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與王陽明什麼關係?

作者：由匿名使用者發表于歷史
2022-11-10

慕桖俊彥RH 2008-11-07

王陽明是心學祖師，也就是心學是他發明的。

張居正是萬曆前10年的宰相，偉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是王的旁支弟子。

心學主張掌握規律，然後想到就要做，所以王沒帶過兵，第一次帶兵就把一叛亂藩王給打敗了，當然他還做過很多出奇的事，比如有說他是武術高手的等等。其實不知道王是不是隻有在相對低層才做的出這麼好的成績，因為他龍場悟道就40出頭了，如果朝中有人或者皇帝賞識的話，王的政治成就絕對應不比張低。

張居正為明朝可以說最偉大的政治家，鍛造了明朝後期的輝煌，沒有他打的底子，明朝江山可以說持續不了那麼久的。他為王一旁系弟子的學生，也是朝中那一系列人員圈子中的一員。

608803400 2008-11-12

生辰：1525年5月24日農曆5。03

忌日：1582年7月09日農曆6。20

張居正，漢族，字叔大，少名白圭，號太嶽，諡號“文忠”，湖廣江陵（今屬湖北）人，又稱張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內閣首輔，明代最偉大的政治家。

5歲入學，7歲能通六經大義，12歲考中了秀才，13歲時就參加了鄉試，寫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廣巡撫顧轔有意讓張居正多磨練幾年，才未中舉。16歲中了舉人，23歲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由編修官至侍講學士令翰林事。隆慶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隆慶時與高拱併為宰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萬曆初年，與宦官馮保合謀逐高拱，代為首輔。當時明神宗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決，前後當國10年，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隱瞞的田地，推行一條鞭法，改變賦稅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財政狀況有所改善；用名將戚繼光、李成梁等練兵，加強北部邊防，整飭邊鎮防務；用潘季馴主持浚治黃淮，亦頗有成效。萬曆十年（1582年）卒，贈上柱國，諡文忠。死後不久即被宦官張誠及守舊官僚所攻訐，籍其家；至天啟時方恢復名譽。著有《張太嶽集》、《書經直解》等。

明朝文臣，內閣首輔，因其輔佐皇帝治理有效，具有重大歷史功績。

明王朝經過兩百多年的風風雨雨，到了嘉靖年間已是百病叢生，危機四伏。紫禁城裡每日設壇修醮，青煙繚繞。幻想長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於《慶雲頌》的華麗詞藻，閉著眼睛將朝政託付給奸相嚴嵩。嚴嵩父子趁機為非作歹，貪贓枉法。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內閣首輔（宰相）張居正被推上了歷史的前臺，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飭朝綱，鞏固國防，推行一條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獲得勃勃生機。

編輯本段“風毛叢勁節，直上盡頭竿”

張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號太嶽。嘉靖四年（1525年），當張居正在荊州江陵（今屬湖北）的一位秀才的家裡呱呱墜地的時候，其先祖的餘蔭對他早已不能關懷庇護，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個白龜夢。夢中的月亮落在水甕裡，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後一隻白龜從水中悠悠地浮起來。曾祖父認定白龜就是這小曾孫，於是信口給他取了個乳名“白圭”，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

白圭的確聰穎過人，很小就成了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歲的白圭報考生員，其機敏靈俐深得荊州知府李士翱的憐愛，他囑咐小白圭要從小立大志，長大後盡忠報國，並替他改名為居正。這一年，居正補府學生。四年後，才高氣傲的張居正又順利透過鄉試，成為一名少年舉人。湖廣巡撫顧璘對他十分賞識，曾對別人說“此子將相才也”，並解下犀帶贈予居正說：“希望你樹立遠大的抱負，做伊尹，做顏淵，不要只做—個少年成名的舉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中二甲進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種見習官員，按例要在翰林院學習三年，期滿後可賜編修。張居正入選庶吉士，教習中有內閣重臣徐階。徐階重視經邦濟世的學問，在其引導下，張居正努力鑽研朝章國故，為他日後走上政治舞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明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廢丞相，設內閣，其職能相當於皇帝的秘書廳。首席內閣學士稱首輔，實際上也就是宰相。張居正入翰林院學習的時候，內閣中正在進行著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當時的內閣大學士只有夏言、嚴嵩二人，二人爭奪首輔職位的結果是夏言被殺，嚴嵩為內閣首輔。

