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萬里的老師是誰？沒人知道吧？

作者：由匿名使用者發表于繪畫
202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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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萬里的老師王庭珪

楊萬里“為童子時，從先君宦學四方”（《誠齋集》卷126《曾時仲母王氏墓誌銘》），其父楊芾“隱吉水之南溪，號南溪居士雲。家無田，授士以養，暇則教子”（胡銓《楊君文卿墓誌銘》），最初接受的是父親的教育。14歲時，“拜鄉先生高公守道為師，與其子高德順為友，同居解懷德之齋房”（卷39《贈高德順》詩序）。後有《夜雨》詩云：“憶年十四五，讀書松下齋。”便是回憶師從高守道的這段生活。如果其父親不計在內，那麼，接下來的第二位老師就是王庭珪。自17歲進拜王庭珪為師以來，楊萬里就和王庭珪之間建立了一種越來越密切的師生情誼。

王庭珪（1180—1172），字民瞻，吉州安福縣人，政和八年（1118）進士，調茶陵縣丞。“以上官不合，棄官去，隱居盧溪者五十年，自號盧溪真逸”（卷81《盧溪先生文集序》）。自宣和五年（1123）辭官茶陵之後，隱居安福家鄉，著書吟詩，設帳授徒，“主廬陵文盟者六十年”（周必大《跋王民瞻楊廷秀與安福彭雄飛詩》）。同時，“雖不仕，常懷經世心，事苟宜民，必告於當路”，從未忘懷世事。由於“蚤忤上官，晩複流竄，官簿所以不進”（周必大《直敷文閣王公行狀》），以左承奉郎、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而終。王庭珪學問淵博，著述頗豐，“有《盧溪集》五十卷、《易解》二十卷、《六經講義》十卷、《論語講義》五卷、《語錄》五卷、《雜誌》五卷、《滄海遺珠》五卷、《方外書》十卷、《校字》一卷、《停停山叢錄》一卷。公學無不通，而尤䆳於《易》”（同上）。

進拜而師

楊萬里至安福師從王庭珪而問學，時在高宗紹興十三年癸亥（1143）。其《杉溪集後序》（卷84）說：“予生十有七年，始得進拜盧溪而師焉，而問焉。”王庭珪已是64歲的老人。17歲開始師從，為時幾年，卻不得詳而知之。由其《送劉景明遊長沙序》（卷78）所云：“始予生二十有一，自吉水而之安成，拜今雩都大夫公劉（安世）先生為師。”可知其於21歲之前已回吉水，師從王庭珪問學的時間最多不超過三年。又由紹興二十九年王庭珪《答楊廷秀》（《盧溪文集》卷32）雲：“某去歲獲見清矩，慰十年懷想之誠。”知楊萬里後於紹興十七年至十九年在安福師從劉安世期間，與王庭珪仍時有師從來往的。

那麼，所學內容又主要是什麼呢？對此，楊萬里曾說：“其所以告予者，太學犯禁之說也。”（《杉溪集後序》）所謂“太學犯禁之說”，其在《杉溪集後序》中有具體說明：“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在仁宗時，則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時，則有若東坡先生，傳六一之大宗。在哲宗時，則有若山谷先生，續國風、雅、頌之絕弦。視漢之遷、固、卿、雲，唐之李、杜、韓、柳，蓋奄有而包舉之矣。中更群小崇奸，絀正目為僻學，禁而錮之，蓋斯文至此而一厄也。惟我廬陵有盧溪之王、杉溪之劉（才卲），兩先生身作金城，以郛此道。自王公遊太學，劉公繼至，觸犯大禁，挾六一、坡、谷之書以入，晝則庋蔵，夜則翻閱，毎伺同舍生息燭酣寢，必起坐吹燈，縱觀三書。逮暇，或哦詩句，或績古文。每一篇出，流佈輦轂，膾炙薦紳，紙價為貴。嗟乎，若兩先生，當妖禽群啾而發紫鸞之鳴，抑揚驟歌而奏清廟之瑟，鷸冠毳服之競麗，而覿黃收純衣之制，其有大勳勞於斯文，其偉乎哉！”可見，其所學主要是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為代表的古文和詩歌。

