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使用者 2013-11-18

宋中、後期，在當時聲勢頗大的古文運動的影響下，有關文章及公文寫作理論取得了較大的發展。在宋代大儒的各種文集中，有關文章及應用文寫作的論述日趨理論化，已經從經驗、感性的層面逐漸向理性的層面發展。與此同時，在寫作理論的指導下，宋中、後期的公文逐漸形成了淺易平實、議論準洽、更加適用於政務需要等特點。

一

宋初結束了晚唐五代的分裂割據，恰如宋太祖趙匡胤《詠初月》所說： “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群星與殘月。”人民獲得了較為穩定的生存環境，而統治階級又採用了較為緩和的統治策略，社會出現了短暫的繁榮景象。為了粉飾太平，宋初提倡詩賦。這樣宋代的詩人便繼承了晚唐、五代的風氣，終至形成了以楊億為代表的詞藻華麗而內容空虛的西昆體。

隨意拾掇一篇《代中書謝寒食賜御筵狀》（楊億， 《武夷新集》卷18），即可知西昆體之浮豔、艱澀。其文如下：

右，臣今日中使至，奉傳聖旨，就臣私第賜御筵者。火禁聿修，方遵於時令；宴私雲洽，曲被於天慈。衡門供帳以生光，鼎食素餐而是懼。此蓋皇帝陛下向明求理，逮下均恩，爰當出沐之辰，曲霈分甘之惠。大官先置，曷勝推食之仁；小人屬厭，但極飲河之量。荷照臨之所及，實循省以增榮。

此為答謝寒食節皇帝賜筵而作的客套之辭。全文拘於繁縟，堆砌辭藻，極盡精工靡麗，華而無實。

與此同時，對立的復古主義也正在發展。雖然自韓柳後，古文運動的高潮已低落，但其影響並未衰絕。五代時的牛希濟指責當時“唯聲病忌諱為切”（《文章論》）的文風。宋初，柳開、穆修更以繼承韓柳古文傳統為己任，反對當時流行的浮靡的文風。當時才華橫溢、創作豐富的王禹偁也十分鄙夷唐末以來的浮豔文風，他認為“文自成通後，流行不復雅。因仍歷五代，秉筆多豔冶。”（《五哀詩》）主張“句之易道，義之易曉”（《小畜集》卷一八，《再答張扶書》）。

宋中葉，古文運動的領袖是歐陽修，蘇軾在《六一居士集序》中稱文忠公為“今之韓愈”。他不但力行政治鬥爭、還倡導文風的革新。在中舉之後，歐陽修就與尹洙等一起反對當時的風尚並提倡寫作平實樸素的古文，並補綴校定了韓愈的文集以作標榜。此外，嘉祐二年，歐陽修在知貢舉時，還透過科舉來提倡平素的文風。在其影響下，產生了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和蘇轍等作家。他們共同推動了古文運動的蓬勃發展，以至於達到了“學者非韓不學”（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後》）的地步。促進了當時的文風由晦澀華靡向平易暢達的轉變。

二

封建時代的文學大家多關心國計民生，他們在為文章時講究強調“文以載道”合為事、為時而作，強調經世之用。宋代的文學大家也不例外。正如葉適所言： “為文不關世教，雖工何益？”（徐師曾， 《文體明辨·文章綱領·總論》），真德秀也曾說： “文章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徐師曾， 《文體明辨·文章綱領·總論》）。他們開始並不以創作詩賦為要，而是致力於經世的文章，也就是從事公文性質的寫作，以寫詩作賦為消遣；只有當政治失意之後才餘事詠詩作賦以寄失意情懷。