對於內閣鬥爭，作為新科進士的張居正自然沒發言權。但通過幾年的冷眼觀察，他對朝廷的政治腐敗和邊防廢弛有了直觀的認識。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張居正以《論時政疏》（《張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陳“血氣壅閼”之一病，繼指“臃腫痿痺”之五病，系統闡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而這些自然沒有引起明世宗和嚴嵩的重視。此後，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居正沒再上過一次奏疏。

嘉靖三十三年，張居正藉口請假養病，離開京師來到故鄉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國事，親身接觸農民。家境本就貧寒的居正，在鄉間體會到了人民的辛勞、飢寒和痛苦。他在《荊州府題名記》（《張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說：“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併。”這一切不禁使他側然心動，責任感讓他重返政壇。

嘉靖三十六年，張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職。這時的他在苦悶思索中漸已成熟，在政治的風浪中，他模仿老師徐階“內抱不群，外慾渾跡”，相機而動。嘉靖四十三年，居正進宮右春坊右渝德，深謀遠慮的徐階荐居正為裕玉朱載垕的侍講侍讀。逾德只是個虛銜，但由於裕玉很可能繼承皇位，侍裕邸講讀就不是等閒之職了。在裕邸期間，“王甚貨之，邸中中宮亦無不善居正者”（《明史．張居正傳》）。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這一年，世宗歿，裕王即位，是為明穆宗。張居正的機會來了。隆慶元年（1567年），他以裕王舊臣的身份，放擢為吏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土。這年張居正四十三歲，此時的他大概不會忘記自己十三歲寫下的詩句“鳳毛叢勁節，直上盡頭竿”。三十年後，他終於在暗暗的較量中“直上盡頭手”了。

編輯本段“攝夷蠻騷亂，鋤當路芝蘭”

入閣以後的張居正並沒有為個人的升遷而自鳴得意。這時的明王朝，內則土地兼併，流民四散，草譯禍起，國家帑藏空虛，用度匱乏；外則北方韃靼進兵中原，製造“庚戌之變”，南方土司爭權奪利，尤其岑猛叛亂，“兩江震駭”，東南倭寇騷擾沿海，民不聊生。面對這些，張居正無法輕鬆。

而更使張居正感到擔心的還是內閣內部日益白熱化的政治鬥爭。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嚴篙倒臺後，徐階繼任首輔。他和張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遺詔，糾正了世宗時期的修齋建醮、大興土木的弊端，為因冤案獲罪的勤勉朝臣恢復宮職，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歡迎。但不久，隆慶二年（1568年），七月，徐階終因年邁多病，舉籌失措而被迫歸田。次年，徐階的老對手高拱重回內閣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內閣大權。高拱當政期間，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張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後發生嫌隙。高拱又和權宦馮保不和。隆慶六年，穆宗病歿，年僅十個歲的神宗繼位。張居正遂聯合馮保，勾結后妃，以“專政擅權”之罪令高拱回原籍。這樣，張居正就成了首輔，從此獨掌國家大權達十年之久。

平心而論，徐階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幹的首輔，他們為鞏固明王朝的統治作了不少具體和區域性的努力，然而終因缺乏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幹與氣魄，到張居正繼任首輔時，明王朝仍然是危機重重。張居正清醒地認識到，小修小補已無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進行大刀闊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國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慶二年八月，他託《陳六事疏》（《張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從省議論、振紀綱、重沼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他批評空作王霸之辯的人“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而誤認為“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張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明確地把解決國家“財用大匱”作為自己的治國目標。而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鞏固國防，整頓吏治。

