代言人，也就更加為所欲為。

和珅自作聰明，作繭自縛，自壞其事。顒琰當皇子時，被定為儲君。和珅密知此事，於乾隆公佈嘉慶為皇太子的前一天，送給顒琰一柄如意，暗示自己對嘉慶繼位有擁戴之功。嘉慶笑在臉上，恨在心裡。但因和珅是乾隆的寵臣，老奸巨滑，朝廷上下，各種關係，盤根錯節，不便動手。嘉慶在乾隆死後短短的15天裡，就把一個被先帝恩寵30年的“二皇帝”加以懲治，舉措得體，乾淨利落，取得勝利。嘉慶採取的辦法是：

第一，欲擒故縱。嘉慶繼位後，太上皇還健在。他面對一個老謀深算，並深受太上皇寵愛的和珅，採取了欲擒故縱的策略。和珅的一舉一動，他看在眼裡，不動聲色。有些大臣在他面前批評和珅，嘉慶說：“我還準備讓和珅幫我治理國家呢！”嘉慶向太上皇奏報的一些軍國大事，也經常讓和珅去代奏、轉奏，以此表示信任，穩住了和珅。

第二，調虎離山。乾隆駕崩，和珅失去靠山，死期已經逼近。當天，嘉慶一方面任命和珅與睿親王等一起總理國喪大事，一方面傳諭他的老師署安徽巡撫朱珪來京供職。初四日，嘉慶發出上諭：譴責在四川前線鎮壓白蓮教起義的將帥玩嬉冒功，並藉此解除和珅死黨福長安的軍機處大臣職務。嘉慶命和珅與福長安晝夜守靈，不得擅離，切斷他們與外界的聯絡。這實際上削奪了和珅的首輔大學士、領班軍機大臣、步軍統領、九門提督的軍政大權。

第三，突然出擊。正月初五日，給事中王念孫等官員上疏，彈劾和珅弄權舞弊，犯下大罪。初八日，嘉慶宣佈將和珅革職，逮捕入獄，在朝野掀起政治大波。嘉慶進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調整。如初八日，嘉慶命令從即日起，所有上奏的檔案，都要直接向皇上奏報，軍機處不得再抄錄副本，各部院大臣也不得將上奏的內容事先告訴軍機大臣。並命宗室睿親王淳穎、定親王綿恩、儀親王永璇、慶郡王永璘等分別掌握軍政大權。

第四，製造輿論。嘉慶命各直省和在京大員，就和珅事向朝廷表態。直隸總督胡季堂首先表態，他在奏摺中指責和珅喪心病狂、目無君上、蠹國病民、貪黷放蕩，真是一個無恥小人，請求將其“凌遲處死”。“凌遲”就是千刀萬剮。嘉慶立即批示，在京三品以上官員討論這個意見，若有不同意見，也可以自行向皇帝上奏。實際上，就是以胡季堂的意見定下基調，並通報各省督、撫，要他們都表明態度。

第五，懲辦和珅。初九日，在公佈乾隆遺詔的同時，將和珅、福長安的職務革除，下刑部大獄。命儀親王永璇、成親王永瑆等，負責查抄和珅家產，並會同審訊。初十日，嘉慶御批“實力查辦以副委任”，全面清查和珅大案。十一日，在初步查抄、審訊後，嘉慶宣佈和珅二十大罪狀：主要有欺騙皇帝、扣壓軍報、任用親信、違反祖制、貪汙斂財等。十八日，在京文武大臣會議，奏請將和珅凌遲處死，將同案的福長安斬首。嘉慶四年正月《上諭檔》中記載：嘉慶諭示“和珅罪有應得”，就是說怎麼嚴懲和珅都不過分，但考慮到他曾任領班軍機大臣，為了朝廷體面，賜他自裁。據說和珅在獄中，自知生命不久，對著窗外元宵明月，感慨賦詩道：“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在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中有這樣的鏡頭：和珅得到嘉慶皇帝賜給他的三尺白綾，在獄中自盡。福長安以阿附和珅，令其到和珅死所跪視和珅自裁，並革去軍機大臣、戶部尚書職，逮下獄，籍其家。

第六，講求策略。嘉慶說，和珅得罪的是先皇，所以要在皇父大喪期間，處治這個先皇的罪臣。和珅被誅後，其黨羽皆惶恐不安。有的朝臣上疏，力主窮追其餘黨。嘉慶並沒有這樣做，而是在除掉和珅後，馬上收兵。對和珅的親信，除伊江阿、吳省蘭、吳省欽等人給予處分外（和琳已死），其他由和珅保舉升官者或給和珅送賄者，概不追究。嘉慶宣諭：“凡為和珅薦舉及奔走其門者，悉不深究。勉其悛（quān）改，鹹與自新。”此諭一下，人心始安，政局穩定。