所以，文學大家的詩賦之風是其公文風格的反映。他們有關文體寫作方面的論述也是對公文寫作經驗的總結與昇華。

宋朝有關文章及公文寫作的論述以較前代豐富，並且有較大發展。歐陽修所倡導的古文運動雖然繼承了韓愈古文運動的精神和主張，但又有所前進。由於受宋初柳開、石介反對章句之徒的影響，歐陽修繼續強調文章的內容重於形式。他在藉助於儒家之“道”的旗幟，來反對內容浮薄的文章之外，他還有所前進。文忠公解釋“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時，說： “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見於後世。”（《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他認為“道勝文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認為有“道”即有文：甚至他曾說： “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送徐無黨南歸序》），直接否定“文”的獨立價值。這就更加清晰、中肯地指出了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批駁了倪思的“文章以體制為先，精工次之；失其體制，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徐師曾， 《文體明辨·文章綱領·總淪》）以及其他眾多文人抱守的重形式、輕內容，從而流於形式的錯誤觀點。

歐陽修歷任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在公文擬製的過程中，他不遺餘力的力行自己的主張。文忠公公文傳世閎富，其中尤以為皇帝代擬的詔、制、敕為多。針對仁宗朝民力匱乏、階級矛盾日益激化的現狀，文忠公受命擬製了《勸農敕》（《歐陽文忠公集》卷79）提出了厚農桑、嚴格吏治、寬舒民力。其文如下：

朕惟德之不明，而至於用武，久興師旅，重困黎元。有閔民愛物之心，誰能副予意者；有信賞必罰之令，今將舉而行之。朕言有條，其聽無忽。夫農，天下之本也，凡為國者莫不務焉。要在節其用則易充，勉其力使不匱。今夫食者甚眾而輸者已殫，勸之不勤而取之仰足。使民盡更猶不給，而半為遊惰之手；使歲常熟猶恐乏，而多罹水旱之兇。調斂不得已也，而吏之不仁者緣以誅求；賦役自有法也，而政之不明者重為煩費。農者有幾，害者若茲，欲寬吾民，何可得也？既富而教，豈無術乎？體予茲懷，望爾良吏，自今在官有能興水利、闢田荒、課農桑、增戶口，凡有利農而弗擾者，有司具為賞格。當議旌酬。其或陂池不修，田野不闢，桑棗不植，戶口流亡，慢政隳官，亦行降黜。夫言而不信，法弛於寬，朕久患之，方思革弊。而毋猶習舊態，慢我新書。此匪虛名，必期責實。凡為條約，告爾既明，賞吾不欺，罰爾無悔。

全文駢散兼行，結構嚴謹，不飾典故。而情理自明。在《相度並縣牒》、 《相度銅利牒》（《歐陽文忠公集》卷115）等公文中，都可見文忠公以內容為重的特點。

在歐陽修的影響下，王安石也致力於變革當時的文風。他認為“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臨川先生文集》卷77， 《上人書》）。他強調文學應為社會服務，而形式之美只能從屬於此；形式的最終使命，是促進文學服務社會目的更好的得以實現。王安石也正是如此實踐的。他的《上仁宗皇帝事書》、 《答司諫議書》以及《本朝百年無事劁子》等，歷來為學者所詠頌。它們具有強烈的現實作用，並且結構嚴謹，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簡潔，歷來被稱為宋代典範之公文。

王安石曾任宰相，其傳諸後世的公文中也多為皇帝擬製的表、制，以及用於上奏皇上的狀、札等。在《乞改科條制割子》（《臨川先生文集》卷42）中，介甫針對北宋中期的形勢、朝政的不當，特別是人材選拔所存在的弊病，提出要改革科舉制度。其文日：

伏以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故道德一於上，而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自先王之澤竭，教養之法無所本，士雖有美材而無學校師友以成就之，議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復古制以革其弊，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庶幾可復矣。所對明經科欲行廢罷，並諸科元額內解明經人數添解進士，及更俟一次科場，不許新應諸科人投下文字，漸令改習進士。仍於京東、陝西、河東、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學官，使之教導。於南省所添進士奏名，仍具別作一項，止取上件京東等五路應舉人並府監諸路曾應諸科改應進士人數，所貴合格者多，可以誘進諸科鄉習進士科業。如允所奏，乞降敕命施行。

在札子中，他先提出了改革科舉條制的原因，即“雖有美材而無學校師友以成就之”，而後提出了具體的實施辦法。全文說理暢達，言辭中肯，不可更易，並且使公文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功用與長處得以淋漓盡致的發揮。