還在隆慶年間，入閣不久的張居正在首輔徐階和內閣重臣高拱的支援下，主持了固鞏邊防的工作。

隆慶四年，韃靼首領俺答進攻大同，計劃稱帝。居正聞悉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攜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幾人情求內附，大同巡撫方逢時和宣大總督王崇古決策受降。鑑於此事非同小可，張居正寫信，要祟古立刻把詳情“密示”於他。原來，俺答的第三個兒子死時遺一小孩即把漢那吉，把漢那吉長大娶妻比吉，後愛上姑母之女三娘子並再娶。然而，身為外祖父的俺答也愛上了三娘子意據為己有。於是祖孫之間為一個小女子心中結怨，演出失戀青年離家投漢的一幕。

居正接到報告，再次寫信給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漢那吉，並派人通報俺答：“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張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鑑川策俺答之始》）然後，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時奏疏皇上納降。朝中很多人極力反對，認為敵情叵測．果然俺答的騎兵如黑雲壓城至北方邊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戰事準備並以其孫要挾，俺答終於被迫妥協。居正順水推舟應俺答之求，禮送把雙那吉回鄉，俺答則把趙全等叛臣綁送明室。

把漢那吉穿著皇上官賜的大紅絲袍回韃靼帳幕。俺答見到非常感動，說以後不再侵犯大同，並決定請求封貢、互市，和明友好相處。

隆慶五年，穆宗在後正等人的力勸下，詔封俺答為順義王，並在沿邊三鎮開設馬市，與韃靼進行貿易。北部邊防的鞏固使張居正可以把注意轉向國內問題。

編輯本段“以心奉塵剎，不求自身利 ”

作為—個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張居正對明王朝所面臨的問題有深刻認識的。他認為當時國力匱乏和盜賊橫行都是由於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貪汙，地主兼併，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張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加之皇帝的窮奢極欲，百姓因此才飢寒交迫，落草為寇。由於張居正客觀地分析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正確地把握了問題的實質和關鍵，這才使他的改革能夠順應歷史的潮流，並受到廣泛的歡迎。

基於上述看法，張居正決定從整頓吏治開始他的改革。萬曆元年（1573）十一月，張居正上疏實行“考成法”，明確職責。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對於要辦的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科都到衙門，層層考試，做到心中有數。改變了以往“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張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的拖拉現象。考成法的實行，提高了各級部門的辦事效率，而且明確責任，賞罰分明，從而使朝廷釋出的政令“雖萬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張居正傳》）。

張居正整飭吏治的目的主要還是“富國強兵”，這條紅線貫穿於他的改革之始終，實行考成法的最大收穫也正在於此。

張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時，將追收逋賦作為考成的標準。萬曆四年規定，地方官徵賦試行不足九成者，一律處罰。同年十二月，據戶科給事中奏報，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級處分的，山東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職處分的，山東二名，河南九名。這使懼於降罰的各級官員不敢懈怠，督責戶主們把當年稅糧完納。由於改變了拖欠稅糧的狀況，使國庫日益充裕。據萬曆五年戶部統計全國的錢糧數目，歲入達435萬餘兩，比隆慶時每歲所入（含折色、錢糧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銀兩在內）250餘萬兩之數，增長了74％（《明通鑑》卷六七）。財政收支相抵，尚結餘85萬餘兩，扭轉了長期財政虧虛的狀況。正如萬曆九年四月張居正自己所說的：“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如期之故。”（《張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見，實行考成法雖是一種政治改革，但它對整頓田賦、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更遠遠不能滿足王公貴族的無限揮霍。張居正認為人“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騖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理財還是要以節用為主。他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幾乎都在圍繞這個中心進行。