作為獨出機杼、自成一體的詩人，楊萬里曾經走過一條曲折而漫長的探索之路，他曾總結說：“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後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於唐人。學之愈力，作之愈寡……戊戌三朝時節，賜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詩。忽若有悟，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卷81《誠齋荊溪集序》）又說：“予少作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體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蓋學後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同卷《誠齋江湖集序》）紹興三十二年壬午（1162）楊萬里36歲以前，作詩學江西詩派，所作“大概江西體”，與老師王庭珪崇尚黃庭堅恐怕不無關係。當然，誠如錢鍾書所云：“北宋末、南宋初的詩人裡，有些是瞧不起江西派而對黃庭堅卻另眼看待的，例如葉夢得和王庭珪；他們的態度恰好像元好問的《論詩》絕句所說：‘論詩寧下涪翁拜，不作西江社裡人。’”（《宋詩選注》）對於王庭珪的詩文，楊萬里也曾如此評價：“先生詩句得法於杜子美。自江西而下不論也。”（卷126《王叔雅墓誌銘》）又說：“少嘗見曹子方，得詩法。蓋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於雄剛渾大雲。”（卷81《廬溪先生文集序》）王庭珪崇尚黃庭堅的詩，然而卻“不作西江社裡人”，“自江西而下不論”，不步江西詩派之後塵，其詩近學黃庭堅，遠承杜甫，走出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風格。而楊萬里對江西詩派始學終棄，既學習前人，轉益多師，又追求“筆下何知有前輩”（《迓使客夜歸》），追求“黃陳籬下休安腳，陶謝行前更出頭”（《跋徐恭仲省幹近詩》），終於落盡皮毛，自出機杼，創造了獨具一格的“誠齋體”，這一點，與王庭珪也似乎不無關係。

王庭珪又是一位剛正愛國、頗具膽識和骨氣的詩人。在南宋朝廷主戰派與主和派的激烈鬥爭中，一直堅定地支援抗戰，反對和議。紹興十二年（1142），也就是楊萬里至安福師從的前一年，王庭珪寫下了著名的詩篇《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二首》，不但熱烈讚揚了胡銓《戊午上高宗封事》“乞斬檜罷和議”（王庭珪《跋曾世選三賢論》）的愛國壯舉，而且直接指斥了秦檜的賣國罪行。“時先生年七十矣。於是先生詩名一日滿四海”（楊萬里《盧溪先生文集序》）。後被鄉人歐陽安永告訐，朝廷以為“謗”，十九年貶辰州（屬湖南）編管。在王庭珪因詩送胡銓而獲罪遭貶之後，也有人謂乃“先生之過”者。楊萬里後來在《盧溪先生文集序》寫道：“裡之士愛先生者，謂詩之禍從古昭昭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適以濟權臣之威、成小人之名，此先生之禍也，亦先生之過也。或曰：先生何過哉？先生言直而詩工耳。言不直，詩不工，世無傳也。世有傳矣，不見媚於明，必見媚於幽，故庭草隨意之詩，空梁燕泥之詩，飛燕昭陽之詩，不才多病之詩，言非直也，詩工而已耳。詩工而非直，猶且小者逐、大者死，況先生之詩工而言直耶？先生何過哉？濟權臣之威，亦稔其惡，先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人成先生之名，先生何過哉？未幾，時相殂，先生得歸。又未幾，今上踐阼，初召，除國子監簿，再召，除直敷文閣。年餘九十，耳目聰明，賦詩作文，不見老人摧頹之氣，朝廷想聞其風采，天下誦傳其詩。禍先生者，何知其非福先生乎？”紹興二十五年秦檜死後，王庭珪獲許自便，於次年春回鄉。孝宗即位，召對，他乘機極言時政，建議“誠宜赫然奮威權，震動天下，委任賢相良將，以掃除宿憤，恢復中原”，力戒“和議斷不可用”（《盧溪文集》卷26《上皇帝書》）。王庭珪堅定的愛國精神、剛正氣概和無畏的人格，給正處青年的楊萬里以震撼、以濡染，在楊萬里心靈深處刻下了永難磨滅的印象。

又，周必大《直敷文閣王公行狀》雲：“公學無不通，而尤䆳於《易》。少嘗師鄉先生張汝明，晚自得於言意之表。漢上朱先生震、文定胡公安國、薌林向公子諲見其解，皆歎賞以為必傳。公亦不輕示人，欲獻公車。會詩獄興，郡守議收公，理掾汪公涓奮曰：王君剛介，勇於義，一紙書招之，必來。他掾變色云云，自請提禁卒、挾廵尉捕公，守唯唯。他掾遂行，至則突入公家。公談笑就逮。家四壁立，惟《易解》鐍篋中，卒疑其貨也，挈以去。他日，公嘆曰：天厄吾書。或謂今藏掾家雲。”王庭珪《易解》20卷雖因詩獄而遭亡厄，未得其傳。但是，後來楊萬里自62歲始，用去十年時間，潛經覃思，作成《易傳》20卷。這是否也受到老師的影響呢？