嘉慶對和珅的懲治，動作迅速，乾淨利索，寬嚴適當，十分成功。這是嘉慶皇帝一生處理重大政治事件中最為精彩的一筆，也是他作為政治家的惟一傑作。但是，嘉慶定和珅的第一大罪是：在宣佈皇太子前一天，和珅向他送如意以示擁戴之功。這表示和珅要投靠新主，其心不能算惡，既不叛君主，也不反社稷，此條構不成殺頭之罪。嘉慶將此定為和珅第一大罪狀，表明嘉慶胸中沒有大格局，掌上沒有大手筆。這是嘉慶親政之後，平庸性格的一次表露。

嘉慶為什麼殺和珅？

（1）有人說是因為和珅“富可敵國”，扳倒和珅，可以緩解嘉慶面臨的財政壓力。所謂“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就是這個意思。和珅被抄家時，抄出藏金32000多兩，地窖藏銀200餘萬兩，取租地1266頃，其他還有取租房屋1001間半、各處當鋪銀號以及各種珠寶、衣物等，其總家產摺合白銀，有的說約1000萬兩，有的說2000萬兩，有的說達到了8億兩。當時清政府財政年總收入約7000萬兩。還有違制的珍珠、大珠、手串、大寶石等，實際數字已經無法考據。大量的財富使和珅過著帝王般奢華的生活，娶出宮女子為妾，僅巡捕營在和宅供役者就達1000餘人。他在承德麗正門外、北京北長街會計司衚衕等處，都建有住所。和珅在北京什剎海畔，建造起豪華宅第，也就是恭王府的前身。府內甚至仿乾隆皇帝寧壽宮，建起楠木房，稱為錫晉齋。還有違制修建的垂花門和皇宮用的宮燈、多寶閣等。和珅還在北京海淀建有宏大秀美的淑春園，是今北京大學校園的一部分。和珅不僅享受著姬妾成群、錦衣玉食的生活，還夢想著死後像皇帝一樣風光氣派。他在河北薊州（今薊縣）修建了巨大的墳墓，規格超過親王，民間稱之為“和陵”。

（2）有人說是為緩解官民之間的矛盾。嘉慶元年（1796年），發生白蓮教民變，清軍連連失利。嘉慶三年，清軍抓住四川農民軍首領王三槐，王三槐的口供說“官逼民反”。嘉慶意識到，正是因為地方官吏皆如和珅似的貪暴，所以屢屢激起民變。嘉慶帝總結說：“層層朘（juān）削，皆為和珅一人。”又說：“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實為其貽誤軍國重務。”所以，嘉慶殺和珅，以謝天下。

（3）有人說是為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是和珅“權高震主”。嘉慶說：“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而不知有朕。”他甚至懷疑和珅蓄意謀反，所以要殺掉和珅。當相權威脅到君權的時候，君主必然採取行動。從嘉慶的先祖來看，皇太極繼位之後，幽禁了二大貝勒阿敏、三大貝勒莽古爾泰，大貝勒代善屈從，皇太極得以從四大貝勒“並肩共坐”到“南面獨坐”；順治親政後，追罪死後的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康熙親政後，擒拿輔臣鰲拜；雍正登極後，殺了隆科多和年羹堯；乾隆繼位後，也採取了一些措施。所以，嘉慶執掌朝綱，必然懲辦權相和珅。

不過，嘉慶對和珅的功績和才能還是肯定的。嘉慶十九年（1814年），在和珅被殺15年之後，清國史館將編修的《和珅列傳》（稿本）送呈嘉慶審閱。嘉慶見記載簡略，只記錄了和珅的一堆官階履歷，很不滿意。他硃批道：“和珅並非一無是處”，他“精明敏捷”，任職30年，還是做了很多的事。只是和珅貪鄙成性、怙勢營私、狂妄專擅、貪婪專權，才不得不加以重罰。