比如他透過加強對官吏的考核，裁減冗員，節省朝廷的俸祿開支。據對“兩京大小九卿及各屬，有沉濫者裁之”，競“汰冗員二三”。同樣，張居正也透過各種途徑削減朝廷的軍費開支。一方面與韃靼人修好，通貢互市，保持邊境安定，減少戰爭費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減撫賞開支。到萬曆二年，北邊“三鎮二歲之中，所費不過萬餘，而所省已百餘萬”。還透過減客兵，清糧糗的辦法減少支出，“歲所省，兒得數十百萬”。

同時，張居正還要求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勒緊褲帶，和大家一道過緊日子。他不僅多次向神宗提出“節用愛民”，“以保國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費上，也是錙株必較，寸步不讓。萬曆七年，神宗向戶部索求十萬金，以備光祿寺御膳之用，居正據理力爭，上疏說，戶部收支已經入不敷用，“目前支援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他要求神宗節省“一切無益之費”。結果，不僅免除了這十萬兩銀子的開支，連宮中的上元節燈火、花燈費也被廢止。在張居正的力爭下，還停止重修慈慶、慈寧二宮及武英殿，停輸錢內庫供賞，節省服御費用，減蘇松應天織造等，使封建統治者的奢侈消費現象有所收斂。

對於自己的用度，張居正也是力戒奢華。纂修先皇實錄，例得賜宴一次。張居正參加篆修穆宗實錄，提出辭免賜宴。他說：“一宴之資，動之數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節財之道”他還請求將為明神宗日講的時間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燈火費用。

張居正在整頓吏治、厲行節約的過程中，不僅自己廉潔奉公，而且對家屬也嚴格要求。兒子回江陵應試，他吩咐兒子自己僱車；父親生日，他吩咐僕人帶著壽禮，騎驢回裡祝壽。萬曆八年，居正次弟張居敬病重，回鄉調治，保定巡撫張滷例外發給“勘合”（使用驛站的證明書），居正立即交還，並附信說要為朝廷執法，就不能以身作則。對於明王朝來說，張居正確實是難得的治國之才。他早在內閣混鬥、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時候，寫過一偈：“願以深心奉塵剎，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確是做到了。

編輯本段“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

作為一名傑出的理財家，張居正深知只顧節流尚不足以解決問題。而要徹底改善國家財政狀況，還需要進一步開闢財源，增加收入。

但張居正反對透過“開利源”來理財，因為在他看來，“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較多接觸下層人民，深深懂得安民養民後國富的道理，他指出：“竊聞致理之要，惟在於安民。”那麼，如何才能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呢？當時明王朝的龐大機器都由田賦支撐，而田賦收入因土地兼併和負擔不均而很難增加。為此，張居正提出懲辦貪汙，清理欠賦和清查田畝等三項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畝聲勢浩大。

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地，結果“閩人以為便”。於是在萬曆八年，張居正上疏並獲准在全國陸續展開清丈土地，並在此基礎上重繪魚鱗圖冊。

全國大部分地區根據戶部頒佈的《清丈條例》對田地進行了認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縮短弓步，溢額求功。如浙江海鹽“水涯草塹，盡出虛弓，古冢荒塍，悉從實稅。至於田連阡陌者，力足行賄，智足營奸，移東就西，假此託彼。甚則有未嘗加弓之田，而圖扇人役積尺積寸，皆營私窖。遂使數畝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於大部分州縣清丈徹底，革豪右隱佔，額田大有增加。萬曆八年，全國田地為7013976頃，比隆慶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頃。隨著額田的增加，加之打擊貴族、縉紳地主隱田漏稅，明朝田賦收入大為增加。儘管張居正清丈田畝、平均賦稅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認為是下策，並不能真正解決民間賦稅不均的問題。但從理財的角度看，清丈田畝對於朝廷比較全面準確地掌握全國的額田，增加財政收入起了積極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它還為不久推行“一條鞭法”的賦稅改革創造了條件。