蘇軾的文章觀同樣體現了宋代古文運動文從字順、自然平易的要求。蘇軾曾直斥宋之浮靡文風日： “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宋史》卷一百八）他曾多次論及“文”與“言”的關係，認為：“意盡而言止，天下之至言也”（吳訥，《文章辨體·諸儒總論作文法》）； “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則“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46， 《答謝民師書》）；在《答王癢書》中他也曾說：“辭至於達，足矣，不可以有加矣”。他說自己的文章“長於議論而欠弘麗”（張戒《歲寒堂詩話》捲上）。其實，因宋代理學興盛，講學明理已成為他們的主要事務。而說理貴在淺易，所以，宋代的文章欠弘麗長議論不足為怪。

蘇軾曾通判杭州，又曾知密州、徐州，並曾為哲宗翰林學士、侍讀、龍圖閣學士等，在任職的過程中，同樣形成了大量的公文。其《其擢用林豫割子》（《全宋文》卷1881）文如下：

……臣竊謂才難之病，古今所同。朝廷每欲治財賦，除盜賊，幹邊鄙，興利除害，常有臨事乏人之嘆。古人有言： “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此古今之通患也。臣伏見承議郎監東排岸司林豫，自為布衣，已有齊節，及其從事，所至有聲。其在漣水，屏除群盜，尤著方略。其人勇於立事，常有為國捐軀之意。試之盤錯之地，必顯利器。伏望聖慈特與量材擢用。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取進止。東坡洞悉歷史，為人正直不阿，勇於直言。為了薦舉人材，他先指出了歷代用人之弊——“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而後則言明請求擢用林豫的原因。全文析理透闢，論證嚴密，情理交融，雄辯滔滔，不容質疑。

隨著古文運動的深入，公文擬製的風格也出現了明顯的變化。 《宋朝諸臣奏議》為南宋趙汝愚及其僚友所釐定編成，窺斑見豹，從諸臣的奏議中可見其時之公文特點。《宋朝諸臣奏議》中，同屬天道門災異類的奏議，在元豐前後的文風已頻為不同。其《天道門·災異一》共有八篇奏議。是為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田錫、趙普、王禹稱等人所作。其文中事多鋪陳、詞多艱澀、語多華麗，惟有田錫《上太宗應詔論火災》、王禹稱之《上真宗論黃州虎鬥雞鳴冬雷之異》稍為平實。而《天道門·災異八》有文十一，是為哲宗、徽宗朝之奏議。是時之章，已出現文切實用、短小，行文淺易等特徵，當然其中亦仍有梁燾《上哲宗論日食》、範祖禹之《上哲宗論畏天》等幾篇較為華麗，但已較元豐前之文風多有改觀。

由是，在聲勢浩大的古文運動的影響下，文人學士無論在詠詩作賦或是寫作公文時，大都拋棄了宋初的華麗空洞，以致形成了宋中、後期文從字順、自然平實的文風。

三

文學始終不是封閉的事業。文學大家們大都經歷了學而優則仕，任職官府，從而成為文書高手的過程。其文章之風代表了他們的公文特色，他們所作公文的風格特點也是他們文風的組成部分。一個朝代的文書語言風格對應於其時的文風，宋朝的文書特點也就帶上了長於議論、曉暢透徹、議論準洽等特點。

但同時，由於宋代以“明理”為重，為了將一件事情講得周全、完備，常不惜筆墨、不厭其詳，這就使宋代公文語言失於煩瑣、冗長。

由於宋代一批文章大家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等承繼唐代古文運動，反對四六文體駢儷之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公文擬製的語體。雖然還未完全打破四六文的統治地位，甚至歐、王等文學大師在撰寫公文時，也還用過曾經流行的四六文。但是，長於議論、不重典實、遣詞平易已經成為宋代公文的特點，扭轉了前朝公文的華麗、艱澀，使公文的面貌發生了較大變化，更加適應於政府事務快捷、準確的需要，促使了公文向健康、適用方面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