在王庭珪之後，楊萬里還師從過安福劉安世、劉廷直，師從過廬陵劉才卲，然後於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及第，二十六年初赴任贛州司戶參軍。值得注意的是，正值“而立”之年，才剛剛走上仕途，楊萬里便萌發了“棄官”之念。四十四年後，74歲的楊萬里在《與南昌長孺家書》（卷67）中曾提及此事：“初仕贛掾，庀職一月，有所不樂，欲棄官去，先太中怒撻焉，乃止。”若非其父之“怒撻”，楊萬里竟真的“棄官”而去，那麼，其所為與其師王庭珪棄官茶陵、長隱盧溪又將何其相似乃爾！由此可見，在為學、為詩、為人、為仕等方面，楊萬里所受王庭珪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勤相往來

楊萬里進士及第、初入仕途之時，王庭珪還遠在湖南辰州。而王庭珪獲自便回安福之後，楊萬里卻一直在贛州任職。因而，兩人重新見面，只能是幾年以後的事情了。

紹興二十九年（1159）十月，楊萬里赴任永州零陵丞。當年，曾兩度至安福拜謁王庭珪。王庭珪《答楊廷秀》手簡（《盧溪文集》卷32）雲：“某去歲獲見清矩，慰十年懷想之誠。少年登科，未足為左右賀。一日相見，詞學驟長，語有驚人，茲可賀也。去冬之官，再經敝裡，失於偵伺，辱留手墨，追見不及。家僕回，又辱惠字，何其勤也。”第一次應是專程前往拜謁，兩人相別十年，今“一日相見”，王庭珪喜其學成，故賀其“詞學驟長，語有驚人”。對照王庭珪後來於乾道六年所作“益能為文，以顯於時”（《盧溪文集》卷45《故左朝奉郎劉公墓誌銘》）之評，可見此賀並非客套、溢美之語。第二次則是赴任途中取道安福，因未能謀面，故留下“手墨”，留下遺憾。至零陵後，又有書信命回吉水的家僕送致，可惜已佚。由“慰十年懷想之誠”一語可知，在王庭珪於紹興十九年七月被貶辰州離開安福之前，兩人之間該是常相見的。楊萬里有《題代度寺》（卷2）雲：“一別重來十五年。”代度寺在安福，詩寫於隆興元年（1163）八月，前推15年，正是紹興十九年（1149），足證楊萬里於紹興十九年確實到過安福。也許正是特地趕往安福為老師貶竄辰州送行呢！師生情誼，於此可見一斑。

楊萬里離任贛州，時在紹興二十八年，其《達齋先生文集序》（卷80）雲：（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後四年，某自贛掾辭滿，乃歸南溪”。第二年，便赴任零陵。那麼，其專程前往安福拜謁老師，首先當如師所言，為“慰十年懷想之誠”，其次或許亦為赴任零陵為政之需。因為王庭珪曾任丞茶陵，兩地同屬湖南，雖隔時已久，然風俗民情，畢竟可以諮詢。

隆興元年夏，楊萬里離任零陵歸至吉水，九月，赴調至臨安。時王庭珪已在臨安任國子監主簿，兩人開始又一度密切交往。

楊萬里到達臨安後，王庭珪是其首先謁見的人物之一。九月就有《為王監簿先生求近詩》（卷2）雲：“林下詩中第一仙，西風吹到日輪邊。杜陵野客還驚市，國子先生小著鞭。拈出老謀開宇宙，本來清尚只雲泉。新篇未許兒童誦，但得真傳敢浪傳？”詩中將王庭珪稱為“清尚只雲泉”的“林下詩中第一仙”，譽為“杜陵野客”杜甫；祝其來到皇帝身邊做“國子先生”，只是小試馬力，雖年已84歲，仍當“拈出老謀開宇宙”，大展宏圖；最後表明“求近詩”以“得真傳”之意。其中“杜陵野客”之譽，與後來《盧溪先生文集序》中“其詩自少陵出”之說是一致的。王庭珪則有《次韻楊廷秀求近詩》（《盧溪文集》卷17）詩：“聞說學詩如學仙，怪來詩思渺無邊。自憐猶裹痴人骨，豈意妄得麻姑鞭？曾似千軍初入陣，清於三峽夜流泉。只今老鈍無新語，楓落吳江恐誤傳。”緊扣“詩仙”一語下筆，說“學詩如學仙”，只要修煉到了家，便能“詩思渺無邊”，雖然自痴於詩，也曾被譽為“似千軍初入陣，清於三峽夜流泉”，但畢竟今已“老鈍”，無有新作，只是誤傳詩名而已。一者誠以求之，一者謙以答之，師生授受之意彰顯。