《清史稿·和珅傳》記載：“仁宗（嘉慶）嘗論唐代宗殺李輔國，謂：‘代宗為太子，不為輔國所讒者幾希。及即帝位，正其罪而誅之，一獄吏已辦。’蓋即為和珅發也！”這說的是唐代宗誅宰相李輔國的史事。《舊唐書·李輔國傳》記載：李輔國，出身卑賤，年少被閹，相貌醜陋，粗通文字。在太子東宮是一個餵馬的太監。安史之亂中，他力勸太子即帝位。肅宗即位後，升為太子管家。後來官運亨通——任開府儀同三司、郕（chéng）國公、兵部尚書、博陸郡王。肅宗死後，代宗即位，尊為尚父、司空兼中書令。《新唐書·李輔國傳》也記載：代宗既嗣位，不願大張旗鼓地殺李輔國，只差遣俠者，深夜將其刺殺之，割下頭顱扔到溷廁中。但代宗仍對此事保密，刻木代其首以葬。嘉慶對和珅的處理，很像唐代宗對李輔國的處理，就是不願深究、不想把事情搞大，而是作為個案處理。

但是，和珅的問題已不僅僅是個案，而是成了社會現象，可以叫做“和珅現象”。和珅這樣一個出身“少貧無藉”、鄉試不中的生員，由普通的宮廷侍衛，32歲成為軍機大臣。以後更是青雲直上，富貴常葆，登峰造極。這個問題值得研究。“和珅現象”的出現是老年帝王專制的必然。乾隆自詡“十全老人”、“十全武功”，意驕志滿，倦怠朝政。他喜歡阿諛逢迎，那就必然滋生和珅這樣的人。高陽先生認為，和珅的問題“高宗至少要負一半的責任”。這話說得還不夠。嚴格說來，“和珅現象”的責任在乾隆皇帝，和珅是乾隆朝君主專制腐敗機體上的一個毒瘤。當時，乾隆皇帝身邊有四種人——后妃、太監、皇子、朝臣，后妃不能代他處理軍政要務，太監不能陪他和詩品畫，皇子太近怕其“覬（jì）覦（yú）大位”，大多朝臣又不會像和珅那樣曲意逢迎。因此，和珅有著后妃、太監、皇子、直臣既不能取代，也不可或缺的獨特作用。乾隆皇帝對他既喜愛又依賴，自然遇事會替他撐腰。當時，大學士阿桂同和珅不合，狀元出身的王傑，也不買和珅的賬。陳啟元《庸閒齋筆記》記載：一天，和珅在軍機處拿著一幅石墨畫軸，王傑說：“貪墨之風，以至於此。”和珅指著王傑的手說：“狀元宰相手果然好。”王傑說：“這手只會做狀元宰相，不會要錢，有甚麼好處？”后王傑告老還陝西韓城鄉里，嘉慶送他的詩有“清風兩袖送韓城”句。但是因為乾隆的緣故，嘉慶《平苗圖》他們拿和珅沒有辦法。和珅在朝20餘年，未嘗一被彈劾。他稍見端倪，必設計除之。前面講的曹錫寶彈劾不成反遭譴責就是一例。

嘉慶懲治和珅案沒有株連，也沒有擴大化，這是嘉慶的聰明之處；但他只把和珅當作個案處理，而沒有把“和珅現象”當作制度性的弊端去解決，進行制度性的改革，這是嘉慶的平庸之處。

危機四伏

嘉慶處理完和珅事件後，又面臨著一系列的社會危機：如南方的白蓮教，京畿的天理教，東南海上的騷動，採礦的封禁，錢糧的虧空，八旗的生計，鴉片的流入，河漕的難題等等。但是嘉慶都把上述問題作為個案看待，他沒有也不可能從制度上去加以解決。比如，平定白蓮教之後，嘉慶曾作詩道：

內外諸臣盡紫袍，何人肯與朕分勞？

玉杯飲盡千家血，銀燭燒殘百姓膏。

天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哭聲高。

平時漫說君恩重，辜負君恩是爾曹！

這首詩，中間兩聯——“玉杯飲盡千家血，銀燭燒殘百姓膏。天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哭聲高”，表現了嘉慶儒家仁愛的理念。仁者愛人，嘉慶作為一位“仁君”來說是夠格的，作為一位皇帝來說是可貴的。嘉慶有很好的儒學修養，他的文學、詩歌、書法、文章都是可以的。這一點比明朝的正德、嘉靖、萬曆、天啟等皇帝都好。舉兩個小例子：

（1）大理寺卿楊懌會受召對。時值盛暑，掀簾見嘉慶搖扇揮汗；進入，跪拜。嘉慶把扇子放在一邊，不復用。詢問甚詳。良久熱甚，“上汗出如雨，卒不用扇”。

（2）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普免天下錢糧，各省歡騰。安徽民欠銀300萬兩，巡撫姚祖同懷疑上報數字不實，令府道州縣削減十分之四。各地苦之。上聞，硃批雲：“損上益下，朕之願也。存心刻薄，有傷政體。”姚大慚，以原冊600里加急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