張居正很清楚，僅靠清丈田畝還遠遠不能徹底改變賦役不均和胥吏盤剝問題，不進一步改革賦稅制度就無法保證中央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將會有更多的貧民傾家蕩產，不利於社會的安定。賦役改革是一個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過多觸犯權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會引起強烈的反對，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盡棄。

當時，不少地區已在試行適應本地區的賦役改革方案，如應天府（今江蘇南京）的“裡甲銀”，浙江、廣東的“均平銀”，福建的“綱銀”，還有江南的“十段錦”，以及有些地區的“一條鞭法”等。

一條鞭法最早於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贛都御史陶諧在江西實行，取得了成績。當時御史傅漢臣曾上疏說：“頃行一條鞭法。……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則徭役公平，而無不均之嘆矣。”此後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馴在廣東，龐尚鵬在浙江，海瑞在應天，王圻在山東曹縣也都實行過一條鞭法。海瑞在應天府的江寧、上元兩縣“行一條鞭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知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輕棄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 。

萬曆五年，山東東阿知縣白棟推行一條鞭法，全縣錢糧均按地丁起科。但由於這種做法觸犯了官紳的利益，他們便製造浮言，戶科部給事中光懋說：“至嘉靖末年，創立條鞭，不分人戶貧富，一例攤派；……然其法在江南猶有稱其便者，而最不便於江北。如近日東阿知縣白棟行之山東，人心驚惶，欲棄地產以避之。請敕有司，賦仍三等，差由戶丁，並將白棟紀過劣處。”幸虧張居正及時派人前往東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實。於是張居正擬旨答覆：“法貴宜民，何分南北？各撫按悉心計議，因地所宜，聽從民便，不許一例強行。白棟照舊策勵供職。”又致書支援白棟的左都御史李世達：“條鞭之法，近旨已盡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當宜民，政以人舉。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張居正認為一條鞭法不僅不應反對，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國普遍推廣。萬曆九年，他終於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條鞭法。

—條鞭法是中國田賦制度史上繼唐代兩稅法之後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簡化了賦役的專案和徵收手續，使賦役合一，並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後來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條鞭法的運用和發展。

一條鞭法的施行，改變了當時極端混亂、嚴重不均的賦役制度。它減輕了農民的不合理賦役負擔，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別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農民有較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一條鞭法所實行的賦役沒有徵收總額的規定，給胥吏橫徵暴斂留下了可乘之機，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張居正的理財並不限於一味地為朝廷公室謀利，而且也十分重視人民的實際生活。他透過多種渠道設法減輕人民的賦役負擔，有時還直接提出減免人民的稅負。萬曆十年，隨著清丈田畝工作的完成和一條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財政狀況有了進一步的好轉。這時太僕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約達七八百萬兩。太倉的存糧也可支十年之用。這年二月，張居正上疏請求免除自隆慶元年（1567年）至萬曆七年（1579年）間各省積欠錢糧。另外，張居正還反對傳統的“重農輕商”觀念，認為應該農商並重，並提出“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主張。因此也反對隨意增加商稅，侵犯商人利益。這些做法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緩和了一觸即發的階級矛盾，對歷史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編輯本段“面勞瘁於國事，人亡而政息 ”

張居正於國事日以繼日地奔忙，連十九年末得見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喪守制。萬曆九年（1581年），五十七歲的居正，終於勞累病倒。

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居正病逝，捨棄了他十六年始終不放的權力，十年來竭誠擁裁的皇帝，撒手人寰。死後，神宗為之輟朝，贈上柱國，諡“文忠”。他帶著平生的抱負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裡知道，自己一生為國任勞任怨的功德，換來的竟是家族子孫的大難。