當月，楊萬里又有詩曰《宿徐元達小樓》（卷2）：“樓迥眠曾著，秋寒夜更加。市聲先曉動，窗月傍人斜，役役名和利，憧憧馬又車。如何泉石耳，禁得許喧譁？”王庭珪也有詩《次韻楊廷秀臨安小樓不寐之什》（《盧溪文集》卷10）：“坐待銀蟾上，寒禁酒力加。霜清群動息，雁過幾行斜。樓角猶吹笛，天街又走車。客眠終未穩，人語已爭譁。”兩人不但吟詩唱和，而且共宿徐元達小樓，師生親和之情深在。

十月，王庭珪“以老求去，主管崇道”（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上卷10），離臨安回安福。楊萬里為其送行，作《送王監簿民瞻南歸》（卷2）詩：“潮頭打云云不留，月波潑窗窗欲流。夜寒報晴豈待曉，天公端為盧溪老。盧溪在山不知年，盧溪出山即日還。黃紙苦催得髙臥，青霞成癖誰能那？詔謂先生式國人，掉頭已復煙林深。路旁莫作兩疏看，老儒不用囊中金。”對王庭珪因“青霞成癖”、清尚煙林而“黃紙苦催”、再“得高臥”倍加欽賞，深致敬意。兩人在臨安的交往就此結束，為時一個多月。

隆興二年正月元宵後，楊萬里因父病，離臨安回吉水。當年八月父親去世後，又在家守制三年。服除後，直至乾道六年（1170）四月赴任知奉新縣以前，基本上都在家鄉。王庭珪自回安福後，除去世前一年即乾道七年冬因胡銓力薦、孝宗兩詔而赴臨安、“對內殿”（周必大《直敷文閣王公行狀》）外，也一直是在家鄉。這六七年之中，兩人當時應有來往。乾道七年冬，王庭珪因赴臨安“錫對便坐，富有嘉言”，十二月二十二日被“特授依前左承奉郎、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盧溪文集》附錄《除直敷文閣誥詞》）。時楊萬里已在臨安任太常博士，兩人當時也應有來往。只是這兩段交往皆未見詩文記載，無法考實而已。

晚復託婚

回到安福後，王庭珪於乾道八年“三月己丑（二十一日），乃得微疾啟手足”（周必大《直敷文閣王公行狀》），走完了他93年的人生歷程。三年後，其子王頔（字叔雅）也“坐而云逝，實淳熙二年閏九月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卷126《王叔雅墓誌銘》）。楊萬里《王叔雅墓誌銘》有云：“某少出先生門下，與叔雅有五十年之舊，晚復託昏焉。於誼宜銘。”兩家“晚復託昏（婚）”一事，應該發生在王頔去世之前。《誠齋集》卷52有《回王敷文民瞻家定親啟》，全文雲：“賢者有後，仰玉樹之森然；儒冠多貧，顧席門而陋甚。云何猶子之二女，得配執事之兩孫？伏承某人第一令孫，乃吾家忠襄之甥，生而獨秀；而某侄子第五女孫，為詩人瀘溪之婦，愧其非宜。發幣載欣，揮毫莫敘。”此定親啟既稱王庭珪為“敷文”，而王庭珪在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才被除“直敷文閣”，則最早也應作於八年初之後。

由啟文所述，“某”“猶子之二女”，得配王庭珪家之兩孫，而此啟所定之親，乃“某侄子第五女孫”配王庭珪“第一令孫”。又由《王叔雅墓誌銘》可知，王頔比王庭珪去世才後3年，卻已有“男二人，詹、澹”和“孫男五人”，則此次定親之“第一令孫”，絕非早已生兒育女的王詹，而是叔雅“孫男五人”中第一人，即王庭珪第一曾孫。《盧溪文集》卷39有《詹孫定婚啟》和《澹孫定婚啟》，後者有云：“不揆蓬蒿之室，素欽忠義之門，久接英遊，敢求婚對。”其“忠義之門”之稱，與楊萬里啟之謂“吾家忠襄之甥”相符，則此“第一令孫”或應是王澹之子？但是，問題卻遠非如此簡單。

