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注文化知識解答 2016-01-28

周作人。

1919年3月2日出版的《每週評論》11期，公開發表周作人化名“獨應”的文章《舊黨的罪惡》。

一、《舊黨的罪惡》創作背景：

1919年2月26日，張厚載把陳獨秀等人將被免職的訊息傳播到上海：“近來北京學界忽盛傳一種風說，謂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即將卸職，因有人在東海面前報告文科學長教員等言論思想多有過於激烈浮躁者，於學界前途大有影響，東海即面諭教育總長傅沅叔令其核辦……凡此種種風說果系屬實，北京學界自不免有一番大變動也。”

針對這樣的傳言，1919年3月2日出版的《每週評論》11期，公開發表周作人化名“獨應”的文章《舊黨的罪惡》，其中有這樣一段“想當然”的“欲加其罪”：“若利用政府權勢，來壓迫異己的新思潮，這乃是古今中外舊思想家的罪惡，這也就是他們歷來失敗的根源。至於夠不上利用政府來壓迫異己，只好造謠嚇人，那更是卑劣無恥了。”

注：“東海”，就是當時的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教育總長傅沅叔”即傅增湘。

二、作者簡介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壽（後改為奎綬），字星杓，又名啟明、啟孟、起孟，筆名遐壽、仲密、豈明，號知堂、藥堂、獨應等。是魯迅（周樹人）之弟，周建人之兄。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的傑出代表。歷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東方文學系主任，燕京大學新文學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運動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並曾任“新潮社”主任編輯。“五四運動”之後，與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與魯迅、林語堂、孫伏園等創辦《語絲》週刊，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曾經擔任北平世界語學會會長。

福滿4 2016-01-19

魯迅先生，出自《林紓的反擊與被反擊》。

歷史背景：

從1919年2月4日起，上海《新申報》為林紓開設專門發表短篇小說的專欄“蠡叟叢談”。一年多來一再遭受《新青年》攻擊的林紓不平則鳴，在17、18兩日連載了短篇小說《荊生》。

《荊生》中虛構了三個既要“去孔子滅倫常”又要“廢文字以白話行之”的異端人物：“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異”和“不知其何許人”的“狄莫”。當三個人聚集在陶然亭大罵孔丘時，隔壁走出名叫“荊生”的“偉丈夫”，一通拳腳把三個人打得落花流水。明眼人一看便知小說中影射的是陳獨秀、錢玄同、胡適三個人，荊生就是練過武功並寫過一本《技擊餘聞》的民間俠士林紓。

就在《荊生》在上海發表的同時，北京城中開始出現政府要驅逐甚至逮捕陳獨秀、胡適等人的傳言。北大學生張厚載是林紓在五城學堂教過的學生，當時正在上海《神州日報》主持一個不定期的“半谷通訊”欄目。1919年2月26日，張厚載把陳獨秀等人將被免職的訊息傳播到上海：“近來北京學界忽盛傳一種風說，謂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即將卸職，因有人在東海面前報告文科學長教員等言論思想多有過於激烈浮躁者，於學界前途大有影響，東海即面諭教育總長傅沅叔令其核辦……凡此種種風說果系屬實，北京學界自不免有一番大變動也。”

“東海”，就是當時的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教育總長傅沅叔即傅增湘。針對這樣的傳言，1919年3月2日出版的《每週評論》11期，公開發表周作人化名“獨應”的文章《舊黨的罪惡》，其中有這樣一段“想當然”的“欲加其罪”：“若利用政府權勢，來壓迫異己的新思潮，這乃是古今中外舊思想家的罪惡，這也就是他們歷來失敗的根源。至於夠不上利用政府來壓迫異己，只好造謠嚇人，那更是卑劣無恥了。”

這是《新青年》同人對於相關謠言的第一反應。一週之後，《每週評論》第12期在“雜錄”中轉載《荊生》全文，並在編者按中明確指出：“有人想借用武人政治威權來禁壓這種鼓吹。前幾天上海《新申報》上祭出一篇古文家林紓的夢想小說，就是代表這種武力壓制的政策的……”

這樣一來，原本是影射小說的《荊生》，被定性為“想用強權壓倒公理的表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該編者按在說明小說中所影射的人物原型時，明確認定“荊生”就是“著者自己”；而同期“選論”中轉載的由李大釗署名“守常”的《新舊思潮之激戰》一文，卻提供了另一種說法：“我正告那些頑舊鬼祟抱著腐敗思想的人：你們應該本著你們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來同這新派思想家辯駁討論。公眾比一個人的聰明質量廣，方面多，總可以判斷出來誰是誰非……你們若是不知道這個道理，總是隱在人家的背後，想抱著那位偉丈夫的大腿，拿強暴的勢力壓倒你們所反對的人。或是作篇鬼話妄想的小說快快口，造段謠寬寬心，那真是極無聊的舉動。須知中國今日如果有真正覺醒的青年，斷不怕你們那偉丈夫的摧殘，你們的偉丈夫，也斷不能摧殘這些青年的精神。”

出現在李大釗筆下的“偉丈夫”，已經被偷樑換柱變換成了當權者的代名詞。“荊生”隨後被《新青年》同人異口同聲地認定為段祺瑞手下的安福系主要干將、陸軍部總長徐樹錚，就是由此而來的。此時的林紓，恰好是徐樹錚創辦的北京成達中學的一名教員。

而在實際上，既無黨無派又敢做敢當的林紓，從來沒有抱過“偉丈夫”徐樹錚的“大腿”，躲在林紓背後煽風點火併穿針引線的主要人物，不過是頗具才華的北京大學學生張厚載。在此之前，《新青年》同人中的錢玄同、劉半農等人，曾就戲劇改良問題對學生輩的張厚載展開過人身攻擊，林紓的《荊生》和《妖夢》，也是由張厚載經手寄往上海《新申報》的。

《新青年》雜誌從1918年10月出版的5卷4期開始，開闢了一個叫做“什麼話”的專欄，專門收集其反面言論。1919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6卷2期的“什麼話”，是由魯迅輯納的，其中的主攻物件同樣是林紓。

魯迅先是抄錄林傳甲的文章，其中有這麼一句話：“吾國維新，歸功林琴南畏廬小說，誰曰不宜？”

接下來是對於“林紓譯小說《孝友鏡》的《譯餘小識》”的抄錄：“此書為西人辨誣也。中人之習西者恆曰，男子二十一外，必自立。父母之力不能管約而拘攣之；兄弟各立門戶，不相恤也。是名社會主義。……此書……父以友傳，女以孝傳，足為人倫之鑑矣。”

魯迅如此輯納相關言論，為的是證明林紓所維護的不是《新青年》同人的“全盤西化”之“新”，而是三綱五常之舊。

倒計時等會說 2016-01-16

沒聽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