張居正一切的改革著已於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損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誤，他死後，有些人就開始了肆意的報復和攻擊。而神宗呢？居正在位時，他不是一直尊其為師嗎？那是出於需要與無奈。他早已耿耿於居正的震主之威。據傳，一日萬曆讀書，唸到“色勃如也”時，誤將“勃”讀成了“背”。突然聽見身邊一聲大吼：“這個字應該讀‘背’！”居正這一聲大吼，讓萬曆真的有些“勃如”了。但礙於居正當權，沒有發作。但從此，居正在萬曆心裡便不是敬愛，而是敬畏了。居正當國十年，所攬之權，是神宗的大權，這是居正效國的需要，但他的當權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權力上，居正和神宗成為對立面。居正的效忠國事，獨握大權，在神宗的心裡便是一種蔑視主上的表現。這是帝王的邏輯！居正既死，神宗這個已經成年的以享樂和追求財富積累為天性的年輕皇帝，開始尋找一種復仇的快慰。

張居正逝世後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薦，他的下臺，標明瞭張居正的失寵。

不久，言宮把矛頭指向張居正。神宗於是下令抄居正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還差點刻棺戮屍。他的家屬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競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致使剛剛中興的明朝，又走開下坡路。整個神宗一朝，沒有人敢為居正呼冤。

然而國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啟二年（1622年），明熹宗為激勵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予以復官復蔭。然一切俱已晚矣！

編輯本段張居正改革

張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號太嶽，湖廣江陵（今湖北沙市郊區）人，明嘉靖中葉進士。隆慶元年（1567年）入閣，萬曆元年（1573年）神宗即位，為內閣首輔，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最負盛名的改革家。

張居正少年時聰穎過人，十五歲為諸生。巡撫顧璘極其欣賞他的文章，中進士後改為庶吉士，每日探討研究國家典制掌故，受到徐階的器重。徐階代嚴嵩當了內閣首輔後，很多事與張居正商議，張居正也升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不到一年，又升為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進入了內閣。張居正眉清目秀，鬍鬚奇長，敢於做事，自信豪放，又城府很深。入閣後非常傲慢，從不採納九卿的意見。每一出語，又很得要領，大家都敬畏他。

高拱排擠走了首輔徐階，作了首輔。高拱與張居正本為好友，便高拱高傲獨斷，不把張居正這個當年的老部下放在眼裡。張居正本以為皇帝年幼，他可以一展抱負，推行變革，可高拱保守，不肯採納張居正的變革建議，張居正雖對高拱很不滿，卻外表跟從前一樣，對高拱十分恭敬。司禮秉筆監馮保，深得兩宮太后和皇帝的龐愛，他與高拱早有矛盾。有一天，一個司禮監的太監到內閣傳旨，高拱斜著眼對傳旨太監說：“這聖旨出自何人？難道十歲的孩童會下聖旨嗎！”（當時皇帝僅十歲）還威脅說：“這都是你們這些太監乾的，等著有一天我要把你們都趕走。”傳旨太監回去後把高拱的話告訴了馮保，馮保很氣憤。高拱已看出馮保的擅權，就召集閣臣張居正、高儀商議除去馮保，張居正平時就與馮保很要好，又認為此時是除去高拱的好機會，就把內閣商議的事悄悄告訴了馮保，馮保去找兩宮太后哭訴，兩宮太后平日就知高拱跋扈，在內閣唯我獨尊，又覺得首輔連個內監都不能容，哪裡有宰相肚量？於是傳旨召叢集臣，下詔說大學士高拱攬政擅權，威福自專，命回原籍閒住，即刻起程，不許停留，就這樣高拱被驅走了，不久高儀也死了，張居正也就做了內閣首輔。

張居正為了取得皇上信任，決定每十天的經宴由自己來主講。明朝有個“經宴”的制度，“經”是由翰林學士或有學問的大臣給皇帝講解經書，“宴”是講經已畢皇帝賞參加的官員們一頓飯吃。張居正要用講經來影響皇帝，樹立自己的威信，經宴日是每月2日、12日、22日，講經時高階官員都出席，只有皇帝一人坐著，其他的聽眾和講官全部肅立，張居正每次除講經外，還講《貞觀政要》，他要讓小皇帝做一個象李世民那樣開明皇帝，他也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