今據乾隆壬寅重修安福《冷溪王氏族譜》載：“詹，頔長子，字巖魯，行八，配東岡劉氏，子四：澄、洄、瀾、濤。澹，頔次子，字無極，行九，秀才，常（嘗）與侄澄編次祖《盧溪集》。配吉水湴塘楊忠襄先生女。子三：潛、溉、湜。”再據楊萬里《宋故贈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諡忠襄楊公行狀》（卷118），楊邦乂只“生女一人”，“歸新淦進士陳敦書”，則王庭珪次孫澹之所娶，並非如族譜所說為“楊忠襄先生女”，而其實是楊忠襄先生之孫女。又據《冷溪王氏族譜》載：“澄，詹長子，字見可，行二，秀才，嘗編次祖《盧溪集》，配吉水湴塘楊誠齋先生女。”“潛，澹長子，字時可，行七，配湴塘楊誠齋先生女。”再據楊萬里於慶元四年（1198）所作《同王見可劉子年循南溪度西橋登天柱岡望東山》詩（卷38）：“親交久別忽相從，飯罷相將柱瘦筇。”稱王澄（見可）為“親交”，慶元五年（1199）所作《贈王婿時可》詩（同上）：“忠襄先生有賢甥，盧溪先生有賢孫。只今二十能綴文，超然下筆如有神。”則楊萬里之二女，分別配王庭珪之澄、潛二曾孫，當屬實無誤。又據楊長孺《誠齋楊公墓誌》（載吉水《忠節楊氏總譜》），楊萬里有“女五人，長季蘩，嫁進士劉價，皆先卒；次季蘊、季藻、季蘋、季菽，嫁進士王徽、劉億、從仕郎新荊門州司法參軍陳經、進士王潛”，則第五女季菽嫁王潛，應相合無疑，而次女季蘊嫁王徽，徽、澄則字異。楊萬里於淳熙十五年（1188）所作《廬溪先生文集序》（卷81）有云：“先生之孫澹及曾孫徵及其門人劉江詮次先生之詩文凡若干卷，將刻棗以傳。”然而王庭珪曾孫七人之名，字皆從“水”，將徽、澄、徵三字相比較後，完全有理由相信，楊長孺墓誌之王徽、王氏族譜之王澄及楊萬里序文之王徵其實是同一人，而徽、徵則皆為澄之因形近而字誤耳。而《盧溪文集》卷首所附楊萬里序文，“曾孫徵”則正作“曾孫澄”！又據《冷溪王氏族譜》，王庭珪曾孫七人，澄行二，洄行三，瀾行五，濤行九，潛行七，溉行十三，湜行十六，可知《王叔雅墓誌銘》之雲“孫男五人”依次應指澄、洄、瀾、潛、濤，而溉、湜則出生於頔去世之後。王庭珪於乾道八年去世後，周必大所撰行狀和胡銓所撰墓誌銘載其有“一男，頔；一女，嫁將仕郎彭飛。孫男二人，詹、澹，皆世其業，孫女二人”，雖皆未言及曾孫，而王頔去世才僅僅后王庭珪三年，卻已有“孫男五人”，不可能全在王庭珪去世之後出生。但王潛至慶元五年（1199）尚被岳父在贈詩中稱揚為“只今二十能綴文”，卻可以說明他應該出生於曾祖王庭珪去世之後。則定親時間，也應在王庭珪去世之後。

至此可以明白，啟文中“云何猶子之二女，得配執事之兩孫？伏承某人第一令孫，乃吾家忠襄之甥”，所稱“執事”、“某人”，原來不是指王庭珪，而是指王頔。還可以認定，楊萬里這篇定親啟應該是以他的一位叔父的名義寫的，也就是說，楊萬里二、五兩女各婚配王庭珪兩孫之長子這門親事，是由他的那位叔父出面料理的，所以啟文中稱楊萬里為“猶子”、“某侄子”。同時也可以發現，啟文中“第一令孫”其實應是第一、四令孫，“某侄子第五女孫”也應是某侄子第二、五女兒。或許，季蘊婚配王澄之親已先定，此啟所定只是楊萬里第五女季菽與王頔第四孫王潛之親事。然而今存啟文何以誤為“第一令孫”和“第五女孫”？則無從考證，姑存疑耳。

