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幼霜Sg 2016-06-02

《魏書》成書是在6世紀中葉。再過一百年的事，就要看《隋書》了。《隋書》是長孫無忌等人在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5）完成，唐高宗顯慶元年（656）進上的，和《魏書》剛好差了一世紀。而這一世紀中，佛教已經有大變化了，人們對佛教的理解也有了大變化了。由於《隋書·經籍志》也有佛教內容，也是一個大概的、簡單的概論，有些是抄錄和改編自《釋老志》的，因此，可以看成是一個脈絡中的兩份不同時代的文獻。可是如果細看，就會發現它和《釋老志》有不少差異。以涉及佛教理論和歷史的部分為例：

第一，《魏志》根據支謙譯《太子瑞應本起經》捲上，及竺大力、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捲上，說佛陀“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這種解說在《隋志》中被刪去。

第二，《魏志》講佛陀的相貌，“既生，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這也是支謙譯《太子瑞應本起經》中的話，但是，《隋志》則用了《牟子理惑論》和《過去現在因果經》的說法，“姿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不再有“瑞應”之說。

第三，《隋志》刪去了《魏志》中關於佛陀出生的時候，是“《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恆星不見，夜明是也”一段，因為這是比附中國史書和祥瑞，論述上有些問題，比如辛卯是四月五日，和後來說的佛誕不合，有些說法又有些比附祥瑞，令人生疑。而且到了唐初，佛教再以中國史書為依據，就有些不合適了。

第四，《魏志》“識神常不滅”，《隋志》作“至於精神，則恆不滅”。

第五，，《魏志》裡面，沒有用到“末劫”的時間說法，也沒有“三千大幹世界”的空間觀念，但是，在《隋志》中，則一開始就敘述，⑴神不滅，有無量身，表示時間的永恆和輪迴的永恆。⑵用了《雜阿含經》、《大智度論》卷七的說法，“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⑶用了《法華經》的說法，講成敗無量劫。⑷用《法華經》的說法，把時間按照佛教想象的人類社會史，分為正法、像法和末法時代。⑸這裡更用了《大智度論》卷三八的說法，形容末法時代的恐怖和輪迴之無可逃遁。由此可見，到了唐代初期，《法華經》、《大智度論》呈現出它在一般佛教知識界的重要性。

第六，《魏志》沒有提到“外道”，而《隋志》提到“外道”，說他們“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又提到邪道來侵擾佛心而不能得逞的故事。

第七，《魏志》和《隋志》雖然都提到在家俗人信仰佛法者，要遵守的五戒（去殺、盜、淫、妄言、飲酒），但是，《魏志》比附儒家的“仁、義、禮、智、信”，認為儒、佛在這一方面的說法，只是名稱不同，又說“三歸依”就是君子的“三畏”，然而，《隋志》卻沒有這些用儒家經典來支援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比附說法。

第八，關於佛的滅度，《魏志》有“香木焚屍，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焦”，而《隋志》就只是簡單提到，並無上述字樣。

第九，在佛教傳播的歷史上面，《魏志》的大體說法是：⑴西漢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經（公元前二年），⑵蔡愔、秦景到天竺寫浮屠遺範，與攝摩騰、竺法蘭回到洛陽（58～75），有《四十二章經》和白馬寺。⑶曇柯迦羅人洛陽宣誡律。⑷晉元康中（292～29‘9），支恭明譯《維摩》、《法華經》、《本起》等等。⑸然後講到石勒時代的佛圖澄、道安、慧遠，以及鳩摩羅什和僧肇等等，然後就講到了北魏的佛教史（太祖時的法果、世祖時的惠始，滅佛、高宗時代恢復佛教，以及師賢、曇曜等等）。《隋志》卻有很大的不同，可能是佛教史學這個時候已經相當發展，後來的描述已經遮蓋了前面的敘述，它的敘述多與後來的佛教史相合，最明顯的是，比起《魏志》來，《隋志》多出了⑴漢代桓帝時（147～167）的安世高（安清）和靈帝時代（168～189）的支讖（支婁迦讖）——這也許是為了凸現譯經的意義。⑵多出三國吳康僧會（建初寺與說服吳主）、朱士行（往西域于闐）、竺法護（《放光般若》的譯出）。⑶多出齊、梁、陳的宣譯和寶唱的《目錄》，如“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梁武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

那麼，在這些差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什麼呢？

第一，它刪去《魏志》在佛陀誕生日比附《春秋》，刪去五戒比附仁義禮智信、三皈依比附君子三畏，刪去佛陀去世後“香木焚屍”等等，可以看出它有意與儒家劃清界限，走出依附中國資源，漸漸獨立的趨勢。這種區分自我和他者的做法，常常是宗教成熟的象徵性指標。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士大夫對於佛教的知識也在漸漸增長中，漸漸走出依靠中國知識來想象佛教的水平。其中特別是刪去“五戒”比附“五常”的一段值得格外重視，因為這個比附，是來自北魏曇靜的一部偽經《波利提謂經》。而這時，一方面大概偽經漸漸被揭發出來，另一方面佛教的教理也漸漸為人理解，所以不再用這個說法了。

第二，從最後關於歷史方面的記載中可以看出，一方面《隋志》比起《魏志》更像是一個全景的、統一文明體立場的敘述，更加全面和完整，但是另一方面，它的歷史敘述，私底下是漸漸偏向了南方佛教，從源頭向南方佛教追溯，多敘述南朝佛教偏向“般若”系統。歷史學界，從陳寅恪到唐長孺，常常有文化史上“南朝化”的看法，這是否就是其中之一面呢？

第三，佛教知識已經越來越豐富了，從《魏志》到《隋志》所引用的佛教經典，可以看到不同，如果看冢本善隆對《魏志》的註釋，與章宗源、姚振宗到興膳宏等對於《隋志》的註釋，就可以從他們各自引用的經典上比對出來。

關於這一百多年的佛教史嬗變軌跡，並不是僅僅靠這麼簡單的文獻對比就能說明的，還需要尋找很多證據和資料，但是從這樣的文獻對比閱讀中，也許可以提示給我們一些啟發的思路和粗線條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