楊萬里與王庭珪兩家“晚復託昏（婚）”，結為姻親，將自己二女許嫁給老師兩曾孫，這一事實充分說明其師生之間無比親密的情誼。

師恩永銘

在王庭珪去世三年以後，其子王頔也於淳熙二年（1175）閏九月一日去世，且“將以明年十二月庚申葬於安福縣翔鸞鄉青陂之原”（《王叔雅墓誌銘》）。楊萬里牢記“某少出先生門下，與叔雅有五十年之舊，晚復託昏焉，於誼宜銘”，為作《王叔雅墓誌銘》。在這篇墓誌銘中，楊萬里由子及父，寫王頔“六經、百氏，悉鉤其深，尤邃於《春秋》，初，文定胡公（安國）過瀘溪先生草堂，與先生講《春秋》，叔雅從傍聽之，即能陳說大義”，寫王頔“少從先生，賦《早行篇》，先生驚喜曰：吾子亦能詩乎！遂授以句法”；寫先生送胡銓詩獄發時，王頔“願以身代之罪，若笞死、庾死，唯命，翦之市朝，亦唯命”，寫先生已謫辰州貶所後，王頔不顧“狸嗥鼯嘯，非人所居，崖路攀天，下則入阱，距家二千餘里”，“徒步省覲，胝足血指，一歲再行，行不可至，至不忍歸”；寫王頔“一再試於有司，即棄去，曰：持古晞今，可乎”；寫孝宗“即位，聞先生名，兩詔召見，先生往來道途，叔雅皆侍行，禮部侍郎周公（必大）嘉叔雅之勤，欲白之朝，有以旌寵之者，叔雅力辭焉”，等等。擇事謀篇，字裡行間，充溢著對先生父子的深厚情誼和誠摯敬意。

至淳熙十五年（1188），王庭珪“先生之孫澹及曾孫澄，及其門人劉江，銓次先生之詩文凡五十卷，將刻棗以傳，而太守朱公（晞顏）子淵復刻其詩於郡齋，澹屬萬里序之”，楊萬里深感自己“嘗侍先生之杖屨，聞先生之誨言者，欲辭，敢哉”，故於當年“九月晦日”為作《盧溪先生文集序》，且不忘署名時自稱“門人”。序從紹興十二年先生以詩送胡銓貶新州而“詩名一日滿天下”寫起，對先生的壯舉加以充分肯定和讚揚，接著對先生的詩文作出了高度的評價：“蓋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於雄剛渾大雲。清江劉清之子澄評先生之文，謂廬陵自六一之後，惟先生可繼聞者，韙焉。”表達出楊萬里對自己老師的真誠推崇。

對老師的恩誼，楊萬里可謂永生難忘。在王庭珪去世三十年以後的嘉泰二年（1202）壬戌，76歲的楊萬里重新讀到其《與彭郎凌雲將仕》手簡，仍激動得難以平靜，因而於正月十二日為之題寫跋語。《誠齋集》卷101有《跋王瀘溪民瞻先生帖》，全文雲：“瀘溪先生以詩取老檜之嗔，二沈希其意，出力擠老先生，以策元勳，竟何成耶？先生料其不三年必有大咎，果若其言。又四年，檜亦殪。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嘉泰壬戌後五日，門人楊萬里敬書帖尾，而歸之其宅相彭夢協雲。”考《盧溪文集》卷31《與彭郎凌雲將仕》手簡六幅之一有云：“己巳冬，作書與彭彥直、王十五迪洪時雲：（沈）昭遠欲陷我而進身，我非凡人，二沈不出三年，必有大咎。彥直以示同僚，端修亦聞之，莫不笑以為狂言。近方知端修死狀與昭遠無異，皆不出三年。天道如是，我又何憾！當有歸日矣。”故知所跋“王瀘溪民瞻先生帖”即《與彭郎凌雲將仕》手簡。又《盧溪文集》附錄有《楊文節公誠齋跋王瀘溪手簡》雲：“嘉泰壬戌人日後五日，門人楊萬里敬書帖尾，而歸之其宅相彭夢協雲。”故知集載跋文“嘉泰壬戌後五日”中，“壬戌”後脫“人日”二字，人日為正月初七，後五日，當為正月十二日耳。師亡已三十年，仍不忘自稱“門人”，師恩永銘之心，可鑑！可嘆！